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紡織技術發展的時代背景
紡織歷來都關係著國計民生，在工藝美術的各門類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十六國北朝時期，各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紡織生產，視之為強國富民之道。其管轄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自古以來又是蠶桑紡織的中心。加之國家對於民眾租、調的寬鬆政策，極大地促進了桑蠶生產的發展。在中國紡織技術發展史上，十六國時期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因為這個時期統治格局的分裂狀態帶來了新的文化傳播模式，文化和藝術發展的主要形式更多是通過地方之間、本土和外域多元文化傳統間的互動。加之也是民族遷徙的活躍時期，不同文化傳統下紡織品樣式反映了不同的審美取向，造就了十六國北朝藝術的多元化融合特徵。
漢晉以來絲綢織品圖樣變化
絲織紋彩變化背後，是西域多民族文化傳播與融合
伴隨著桑蠶生產技術的發展，其絲綢的裝飾紋樣也變得豐富起來。漢晉時期的紡織品主要集中發現於新疆地區，絲綢的兩種裝飾手段是圖案和色彩，圖案的顯現多靠織就，織紋的絲綢中，又似錦紋樣最精美，用色最豐富，其中隱含的問題自然也是最複雜，因為我們僅從絲織紋彩的錦花紋變化探及，來看北朝背後的多元文化融合。
一、重要圖案題材及其構成
十六國北朝的絲綢圖案題材，以動物類最為豐富，如龍、鳳、雙角獸、麒麟、人面翼獸、羽人、鹿、孔雀、駱駝等，其餘還有植物類，如忍冬、樹葉、蓮花、花瓣，幾何圖形則是棋格、菱格、條、波折、圓珠等，文字類是“胡王”、“貴”等等。
漢晉以來的圖案在此時仍在延續，石虎織錦署名目繁多，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光明當為文字類織錦。而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等屬於植物類題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風格樣式與尼雅和樓蘭發現的漢晉時期織錦相去不遠，畢眾敬家中又有仙人紋綾，這些可能是延續了漢代的雲氣、羽人題材。
茱萸紋錦
到了北魏，相似的紋樣也還在延續，十六國末期到北朝早期是漢晉漢式錦向北朝錦過渡階段，並且把這種漢式錦的元素傳播到了西域，如在阿斯塔那地區，直到北朝晚期，雲氣夔龍為主題的織錦還有出現，其結構更叫規則、程式化。
這就說明隨著絲綢之路以來，中原織錦紋樣的圖案元素傳播到了西域各國，並在當地形成一種新的思路和創作。
二、羅馬文化元素的傳入和融合
這一時期的圖案組合流行一些新的骨架結構，出現較早的是一種層疊的龕型。連續的“幾”字紋樣陳行排列，上下之間以細豎長條相連，外形近似佛龕。弧形的拱起表現為細小綿密的捲雲，或單層或雙層。這些紋樣最豐富的是455年北涼沮渠縣出土的紡織品。這些紋樣的風格和近年來在都蘭和斯坦因地帶發現的類似，其物品應該是從敦煌地帶的掠奪品。
不過單從這些紋樣圖案的結構看，其原型是模仿了羅馬的拱廊式建築，也就是這種圖案元素是經中亞傳入到我國，並於本土的織造技術和原始花紋進行了重新組合。
“幾”字狀雲氣動物紋錦
三、波斯藝術的傳入和融合
北魏後期，紡織紋樣又出現了對波骨架，緊鄰的波浪紋，波峰相對，波谷相結，以小花為紐，作四方連續排列，這種構成，來自於對忍冬紋的變化。在雲岡石窟的浮雕花邊上就可以看到兩枝忍冬紋呈對波狀平行延伸。到北魏後期，一些漆棺上，也出現了類似的紋樣。從紡織圖案的輻射，可以看到藝術使用的多樣。
