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權拒絕一種虛偽的崇高，正如他有權拒絕下水去撈一根稻草。假如這是對的，就對營造或提倡社會倫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顧浪漫煽情，要留有餘地；換言之，不能夠只講崇高，不講道理。
舉例來說，孟子發明了一種倫理學，說親親敬長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愛國是人間的大義。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獻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寫得很煽情，讓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作詩，就是中國的拜倫；只可惜不講道理。臣民奉獻了一切之後，靠什麼活著？
再比方說，在七十年代，人們說，大公無私就是崇高之所在。為公前進一步死，強過了為私後退半步生。這是不講道理的：我們都死了，誰來幹活呢？
在煽情的倫理流行之時，人所共知的虛偽無所不在；因為照那些高調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高調加虛偽才能構成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
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理學越興盛，人也越虛偽。從親身經歷中我們知道，七十年代的調門最高。知青為了上大學、回城，什麼事都幹出來了。有種虛偽是不該受譴責的，因為這是為了能活著。現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還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後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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