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歷史上，京杭大運河一直被統治者重視，因其是京城和江南地區的重要的運輸通道，明朝的財賦都要依靠它來維持王朝的統治。尤其是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承擔著南糧北運的重任，使漕運地位達到新高度。
正因為如此重要，在整個明朝期間保漕成明代治水的重要任務。泇運河就是保漕的產物，為了繞過了徐州地區的呂、梁二洪，保障漕糧運輸的安全。
泇河
泇河發源於泰沂山脈，源頭分東、西兩支。東泇河發源於蒼山、費縣交界處山區；西泇河發源於棗莊市東北，流經棗莊市北部、蘭陵縣西部，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會合，又南流會武河 ，至邳州入黃河。泇運河是利用泇水的天然河道開鑿而成，是大運河的重要組成河段。
然而，開鑿泇運河的提議最早出現於隆慶三年（1569年），但直到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才正式動工，其間對於開鑿泇運河的議論反覆多次，其中的緣由為何？
為何要開鑿泇運河
整個京杭大運河，數徐州到淮安之間河道最複雜。一是徐州段的徐州洪、呂梁洪地理環境十分險惡；二是黃河自古以來就有“善淤 、善徙 、善決 ”而著稱，黃河改道徐州之後，黃患集中於徐邳地區。特別是明嘉靖以後，黃河動輒沖決運堤 ,淤阻運道 ,使閘壩 、堤防遭到破壞 ,妨礙漕運 。徐州段運河又需要黃河的水來“
濟運”，否則沒有充足的水使船隻正常通行。 明朝徐州周邊的河道
”二洪 ”是指徐州洪 、呂梁洪兩處險灘，“洪 ” 是方言,石阻河流曰洪。呂梁洪位於徐州城東南60裡處,分上、下二洪，綿亙七里多，水流湍急險惡，水中怪石林立 ,船隻經過時必須要當地有經驗縴夫的牽挽 ,否則會船毀人亡。史書中有“徐、呂二洪者 ,河漕咽喉也 ”, “ 自漢唐來 , 糧運皆避之 ”的說法 。
明朝袁桷《徐州呂梁神廟碑 》對呂梁洪之險的描述 :“汴泗流經其上 ,衝激怒號 ,驚濤奔浪 ,迅疾而下 ,舟行艱險 ,少不戒即破壞覆溺 ”。因此運河船隻到呂梁洪時，非常謹慎行駛 。
運河邊的縴夫
對待黃河水患，明朝擔心黃河向北流，怕其所帶的泥沙會淤塞會通河與昭陽湖的運道，因此繼續保持黃河南流入淮，但是向東南奔流又經常決口和改道。明朝的泗州祖陵和鳳陽皇陵在江淮地區，到明朝中後期，黃河經常威脅明祖陵的安全。從正德年間（1505-1521年）問題已經突顯，到萬曆年間（1573-1620年）加劇。從萬曆十九年（1591年）泗州大水至二十九年（1601年）河決蕭家口，陵寢多次遭受洪水的威脅。
明朝祖陵位置
皇陵避水也成為明朝治水一個考慮因素，再加上“保漕”，因此對於徐州地區的運河治理出現二種考量：一種是從政治因素，以黃河為主“治黃保運”；一種是經濟因素，以運河為主“避黃行運”。
對於“治黃保運”措施，朝廷對徐州黃河 、二洪該段河道 、閘壩 、堤防等進行了大規模的治理。如成化四年 ( 1468 年 ) ，徐州洪主事郭升鑿去徐州外洪處理惡石300餘塊。成化二十年 (1484年 ) ，工部侍郎杜謙將露出水面的惡石漸次鑿去。嘉靖二十三年 (1544年 ) ,主事陳洪範進一步疏鑿呂梁洪 。雖然採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根本問題沒能徹底解決，不得不採用“避黃行運”方法，即開闢新運道。
南陽新河
關於“避黃改運”的方法，之前已有成功案例“南陽新河”。從濟寧到徐州這段運河，最開始的路線是南陽→谷亭→南陽湖及昭陽湖西側→沛縣和留城→徐州。然而南陽湖、昭陽湖兩側東高西低，加之黃河自開封等地開始分流，東北至張秋，東南至徐州，使得舊大運河道經過的湖西地區很容易受到黃河洪水的干擾。嘉靖五年（1526年），黃河在該地區水量激增，影響運河的正常航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次年，黃河再奪運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糧艘阻不進”。
基於此，在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 )，工部尚書朱衡循南陽湖東岸開鑿新河道 ,將眾多支流彙集到一起 ,減少了黃河對運河的侵襲，《明史 》稱 ,“迨新河成 ,則盡趨秦溝 ,而南北諸支河悉並流焉 ”。南陽新河開通，改善了南陽至留城間的漕運狀況，但留城到徐州這段問題還存在，不得不考慮開鑿新河道以避開徐州段黃河 、二洪之險，因此開鑿新河被提上議程。
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的衝突
