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導讀

嚴嵩是明朝著名權臣之一，也是著名的貪官之一。在他擔任內閣首輔以及閣臣的二十年中權傾朝野，大力培植黨羽，排除異己，行賄者絡繹不絕。

自明朝初年，太祖皇帝朱元璋宣佈廢相，其結果就導致了內閣的地位逐漸上升，因此身為內閣首輔的嚴嵩，權利也隨之越來越大，隨之而來的便是導致了嚴嵩的鉅貪。

嚴嵩

嚴嵩時期的內閣閣權是明代成年皇帝裡面所能容忍的閣權極限，也代表了明代閣權的制高點。

嘉靖時期：嚴嵩的“粉墨登場”，內閣權利達到頂峰

首先，明朝自從“胡惟庸案”事件的發生，太祖朱元璋便意識到自己的危機感，並不再相信丞相，他害怕再有類似相權的強大實力出現，於是他無論大事小情均事必躬親，這是他的治國理念。朱元璋從小貧農出身，幹活多，廢除相權後雖日理萬機，但他處理公務能力十分強，因此還可以應付前期的繁雜事務。

嘉靖皇帝

但只能說明朝的皇帝並不是都能像朱元璋一樣勤勞，嘉靖皇帝就是一例，他認為皇帝應過著舒適的生活，對於閣權可以重一點，朝廷是否有相權也並不是十分重要。

因此嘉靖皇帝非常放心的將朝政大權交給了內閣首輔去處理，自己要做的便是將內閣首輔緊緊的控制在自己的掌控之內，同時他開始扶持內閣的強大反對勢力，使得這兩者能夠互相制衡，使得內閣能夠盡力的輔佐朝政的同時，又不能對皇權造成一定的威脅。

嘉靖皇帝平時注意抑制內閣首輔閣權的過度膨脹，當他發現閣權過大時，便有預謀地打擊閣權。張璁初任內閣首輔時，深得嘉靖信任，隨著地位的鞏固，在勇於任事的同時也竭力攬權，但當張璁地位高、權力重時，嘉靖皇帝擔心張璁形成對抗君權的勢力，他經常找尋機會，挫其鋒芒，抑其權勢，迫使他服服帖帖地為自己效力。

張璁

嘉靖皇帝為了加強皇權，因此經常樹立一些反對派來制衡內閣首輔。張璁任職內閣首輔時，由於其氣勢正盛，嘉靖皇帝為了打壓他，拜開始扶持夏言對抗張璁，限制張璁權力的膨脹。張璁、夏言鬥爭，最終以夏言勝利為結局。夏言任首輔後，嘉靖皇帝又扶持嚴嵩對抗夏言，最終夏言被殺，嚴嵩獲勝。嘉靖皇帝又扶持徐階對抗嚴嵩，結局可想而知。

因此縱觀嘉靖在位時期，內閣首輔之間的鬥爭一直存在，且十分激烈。當然這都是嘉靖皇帝故意安排的下場，這也是他最想看到的畫面。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的馭臣之術嘉靖皇帝才能牢牢的控制住內閣的權利，使之不能與皇權對抗，同時，這也體現到了嘉靖皇帝的高明之處。

嚴嵩 影視劇劇照

在經歷了這一系列的鬥爭結束後，嚴嵩正式登上了政治舞臺。

嘉靖皇帝即位後，從張璁內閣到夏言內閣，內閣閣權在嘉靖皇帝的支持下不斷上升。嚴嵩內閣延續了這種趨勢。嚴嵩內閣閣權在“大禮議”後嘉靖朝內閣閣權上升的基礎上繼續上升，超過了自張璁內閣以來的所有內閣閣權，達到了嘉靖朝“大禮議”後內閣閣權的頂峰。

整個明代，張居正內閣權勢最大，其次是嚴嵩內閣，但張居正內閣是在皇帝年幼情況下執政的，而嚴嵩是在成年皇帝支持下，且嘉靖皇帝是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因此嚴嵩內閣是整個明朝在皇權支持下權力最重、地位最高的閣權，代表了明代內閣閣權的發展趨勢。

