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盒子。
一
巨大的帆船在海面絕望巡遊，東羅馬沿岸所有港口都拒絕其入內，風浪中盡是嗚咽聲。
這是1347年的冬天，帆船上多是逃亡商人，他們剛剛經歷了滅城之痛。
他們來自黑海之濱的港口城市卡法，兩年多前，蒙古大軍兵臨城下，卡法閉城不戰。
久攻不下後，蒙古軍開啟漫長圍城，直至鼠疫出現。士兵把病亡者屍體，用投石機拋入城內。
黑暗籠罩城市，卡法城破，商人們乘船出逃，但瘟疫流言已先一步傳回歐洲。
所有港口對船隊如臨大敵，商船隻能在港口外徘徊。無人料到，船上老鼠先行一步，偷偷泅渡上岸。
疫情從意大利西西里島爆發，很快如黑雪般覆滿整個歐洲。
佛羅倫薩人博卡奇奧記錄下病情的可怖：腹股溝或腋下出現不明腫塊，皮膚大面積青黑，病人3天內死亡，一切以黑色終結。
1347年，意大利淪陷，第二年3月，法國淪陷，黑死病從馬賽、波爾多，一路傳到里昂、巴黎和諾曼底，最後越過英吉利海峽，當年9月傳至倫敦。
1349年英國淪陷，1350年德國淪陷，1351年，疫情傳至波蘭北部，1353年遍佈東歐和北歐。
英國淪陷時，蘇格蘭趁機發動戰爭，結果同陷瘟疫之中。
黑色自此成為噩夢的顏色。
一座座城市論為死城，一條條街道化為空巷，大批房屋牆上被塗上黑色的“P”，警示屋內有黑色病人，迅速遠離。
這是瘟疫與文明慘烈的相逢。歐洲人從哥特尖穹下，從華麗聖詩中恍然抬頭，才發現文明不堪一擊。
無人知曉老鼠和跳蚤是傳染源。教會宣佈，瘟疫是邪靈作祟，貓就是邪靈化身，鼓動人們殺貓，鼠疫因此加劇流行。
各類偏方開始興起，通便、催吐、火烤淋巴結，小便洗澡以及目光療法聯袂而來。
各類療法無果後，絕望的人們開始把生病歸為觸怒神靈。
他們沿街遊行，用鐵鞭互相抽打，高唱著“我有罪”。然而黑暗並未因此褪去，2500萬人在瘟疫中死亡。
這場噩夢持續了近300年，噩夢中，醫生的身影形單影隻。
他們發明了原始的隔離套裝，外觀如同恐怖的鳥人。
這些醫生頭戴禮帽，臉蒙皮套，尖尖的鳥嘴中內置香料和草藥，用來隔絕有毒空氣，全身則穿皮衣皮褲，並打蠟密封。
然而，即便全副武裝，他們的工作也多是搬運屍體，對治療並無好的辦法。當時流行的治療手段是放血，醫生認為，只要毒血流盡，便可痊癒。
中世紀在疫情中垂下黑色的幕布。瘟疫動搖了教會的統治，逝者的遺產催生了資本家，近乎死城的佛羅倫薩中，薄伽丘寫出《十日談》，文藝復興開始。
1665年，倫敦一場大火後，鼠疫悄無聲息退場，只給文明留下一道淒厲的傷口。
那些畫著P字的牆壁倒塌或粉刷，往事不願提起，也漸漸散去。
格林童話中，有一個故事叫《哈梅爾的吹笛人》。吹笛人幫城市引走了老鼠，但市長背信棄義，欺騙了他。
於是，月圓的夜晚，吹笛人吹起笛子，引走了城裡的小孩，消失在大山深處。
童話背後，其實是那場大瘟疫。時間的笛音中，潘多拉的盒子總會被遺棄。
二
在東方，鼠疫加速了一個王朝的滅亡。
1641年春天，山西興縣郊外荒野上，成群的老鼠結隊遠征，向中原進發。
那是崇禎十四年，大明已到日落時分，持續四年的旱災，令赤地千里，小冰河時代的開啟，讓廣東下雪，長江淮河凍結。
在陰冷的蒼穹下，鼠群奔跑在乾裂的大地上。它們越過乾涸的河道，撲向大半個中國。
山東青州、濟南、德州相繼大疫，“天行瘟疫，朝發夕死”，在安徽廬州，九成以上人口因鼠疫死亡，繁華大街如靜夜，無人行走。
帝國境內，到處都是奄奄一息的城市。
崇禎十五年年底，鼠群攻陷天津，崇禎十六年二月，鼠群衝入京城。
倖存者筆記中記錄了文明的崩塌。
官員相坐喝茶，起身時才發現一位已“不起而殞”；兩人騎馬出行，前面的人聊天未得應答，回頭才發現後者已死於鞍上
