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A 時拾史事 今天
（日本外相松岡由紀夫為紀念1940年在東京舉行的海外日本人會議而寫的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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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我們講到，在19世紀中後期日本曾掀起過向美國移民的浪潮。不過，直至二戰時期，美國的日本裔人數也並是很不多，大約只有12.7萬人，多數聚集在加利福尼亞某些地區。其中，1/3屬非歸化、第一代公民，稱為Issie，2/3是歸化公民或美國出生的公民，稱為Nisei。
雖然移民到了美國，但是Issie對祖國的愛並沒有停止。這種愛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充分具體化，在對日本的戰爭援助中得以體現。
二戰中的日裔美國人
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變標誌著日本對中國全面作戰的開始。隨後，美國西部每一個日本社區都成立了緊急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為支援祖國不遺餘力，他們先是進行親日的宣傳，以抵制指責日本發動戰爭的輿論宣傳。為此，各委員會印發了英文的政治小冊子，主辦了公開演講，並宣傳特別的廣播節目。在舊金山，截至1937年12月，委員會出版了11種小冊子。
諸如“中國的麻煩”、“戰鬥的目的是什麼？”這種題目的小冊子大約有5--6萬本被印製並廣泛分發；在俄勒岡，委員會印製並分發了20000份題為“1937年華北事件”的小冊子。所有的小冊子都詳細介紹了日本政府在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的“正當”理由。
（和其他國家的移民一樣，日本移民組織在他們的祖國受到考驗時給予了同情和幫助。在1937年至1941年12月的中日戰爭期間，來自日本的太平洋沿岸移民為祖國的士兵募集了資金和救濟物資。在這張照片中，日本舊金山協會收集的一盒盒禮包躺在人行道上，等待運往日本陸軍部。）
與此同時，委員會還籌集了資金和貨物，並將其送至日本，用於資助那些有親人參戰或親人在戰鬥中陣亡的家庭。在華盛頓的亞基馬，1937年8月，Issei的領導人在當地組織了一個緊急委員會。從那一天到1939年3月，該委員會為籌集了5775美元，對於1940年僅有814名人口的小社區來說，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款項。在同一期間，該委員會彙集了1714名日本士兵，並通過日本駐西雅圖領事館將他們送到了中國前線的日本陣營裡。
此外，他們還給在中國前線的日本士兵寄去了禮包，裡面裝滿了諸如菸草、剃刀、乾果、肥皂和糖果之類的東西。禮包中還常常出現護身符，這種護身符是一長條布，長度約為1米，據傳是為了保護日本士兵免受中國敵人的傷害，由不同的少女縫製而成的，每條縫有1000針，故名為
“千針帶”。
（千針帶是一條長15釐米，長90–120釐米或布條。作為日本帝國神道教文化的一部分，婦女千針帶作為士兵的護身符送給他們。）
許多Issie還努力向他們的孩子灌輸日本愛國主義精神。日語學校的老師通過教授日本學生寫有關中日戰爭的文章，在日本青少年中宣傳日本的愛國主義精神。許多老師還教他們的學生給日本士兵寫感謝信，並轉交給中國前線，比如：
在華日軍：
快到年底了，那邊可能很冷。對於生活在陽光明媚的南加州的我們來說，很難想象你的艱難。我們每天都從報紙和收音機裡瞭解你們的英雄事蹟。我相信，全世界人民很快就會對你們為正義而奮鬥的努力表示感謝，我希望這一天會很快到來。根據最新消息，我們得知帝國軍正在對南京發動最後的進攻。我們每次看早報時候都很興奮。我祈禱你們能儘快勝利，併為在東方恢復和平而努力。我等待著你們作為勝利的英雄返回家園的那一天。
中村次郎
1940年11月日本政府在東京主辦第一次海外日本人會議，Issie的愛國主義達到了頂峰。會議中，來自滿洲、東南亞、美洲和其他地方的代表首次聚在一起。日本政府向北美的每一位代表頒發了獎章。這些獎章具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幾十年來，Issie一直覺得自己受到了祖國的排斥，他們經常使用“kimin（一個被遺棄的民族）”這個詞來指代自己。
（雖然日本天皇和女皇沒有參加1940年的日本海外會議，但他們保留了座位，以表明他們的象徵性存在。）
20世紀初，在美國西部發生的排外運動中，日本外交人員為了外交上的需要，常常犧牲移民的福利。日本的許多官員和知名人士，也會傲慢地鄙視他們背井離鄉的同胞，認為他們是沒受過教育的人，並認為排斥運動完全是由Issie自己在美國的無知、不端行為而引起的。因此，1940年的會議標誌著日本接受了Issie。通過召開這次會議，日本政府終於向所有海外日本人伸出了援手；通過向北美的代表頒獎，政府承認了日本移民自19世紀以來在美國和加拿大作出的具體貢獻。總之，在1941年12月7日的這個決定性的早晨，Issie愛國精神在第一次海外日本人會議上達到了頂峰。