這個時期最引人注目的是聯珠紋，它始出現於6世紀中期，由連續的圓珠構成，可排成條帶狀，菱格形，也可以使用與對波、套環骨架等。儘管東西方的先民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用連續的圓珠來圍繞圖案邊緣裝飾，但是典型的以圓珠結成圈，內再填充紋樣的做法是從5世紀以後才出現在我國西北部地區。
聯珠紋是薩珊波斯藝術的重要題材，這一時期的聯珠紋中包含了西方因素，但它們畢竟不同於典型的波斯式作品。
所以北朝後期出現的聯珠紋織物和典型的薩珊式聯珠紋在工藝技術和圖案構成細節上有較為明顯的區別，北朝版本的薩珊織錦為斜紋組織，大多數為經線起花的平紋組織，內填充主紋多捉對成雙，反倒不只一對。純粹的薩珊聯珠紋中以單獨紋樣更常見。
織錦：聯珠對馬紋
值得注意的是，聯珠紋最早出現並流行在薩珊波斯，這不同於雅典型波斯式作品，它們有本質的區分。因為薩珊聯珠紋因蘊含著複雜的宗教意義而形成了特定的組合方式。
一些聯珠紋所搭配的動物和植物元素，北朝末期聯珠紋中也有不少外來因素影響，如獅子、象、孔雀、翼馬、高鼻樑的胡人等元素出現在了西北地帶，同時原本一些中亞特色的搏鬥、捕食、站立威猛形態被婉約式表達。
因為它在向著東方的傳播過程中，結合了佛教文化和東方文化的綜合影響下，有了自己的新形態。
四、粟特民族元素的傳入和融合
進入到6世紀後期，也是粟特人大量進入中國的時期，此時中原胡風盛行。在此情況下一些粟特紋樣開始使用在了織錦之中。比如說從波斯傳來的聯珠紋跟隨粟特人的來華，其融入到了粟特人的宗教信仰文化中——襖教。
粟特人在往中原行進過程中，結合自身的觀察、理解加以模仿。比如負重的駱駝，牽駱駝的胡人以及有明顯標明“胡王”字樣的，都是伴隨絲綢之路貿易往來文化融合的結晶。這些臥伏的獅子，溫順的大象是對當時西域屢次進供馴獅、馴象的表現，在北魏洛陽城中還設有專門的白象、獅子二坊。
聯珠騎士獵獅紋錦
最有意思的是，胡人駱駝、獅子、象三者常常會連續地出現在同一塊織物上。孔雀雖然也不是常見的中國織錦裝飾，但它的長尾、頂冠、毛色鮮豔的特徵被用作了中國熟悉的朱雀元素身上。正是這種相似，將伊朗的象徵性藝術與華夏的傳統聯繫到了一起。
甚至到了初唐時期，還出現過一片胡人持角杯對飲圖案的聯珠紋錦，它所表現的無疑是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好奇。特別是與粟特密切相關的聯珠紋中，出現了薩珊式象徵動物：翼馬。這和漢武帝時期就開始對西方“天馬”的渴慕，汗血寶馬、大宛良駒的故事婦孺皆知，當人們再接觸到薩珊式織物中的翼馬元素時，很自然地將它與本民族的文化概念結合起來。
所以粟特人的大量來華，聯珠紋織物一些新鮮的藝術形式引起了中原人們的興趣，在缺乏對襖教理解的情況下，工匠們只是單純地仿製其紋樣，選取他們心中對西方有密切關聯的題材結合成新式圖案骨架。
（翼馬紋錦）
小結：
紡織紋樣的圖案變化背後折射出了東亞文化經絲綢之路流入中國的融合，加之十六國北朝是一個入住中原的多個少數民族群體建立起來的政權，民族成分及其複雜。他們大多時候曾為遊牧，也同北方草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隨著多民族的融合以及北魏太武帝經營西域，招徠遠尚，以粟特人為代表的西方移民漸入華夏，帶來了新奇樣式的織錦。
些物質文化交流始終只是表層的現象，最具根本意義的是在物質文化交融的背後蘊含著更深層次的思想融合和民族文化交融。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這種文明之間的碰撞下，為工匠們創作出更多的藝術品圖案紋樣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整個工藝美術史帶來了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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