嚴嵩前後掌權 20 多年，權傾朝野，六部大臣都仰其鼻息，不敢與之相抗。嚴嵩憑藉位高權重貪汙受賄，成為中國古代十大貪官之一，這也說明嚴嵩權力之大。嚴嵩權力接近於宰相的權力，經常被人稱之為“嚴相”，並且從諸多史料看嚴嵩已經接近宰相的權力。

內閣司禮監相互制約——“監閣共治”局面形成

要問為什麼嘉靖時期的內閣權利如此受到器重，這主要源於正德時期留下的伏筆。因為在正德時期，是宦官掌握著朝政大權，內閣閣臣根本無法與之抗衡，甚至其中一部分只能依附宦官的勢力，因此內閣閣權衰落。為了制約宦官權利，到了嘉靖時期，內閣的權利便自然而然上升了，此時內監的權利變小，但對內閣的牽制作用依然存在，內閣主要掌握票擬權，司禮監掌握批紅權。

因此在嘉靖朝也不例外，內閣的權力也要受到司禮監的限制。

宦官參政掌權是對內閣閣臣及首輔的最大威脅。在明代政治史中，內閣閣臣尤其是首輔，與宦官勢力的聯繫非常頻繁，構成明代政治史的重要內容。嚴嵩對待宦官的態度，是基於他對形勢的把握，採用務實的做法，適應當時的基本國情，曲線救國。

閣臣多不是理論家、哲學家。在宦官制度存在情況下，嚴嵩只能希望宦官安於職守，不干涉朝政，嚴嵩心目中理想的宦官是：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斷其根，絕其望，使之無知無慾，無煩無惱，成為忠實的奴才，參政而不亂政。

宦官勢力是嘉靖時期政局中的重要力量，嚴嵩與宦官的關係集中在如何使宦官成為依靠力量，以解決政治鬥爭中的需要。在充滿造謠、誣衊、讒毀、血腥殺戮的政治鬥爭中，必須找到強大的政治力量做為依靠，這樣才能具有穩定保護作用。只有處理好與宦官的關係，才能在政壇中生存並發展。

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許多知識分子對宦官的想法發生了顯著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希望藉助宦官勢力改變個人的命運。知識分子思想上的變化也促進了其對宦官制度合法化的接受，社會對宦官制度抱敵視態度者不斷減少，宦官的友好者不斷增加。對宦官信任或敵視的態度很少受歷史遺留成見的影響，而是受政局變化及個人命運經歷的影響。

知識分子們儘管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但由於倫理原則、思想的差異，在不同的學派、不同的社會背景、地域、政派的影響下，存在眾多的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很難達成共識，很容易產生矛盾衝突。許多知識分子有官職，“文人相輕”，加上血腥的政治鬥爭，導致知識分子內部存在殘酷的、血腥的內部鬥爭。

而對權力的崇拜和濫用，使嚴嵩失去了人格和尊嚴。在處理與宦官關係上，體現了嚴嵩特有的政治作風，這是以歷代經驗教訓為出發點，以對現實政治深刻認識為基礎的，

“批紅”

皇帝給予了內閣“票擬”之權，司禮監“批紅”之權，目的是為了讓兩方相互牽制，以確保皇權利益不受損害，儘管明朝內閣與宦官勢力發展的很龐大，甚至有時會成為皇權的對抗力量，但二者終未佔據宰相之位。

明中葉以後，皇帝疏於朝政，只想著尋歡做樂，在此情況下，內閣負責“票擬”，司禮監負責“批紅”，兩方協調使得明王朝中樞系統的日常政務能夠正常處理，使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轉。內閣與司禮監二者權利之間的相互制衡在明朝是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在權力面前，內閣與司禮監必定會鬥爭以爭取權力，這是客觀規律，也是皇帝想要的結果，由此形成了嘉靖朝由內閣與司禮監形成監閣共治局面。

