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觀漁”之禮
“觀漁”，特指統治者觀看打漁。
在北朝史籍中，北魏統治者觀漁的現象在朝代前期屢屢出現，到了中後期卻完全消失，直到西魏和北周初年，又再度興起，探究此歷史文化現象的興廢，看似微小一事，其實背後與禮制有著緊密聯繫。可想而知，統治者率領大臣、指揮隨從聲勢浩大地前去拉網捕魚，其中就蘊含了豐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
追根溯源，“觀漁”不僅是一個單一的行為現象，更是禮制的依託。史料最早記載在《左傳》中的“臧僖伯觀魚”一事。文曰：
“（隱公）年，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器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由此可見，這並非等閒視之。從魯隱公前去棠地看捕魚一事，《左傳》釋為不合以禮，主一則樵採、捕魚屬於官員、皂隸的職守，一國之君不宜去做臣下的工作；二則棠地距離魯國國都太遠，國君不應該為了小事而遠離國都。三則是於民爭利，有違德治；
這種“彪炳史冊”的記載，主要是為了把“觀漁”一事和禮儀牢牢地綁定在一起。 除了對諸侯“觀漁”合禮與否進行討論，還把這個現象上升到了周天子的地位，在《禮記》和《呂氏春秋》中均有記載：天子雖然不親自捕魚，但是要親自觀看捕魚，還要親自品嚐，然後諫薦於寢廟，整個過程嚴格而隆重。
北朝君王“觀漁”現象
從《魏書》記載的情況來看，北魏初期，皇帝觀漁或者親漁次數共六次，如道武帝時期：“天興四年三月，帝親漁薦於寢廟”和“神瑞二年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觀漁”，到了文成帝時期也有三次觀漁的記載。
拓跋鮮卑的統治者每每於春夏兩季前去觀漁，開國皇帝道武帝甚至“親漁”並且薦於寢廟，儀式嚴肅，此舉絕非率意而為，應該是遵從和行使鮮卑舊制。雖然道武帝親漁之舉和周禮的祭祀之禮有契合的地方，但是在規定的月份和親漁一事上有所偏差。從《隋書·禮儀制》中可看到：“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既然車服之制如此，其他的繁複祭祀禮和嘉禮應該也相差無幾。除了道武帝親漁之外，所載的北魏皇帝只有觀漁這個禮制，到了後期未見記載。
說明北朝的“觀漁”歷史現象從朝代初期到中後期在逐步消退，到了末期徹底消失，而背後的原因是北魏末期，隨著六鎮鮮卑的南下和控制政權，鮮卑化局部盛行，鮮卑的舊禮制有所恢復，所以繼承了“觀漁”禮制，後期文化融合便隨之消退。到了北周時期，又出現統治者“觀漁”的現象，並不是偶然，而是對舊制的復辟，甚至是有僭越之疑。
在《周書·蘇綽傳》中所說的：“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
西魏的實際統治者宇文泰率領眾公卿前去昆明池“觀漁”，包含多重政治意義，首先來說他並不是西魏合乎禮法的統治者，但是還在試圖進行“觀漁”行為，後來被蘇綽諫言，才止住了違禮盒僭越的腳步。這則史料雖有頌揚宇文泰之意，但是裡包含了“觀漁”之禮在北朝的意義。
“觀漁”之禮背後所折射的北朝經濟轉型和民族認同演化
北魏初年皇帝觀漁比較頻繁，所踐行的是拓跋鮮卑早期的內生之禮，觀漁被賦予了維持鮮卑傳統禮制的意義，禮的內容則是經濟基礎的表徵，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匹配，不會脫具體的社會發展階段的實際狀況，北魏初年的經濟生產式和文化水平還處於比較原始和落後，對漢魏禮儀的認同和改用才剛剛起步。
在鮮卑舊制當中，觀漁的意義顯然和中原皇帝親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其世襲用這種產生於生產實踐、服務於貴族統治者的鮮卑古禮制是順理成章的，至於北魏初期的觀漁和周禮有暗合之處，並不奇怪，這正是禮來源於生產和生活實踐的一個縮影。正所謂“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這也是北魏皇帝觀漁之舉的本質，自然有其經濟背景和歷史文化淵源。與之相同的是，除了觀漁的禮儀文化傳承，還有祭祀宗廟的禮儀，這些都是在宣誓統治者對禮制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拓跋鮮卑早期以畜牧射獵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在《魏書》中絲毫沒有提及捕魚業，可見打漁此時還不是鮮卑的生產方式，也不具備相應的生產工具，但是到了檀石槐時期：
“鮮卑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漢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至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
至此開始，拓跋鮮卑的經濟生產才從單一的畜牧射獵演化到遊牧漁獵，所以其文化也變成了遊牧文化和漁獵文化的混合。
我們可以說北魏初的觀漁是踐行內生舊制而而非推行一項遠古周禮的漢化改革。因為從道武帝開始的親漁行為和觀漁的月份來看，顯然和周禮的規定不相同，而且也沒有受到勸諫的阻止。再者當時制度文化認同程度還相對較低，即便是漢族士人已經能夠在朝廷的禮儀制度的定製上起到一定的建議作用，但是推行力度和範圍不敢說深入，也很難說漢族士人曾向北魏統治者推行歷來沒有施行過的觀漁禮。
從後世的遼代契丹統治者觀漁頻繁之舉對比可以看到，是對北魏禮制的繼承，而是是合禮的。《遼史》中先後記載了遼皇帝“觀漁”之舉合計18次，而且遼代皇帝在此行為上並非單一的“觀看”，其還從事“捕魚”、“叉魚”、“鉤魚”等等親力親為活動，甚至高達36次，雖為直接證據表明這和祭祀相關，可能隸屬於嘉禮範疇。
遼國宮廷內部非常重視頭魚宴和頭鵝宴，因為契丹的主要生產方式就是遊牧漁獵，而“農業在遼代社會經濟結構中所佔的比重不大”。作為兩個同源的名族，北魏的拓跋鮮卑和遼代的契丹，經濟結構和文化傳統有著極大的相似性，相對而言，漁業在遼代的地位還高出北魏許多，背後折射的“觀漁”禮制文化亦有相似的境遇。觀漁在遼代比北魏更加突出而且消失程度較慢，主要是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遼代偏於一隅，受到中原文化的衝擊力度小，其保留單一的經濟結構更加容易，並且接受中原農業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影響也更緩慢。而北魏則不然，隨著拓跋鮮卑遷徙到中原後，經濟結構大幅度調整，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更加深厚，“觀漁”之禮也就消失得更快。
“禮”的動態性和變通性
從北魏的“觀漁”禮的興衰節奏我們看到禮是動態發展傳播的，在基本的指導思想不變的情況下，變化的是細節，正所謂“禮有經有變有權”，“觀漁”在北朝的延續、反覆和廢止變化中，背後所依託的是經濟結構和禮儀文化的波動和質變，從道武帝到文成帝，其行為的戛然而止，是根據文明太后改制及孝文帝繼承改制的時間作為分界線，這並非巧合，而是統治者對於此文化的態度變化。
不管“觀漁”在朝代變化中如何被使用，實質上是反映禮的時代性和變通性，以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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