08.14 我不是“一只能逮到老鼠的好猫”

我不是“一只能逮到老鼠的好猫”

我不是“一只能逮到老鼠的好猫”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发表了著名的"猫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真正理解“猫论”的伟大和想做一个“好猫"时,已进入了不惑之年。

1998年,我被授于少尉军尉,走进雪山边防,戍守帕米尔边关。那个时候,我曾定下“发展目标”:30岁前成为青年作家。我疯狂的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公文,出版了诗集,写了报告文学集《风雪帕米尔》.....这些耗费我大量的精力,稿费收入却不多。文字虽给我带来了精神上的快乐,但却在物质上不能让我成为富翁,我甚至谈得上穷。这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没逮到钱这个"老鼠",没能让自已致富,并不是"一只好猫"。

我不是“一只能逮到老鼠的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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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一度认为,自己的穷是因为选择了写作这条路。因为,我纵观历史,文人常常和物质无关,从历史来看大多文人是穷困潦倒之人:老子西出函谷关,骑一青牛和带一行囊,留下了后人用之不竭的哲学思想,但当时的他是一个穷人;庄子宁愿做池塘里的乌龟而不愿意做被人供奉的牛羊,所以也一生贫困;大思想家王充,小时候“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大诗人李白31岁时穷愁潦倒于长安,后构石室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也一直在半饥半饱中度过了一生;大诗人杜甫穷得连小儿子都饿死了,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形象的写出了他的穷愁困境;超级文豪曹雪芹半生潦倒,“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这些文人因为过着不类于常人的生活,因而形成了超越的作品和人品。在金钱面前,文人几乎莫名其妙就沦为社会的最下层人士,到底是啥原因了?归根结底是社会终究是势利的社会,需要违情违性去经营;或者大多文化人压根儿就不懂得经营和管理财富,也可能是他们任情任性甚至于越过常理,自然难以和靠理性滋长的财富同行了。从另一方面说,在钱和物质面前,文人总是清心寡欲,不适应社会的大趋势,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你不去拼去争,坐而论道,只有受穷。

在部队时,我不抽烟,喝酒少,对部队给我每月发的3000多块工资已经很满足了,总为自已是一个有文化的尉官而骄傲。为国为民守边防嘛,就是奉献,思想很纯洁。我自己本身也没在挣钱上下功夫,回报当然少,一直以来,日子也就刚刚过得去的样子。

我不是“一只能逮到老鼠的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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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我受家族的影响,想做一个文化人,有过作家梦。

我5岁开始读《说岳通俗演义》等大部头著作。高中时,我选择了文科班,喜欢古诗词和历史地理,对散文诗很是痴迷。

当兵后,我任连队文书,为连队写个材料,办个板报,代战友写个情书等,更在不知不觉中磨练了自己的文笔。我的文学才华从上军校时开始显现,还记得《一步一个脚窝,一个脚窝一首歌》那篇演讲稿,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办的板报多次得了奖,当时被学校领导和同学们称为“邓才子”。正是这个称号,让我不务“挣钱”的正业。

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高原边防,到团部那天,受领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为团队书学“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六九二二部队”这个牌匾。我在师机关工作时,是专门为师机关写会标的,写个牌匾是小儿科,牌匾写起后,得到了团长的赞许,挂在大门口,一直挂了5年。团长让我留在了组织股,专门写材料。

从此,我与文字不离不弃,后来因为材料写得好,调到军区织处,但我与追逐金钱却渐行渐远,我虽无钱,但也不爱钱,环境和思想决定我不能成为“抓老鼠的好猫”了。

我不是“一只能逮到老鼠的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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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变了,不以思想的修为为中心,而是以追逐金钱为中心,加之时代不同了,大环境变了,文化人多了,文化人在人们眼中,重量在减轻。时间进入2000年以后,我还是固步自封,醉心于文字,感到写文章比做一些挣钱的事快乐。但我那“文字板斧”却不能为我带来物质上的丰裕,生活一直很窘迫。

与社会人打交道,一次次地感到我“舍本逐末”,与社会格格不入,这让我开始反思。我意识到只有文字,人生会很轻飘。真正的文化人,不是只在纸上写文章,不只是读书才做学问,任何事做好了都是学问,都是文章。所以,我提醒自已,不要认为自己会写几篇文章,而看不起不会写文章的人,能让自己赚钱的文化才是真文化、真学问。自己写的情爱之类的东西,只是自己的一种心情,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物质,而不是我的心情。

文人怎么赚钱?赚钱的套路和方法多,虽然写文章也可是一个职业,但自己好像没多少好的路子。

想起那些和超级文豪曹雪芹一样“酒常赊”的日子,我记住了三点:一是会写文章,不代表有能力赚钱。当下,不为物质而文,一分钱不值;二是多一些算计,量入为出,是每一个富翁的成功之道,富人的文化才是文化的精髓;三是走出文字的诱惑,学会投资,并要让行业的劳动力回报率超过资本的回报率。只有做好这三点,我才会融入这个社会的主流,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才不是一个迂腐的文化人。

如果说文人固穷,我已年过四十,已经没有穷的权利。因为我是男人,必须对更多的人负责。余生,不长也不短,我需要做的,就是必须用笔和自已的文化穿行在这个城市乃至全中国,努力跑到社会食物链的前面,做小平同志“猫论”的践行者,让自己也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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