關押日裔美國人的集中營
不過，Issie的愛國行為也產生了許多嚴重後果。首先，愛國行為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成了對Issie領導人進行逮捕拘留的一個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給美國帶來種種仇怨、報復心理，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公然踐踏公民自由的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導致類似的結果，生活氛圍中也不像一次大戰那樣充滿種族或文化歧視。美國人照常吃德國泡菜，而並未將其改名為“自由泡菜”。他們對德國裔或意大利裔美國人並未表現出仇視，相反似乎能夠接受政府的宣傳：我們的敵人不是德國和意大利人民，而是他們所屬的罪惡的政治體制。
但在整體容忍程度下卻有一個明顯的例外，從一開始，美國便對日本裔群體採取了不同的態度，日本人的某些種族文化特徵都遭到美國的深刻歧視。政府宣傳和民間傾向都使人們相信，日本人是一個狡猾、邪惡、殘忍的民族。聲名狼藉的偷襲珍珠港行為更堅定了人們對日本人的普遍看法。
（1937年和1938年，日本帕薩迪納協會領導了一個由Issei社區組織組成的團體，為日本軍方籌集和捐贈資金，用於購買兩架飛機：一架海軍戰鬥機轟炸機和一架陸軍聯絡飛機。）
在30年代，美國情報機構一直密切監視日本移民社區，但方式並不不協調統一。但1939年夏天卻發生了變化，當時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命令陸軍和海軍情報部門在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的指導下協調所有的監視活動。美國情報機構將幾乎每一個從事愛國活動的Issie領導人都列為危險的敵國人，聯邦調查局在珍珠港事件當天和之後不久逮捕並拘留了這些領導人。
其次，Issie愛國主義在Issie和JACL（Japanese-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日-美公民聯盟）的Nisei領導人之間製造了深深的裂痕。從1939年開始，FBI、陸軍和海軍情報人員開始聯繫JACL，調查涉嫌不忠的Issie領導人。用歷史學家田中的一句話，“在1939年和1940年，一部分JACL的領導階層開始妄稱自己是判斷和評估日本社會成員忠誠度的權威。” 當被要求合作“防範聯邦特工的破壞和間諜活動”時，“JACL的大部分代表認為，Issie的愛國熱情超過了他們公開表達的對美國人的忠誠。”這樣的JACL領導人自然會被被視為“FBI的間諜和走狗”。Issie的愛國民族主義也同樣在Issie一代和明確譴責日本在亞洲的軍事侵略的少數日本左翼人士和進步人士之間製造了裂痕。
關押日裔美國人的集中營
拋開中日民族立場不談，Issie這樣的愛國行為是很正常的。戰爭期間，每一個移民群體，不管是亞洲移民還是歐洲移民，在危機時刻都向自己的祖國提供了愛國援助。20世紀，中國移民對孫中山的援助在清王朝的滅亡和民國的建立中起了重要作用。韓國移民從事民族主義活動，促進一個沒有日本殖民統治的獨立朝鮮的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移民支持他們的祖國，而希臘移民則與他們的同胞一起與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作鬥爭。在愛國認同方面，日本人與這些其他移民群體並無不同。
然而，從另一個意義上說，Issie愛國主義在日本移民美國的經歷中有著獨特的基礎。根據美國入籍法，Issie被歸類為“沒有資格獲得公民身份的外國人”。與大多數其他移民群體不同，他們被剝奪了入籍權，無法參與美國的政治進程。此外，許多法律和社會障礙將他們限制在社會的狹窄領域。從經濟上講，Issei人只從事某些職業；從社會上講，他們是被隔離居住的，被禁止進入許多公共和私人機構。隨著1924年聯邦移民法的通過，反日排斥運動達到了高潮。
（1940年11月日本政府在東京主辦的第一次日本僑務會議的出席者中，有62名代表美國幾乎每一個日本移民定居地的官方代表，還有400多名來自美國的非官方訪問者。）
Issie的這些經歷給他們留下了幻滅感和痛苦的怨恨。1924年7月1日《移民法》生效後， Issei在美國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未來。對祖國支持的基礎是美國先前對Issie的拒絕。
他們從來就不是美國政治的一部分，他們也知道永遠不可能成為美國的一部分。作為政治上的賤民，他們在美國沒有任何可以在政治上認同的東西，這種空虛最終增強了他們對祖國的愛國認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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