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垣縣仲子路墓是真墓還是假墓》一文中，筆者提到，長垣縣蒲城子路墓前的千年墓祠，在元末戰爭中，遭受重創。到了明朝的弘治八年，知縣杜啟，僅僅是重修了石碑，並沒有怎麼修墓祠。到了正德丁丑年，陝西人張治道來任長垣縣知縣，卻已經見不到那座千年墓祠了，他寫道：“舊有祠，自春秋暨今，千有餘年。其間兵燹凡幾經，且統隸無常，祠遂廢而弗存。城東三里只祗見其墓。”此時城內千年古祠蕩然無存，僅剩城外光禿禿的子路墓了。
張治道打算重修這座千年古祠，但為了不加重長垣百姓的經濟負擔，他想出了一個妙招。他看中了城內南街的一座佛寺，“鋤其寺，立去其佛”，設子路像於內，懸河內公祠匾額。如此這般，以極低的成本重現了子路祠，規模如下：“是祠也，殿宇以間計，三；門宇以重計，二；木大小以根計，則用八百有奇；磚以個計，則用一十二萬有奇。” 該工程，興工於五月六日，次月十二日完工。結束後，張治道立碑以記。
雖說這座長垣城內的子路祠，重現了子路祠，但卻跟長垣蒲城的千年古祠，一點傳承關係都沒有。
而長垣縣城外的子路墓，年久失修，有所塌方。大明正統年間，知縣蕭翼重修子路墓。天順間，知縣劉弘增修子路墓。成化五年，欽差大理寺左寺正劉瀚書寫“大賢河內公子路墓”數字，巡按監察御史俞藎摹寫樹碑，立於子路墓前。
弘治十八年，知縣白思誠悉撤其舊新之。以上諸次修繕，大概都沒有修建墓祠，這也就是為什麼正德年間張治道所說的“祠遂廢而弗存，城東三里只祗見其墓”。到了嘉靖三十五年，知縣鍾崇武為子路墓置祭田六畝，既然有了祭田，一般就有了守墓人，自然有了墓祠。所以嘉靖年間的《長垣縣誌》就記載：“仲由墓，在城東北三里，墓前有祠。”
至此，長垣縣出現了兩座子路祠，一座，是正德年間知縣張治道將佛寺改的，一座是子路墓前的墓祠。
下面分而述之，先說墓祠和墓：
隆慶六年，知縣胡宥重修墓祠，置祭田五十畝。
萬曆三十年，墓祠頹敗不堪，知縣張文炫重修，煥然一新。
萬曆四十三年，大名府知府陳所行批准泗水仲氏六十代宗子仲銓之子仲則達、仲則威分守長垣、開州、清豐三墓。
泰昌元年，董象恆來任開州知州，開州人仲師孔對仲則達、仲則威發起訴訟，稱自己的祖上早在嘉靖年間就被官方認定為奉祀生員。在御史周萬鎰和開州知州董象恆的支持下，仲師孔被立為奉祀生員，管理開州、長垣、清豐三處子路墓的祭祀。之後，仲則達、仲則威一度重回泗水原籍，時間長達十二年之久。
崇禎五年，仲則達、仲則威向大名兵備道盧象升提出世承墓祀的請求。崇禎六年，仲則達、仲則威再次獲得官方批准，成了奉祀生員，管理開州、長垣、清豐三處子路墓的祭祀。而仲師孔則被褫奪奉祀地位。
崇禎六年十月十六，吏部尚書長垣縣人王永光撰《崇禎六年復先賢子路墓田碑記》立碑於仲子墓，記載仲子六十代孫仲則達、仲則威重新守墓、接管祀田的緣由。
仲墓晚靄圖
清朝之前，長垣仲子墓祠的規模如下：前有山門，山門右旁立“先賢仲由祠墓”巨碑。過山門為牌坊，上書“三善遺蹤”金匾。過牌坊為影壁牆。牌坊與影壁左側為廡一排，右側為筒子樓三層。影壁後為子路祠主殿，門上方有“先賢河內公墓”六個大字，後改為“正大高明”匾。主殿後為子路墓，墓前有巨型石碑，上書“大賢河內公子路墓”（字徑七寸）。整個祠墓佔地數十畝。春秋二祭，除祀田所得外，縣衙每次撥銀三兩為助。
清朝康熙十八年，知縣宗琮、教諭劉漢裔因年久毀廢，建修門堂牆垣塑像，種樹，煥然一新，有碑記。
乾隆十九年，知縣屠祖賚、邑人貢生楊鍾恆重修。
乾隆二十七年，知縣吳鋼再次重修。
乾隆五十六年所立石碑記載，每年九月九日重陽節，在子路墓前舉行敬賢大會，公佈子路墓附近村民的優免事項。該碑碑高1．93米，寬0．71米，厚0．2米，今存。
可惜的是，20世紀30年代黃河氾濫，子路祠墓均被沖垮，如今僅剩遺址，墳頭都沒了。但僅《仲子三墓誌》流傳下來的讚頌長垣河內公墓的明朝詩歌就有一百餘首，其文化積澱不容忽視。最近聽說長垣縣在子路墓附近規劃廣場，要大興土木，希望仲氏族人能乘此東風，將重修子路墓和子路祠的議程提上來，讓千年古祠早日再現，庶幾可以告慰先賢。
再說長垣縣城內的子路祠。其實在明清兩代，城外的墓祠的意義已經跟墓捆綁在一起，跟城內的子路祠，在功能上平起平坐了。
據《長垣縣誌》記載，長垣子路墓祠的祀典是：“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春祭於墓，秋祭於祠。祭日備器神位前：陳帛二、羊一、豕一、鉶一、簠二、簋二、籩四、豆四、爵六、爐一、鐙二。主祭官公服詣祠內贊引，行一跪三叩首禮，興，行獻禮，詣神位前，跪連三獻爵，叩首，興，復位，行一跪三叩首禮，畢。”
可見不管是城外的墓祭，還是城內的祠祭，都是很隆重的大事。
作者：仲聿修 錄自宋廣民主編《長垣文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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