因此我們總結嚴嵩內閣閣權的特點是：

第一，嚴嵩內閣在皇權的支持下，相對行政系統地位進一步提高，權力進一步上升，閣權進一步侵奪部權。第二，嚴嵩閣權相對於皇權下降，受到皇權的緊密控制。第三，內閣首輔相較其他閣員地位進一步提高，權力進一步上升，其他閣臣更像屬吏。第四，內閣掌握票擬權，司禮監掌握批紅權，內閣與司禮監形成監閣共治局面。

第五，首輔核心權力進一步加強，嚴嵩與其他閣臣爭奪首輔的鬥爭非常激烈。第六，從嚴嵩的財產極多和以權謀私的具體操作過程可以看出其閣權極重。第七，類似嚴嵩閣權這樣程度的閣權受到皇帝的嚴密控制，讓皇帝信任，不認為閣權構成對皇權的威脅，在嚴嵩倒臺後，內閣閣權勢必繼續發展，直到達到頂峰，受到皇帝懷疑時，閣權才衰落，最終一蹶不振。

樹大招風：內閣風光過後迎來了自己的“下坡之路”

嚴嵩被罷免後，許階作為嘉靖時期的最後一位內閣首輔登臺，再後來徐階下臺，李春芳、高拱等先後繼任，高拱被罷免後，張居正於隆慶六年六月繼任首輔，直到萬曆十年六月去世。從徐階內閣到高拱內閣，閣權一直在平穩的發展過程中，內閣依然保持強勢。神宗初張居正入為首輔，內閣的權勢幾乎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六部之權盡歸內閣。

張居正 影視劇影響

張居正在高拱罷職後繼任內閣首輔，由於此時明神宗正處於年幼時期，沒有自己的主見，因此張居正受到明神宗、李太后、馮保的聯合支持，閣權上升到明朝內閣閣權頂點，把明朝內閣閣權推向了鼎盛。

明神宗、李太后、馮保和張居正構成了萬曆初年的政治權力中心，張居正包攬了明神宗的皇權、李太后的訓子權、馮保的司禮監權，與自己內閣首輔的閣權合併，形成了強大的閣權。張居正由於和明神宗、李太后、馮保三人保持了良好關係，從而在決策和施政上較少受到牽制。張居正挾閣權積重之勢，提出振紀綱，核名實等一整套針對時弊的改革方案，而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施政要求，這就更加強了作為中樞的內閣的權威。但隨著明神宗長大成人，明神宗對內閣首輔權力過大不滿意，內閣盛極而衰。

張居正死後，內閣閣權一蹶不振，宦官勢力開始抬頭。從萬曆十一年至萬曆末年，以馮保罪謫和張居正被追奪為轉折點，政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內閣閣權轉趨下降。在內閣閣權不斷衰落的過程中，宦官勢力逐漸強勢，到魏忠賢時形成了宦官專權的局面，直到明朝滅亡，內閣閣權衰落，宦官勢力強大。

寫在最後的話

嚴嵩

嚴嵩擔任內閣首輔十五年，入閣二十年，權力很大，閣權很重，成為明代極具有影響力的閣權，在明代內閣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我們知道嚴嵩內閣的閣權並非相權，其實質是協助皇帝“主持工作”，和差遣性工作類似。首輔的原意是“輔導首臣”，從這裡可以看出來首輔的本質。嘉靖皇帝建立內閣這種非法制化的輔政機構，其目的無非是可以幫助自己完成工作的同時，又不能影響到自己的皇權。閣權大小依照嘉靖皇帝的心情而定，隨時可以調整，收放自如，內閣首輔可以隨時更換，隨意性很大。反之，內閣閣權固定化，非皇帝所願，會失去皇帝信任而衰落。

儘管如此，嚴嵩雖並不具有相權，但他兩次擔任內閣首輔共計十五年，在嘉靖帝皇權的支持下，掌權十五年，並能將閣權發展至頂峰，反映出其掌控“內閣”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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