一個富戶滿門死絕，兩名小偷入室行竊，結果也死於屋中。
一位叫吳彥升的官員，準備去溫州赴任，一個僕人死了，他令另一僕人去棺材店買棺材，久等不回，尋找時發現那僕人也死在棺材店中。
秋天時，京城已無孩童街頭玩耍，史書記載稱“日出萬棺”。
日落後，民間整夜敲擊銅鐵器驅鬼，聲達九重，官府無從禁止。
士兵、小販、僱工、流民大面積死亡，《崇禎實錄》記載稱“死亡日已萬計”。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城時，京城士兵已不足萬人。他佔領的是一座淒寒的死城。
他的行軍路線和鼠疫傳播路線一致，人人迎闖王背後，其實是被鼠疫驅趕的恐怖。
破城之前，一位擔任候補縣佐的福建人，已發現了治療方法，患者每日排成長龍。破城之後，他被亂軍所殺，大勢難回。
最終，鼠疫因宿主大面積死亡暫退，相關的記憶，也因王朝更迭，沉沒在史書角落。
多年後，上海交大學者發表論文稱：鼠疫亡明，複雜的政經亂局背後，瘟疫改變著歷史走向。
學者稱，伏筆很早便已埋下，明嘉靖時，大面積牧場被開墾為農田，草原鼠與人類頻繁接觸。此後，連年旱災令鼠群外出尋水，饑民又食鼠充飢，鼠疫已不可避免。
對於農耕文明而言，帝國始於擴張，王朝終於鼠疫，疫情背後，藏著文明的警示。
三
鼠疫的陰雲一直到二十世紀才散去，也直到此時，人類才知鼠疫元兇是桿菌。
1898年，荷蘭科學家發現了菸草花葉病毒，1915年，英國學者發現了噬菌體，1940年，德國人鎖定了人鼻病毒，感冒的元兇。
兩年後，青黴素開始大面積普及，1978年，最後的天花病毒被關入實驗室。
1988年，世界上每天還有1000人患上脊髓灰質炎，到了2014年，數字已減少到每年僅有1人。
這場漫長博弈中，人類似乎已佔據上風。然而，隨著研究深入，我們才發現與病毒糾纏之深。
80年代，紐約州立大學研究生採集北大西洋海水，研究發現，每升海水中有1000億個病毒顆粒。
學界推算，海洋中的病毒，連成排的話可長達4200萬光年。這些病毒釋放了10億噸碳元素，我們每呼吸十次，有一口氧氣就拜病毒所賜。
2000年，人類基因圖譜繪完，人類審視進化之路，才發現有近10萬病毒片段殘存基因之中，占人類DNA總量的8%。
生死糾纏橫亙億萬年。在遙遠的羅馬，病毒一詞誕生時，本意便是蛇的毒液和人的精液，同時代表著死與生。
我們進入了一個更瞭解病疫的時代，也進入了一個失去敬畏的時代。
首例艾滋病毒，從西非白頂白眉猴傳至人類，完成了9次物種跳躍；甲型流感在百年間，完成從飛鳥、豬、雞、鴨到人的傳播。
1999年，美國烏鴉離奇死亡，腦炎很快全國蔓延，15年間，超過78萬人感染。
疫情起源是孩童從非洲帶回的寵物鳥，將尼羅河畔的病毒，傳到遙遠的美洲。
人類砍伐雨林、進軍草原、獵食野味，不斷催生著瘧疾、霍亂和新型流感，像撬開一個個潘多拉盒子。
那些盒子，最終又被遺忘在角落。
我們站在食物鏈的頂端，卻總忘記我們只是地球的過客。
《血疫》的作者，紐約記者理查德·普雷斯頓，調查了埃博拉疫情後寫道：
“如果地球是一個有機體，人類就是地球上的寄生生物，生物人類群落的無限擴張，可能會給生物圈帶來大滅絕。為此，地球的免疫系統開始反擊，試圖除掉人類這種寄生生物的感染，艾滋病、埃博拉可能只是大自然清除人類的第一步、第二步……”
而扉頁上那句話，在這個寒冷的春天，更為刺眼：
文明和病毒間，只有一個航班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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