從隆慶三年提議開鑿新河到泇運河的開通前後經歷了50多年，究其原因各種因素之間的權衡。如朝廷內部、地方官吏及民眾、官宦和商人等所持的不同的意見和態度，總體來看就是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的衝突。
泇運河
朝廷內部
開鑿泇運河遇阻，主要原因是”避黃保運”思想與“治黃保運”思想衝突，鑿泇運河受阻則更多是因為河道官員與地方官員不敢承擔責任之故。
在總河一職上，從萬曆五年（1577年）李世達到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曾如春卒於任上，前後經歷了16個人，平均下來每個人任期在2年左右。任期短，容易產生相互推諉的情況。張養蒙指責曰：“假令一堤之築也，倏而報堅，倏而報潰；一渠之浚也，倏而報通，倏而報壅。前者蔽罪於後工之不繼，而後者推罪於前工之本虛。”
大部分官員在還是站在國家立場上，為了確保漕運正常運行，贊成開鑿新河。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指出:“若拼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泇河 ,泇河既成 ,黃河無慮壅決也 ,茶城無慮填淤矣 ,二洪無慮難險矣 ,運艘無慮漂損矣 。洋河 ,莫善於泇河之績 ” 。萬曆三十二年 ( 1604年 ) 正月 ,開鑿泇運河主要人物李化龍指出開泇運河的六大好處，最重要的2點 “開河必行召募 ,春荒役興，麥熟人散 ，富民不擾，窮民得以養 ” 。
還有少數中央官員持反對態度，無非就是考慮政府眼前的財政困難，但從國家長遠利益還是妥協了。例如眾多大臣的非議 ：“正河有目前之患 ,而泇河非數年不成 ,故治河為急 ,開泇為緩 ” 。“開泇為緩 ”表示贊成，只不過要根據實際情況推遲而已。
地方官吏及民眾
地方官員及當地民眾出於自己的利益持反對意見。官員給出的理由是開鑿新河勞民傷財，與其說是不願勞民傷財，不如說是害怕承擔開鑿泇河的風險，影響他們的仕途，遂有“守土之官，尤憚以其身而受此役”之言。
古代勞工開鑿大運河
與官員不同的是徐邳當地民眾 ，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 ,他們“恐徙河無業 ,每阻之 ”，“聞泇河之役 ,且刺心隱痛 ,曰奪其利也 ” ，認為“一旦漕由泇行 ,則背徐 、邳而向滕 、嶧 ,曏者日漸繁華 ,背者日漸寂寞 ,紛華者色喜 ,寂寞者心悲 ”。
對於地方官吏及民眾的考慮可以理解，古代運河漕運對於地方經濟和就業有很大的影響。在漕河管理上，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泇河開鑿之前，光徐呂二洪段船隻通行需要數百人牽挽；此外平時河道的疏浚、貨物週轉、閘座的啟放都需要人力，可以給當地民眾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政府也可以得到財政收入，理所當然成為最大的反對者。
官宦和商人
運河自古承擔了南來北往運輸功能，商人、旅客的必經之路。因此運河對沿線城市有著很強的經濟拉動作用。官宦和商人反對開新河 ,是傷害了其切身利益，“
縉紳使客（官宦和商人） ,亦不樂出其途矣 ”。這些是運河沿線最大收益者，反過來也是影響朝廷治水的重要原因。原先河道經過夾溝 、彭城 、房村 、下邳四個驛站，在以上地區官宦和商人的利益已經紮根，要改道臺兒莊段，還需要重新投資，存在一定風險。官宦和商人表面與當地民眾一致持反對意見，如果臺兒莊段運道的相關設施一旦完善起來，這些人就會從反對者變為支持者 。
運河的開挖
儘管在開鑿泇河問題上，出現了各種利益的衝突與博弈，但面對黃河不斷決徙氾濫以及運道經常淤塞不通的現狀 ,維護國家經濟命脈 ,朝廷最終還是從全局利益出發 ,支持開鑿泇運河。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 ,總河舒應龍繼續開韓莊運河，到三十二年 (1604年 ) , 總河侍郎李化龍繼續開泇河 。其後幾年進一步拓寬河道，完善配套工程如建壩遏沙 、修堤渡纖 、置郵驛 、設兵巡 、增河官 、立公署，至此泇運河得以完工。
舒應龍、劉東星、李化龍為開鑿泇運河披肝瀝膽，被稱為“泇河三公”
國家運道的變遷與地方城鎮的興衰更替
泇運河的竣工改善了黃淮地區的漕運，暢通了國家南糧北運的目的。泇運河開通後 ,之前徐州承擔漕運的功能也慢慢轉移到了臺兒莊地區。
對於徐州
在泇運河開鑿之前，雖然黃河水患給徐州地區帶來災難，但同時給徐州帶來交通和經濟等方面的好處。
1.徐州交通運輸和商業迅速發展
徐州號稱“五省通衢 ”，因其是南北大運河“咽喉命脈”重要地段。唐龍《呂梁洪志序 》記載，每年約 400萬石漕糧及18萬石白糙粳糯需要從徐州北上。當時對徐州段描述“凡江淮以南之貢賦及四夷方物上於京者 ,悉由於此 ,千艘萬舸 ,晝夜無息 ”。可見運河推動了徐州交通及商業的發展。
2.徐州的財政收入重要來源
明朝在淮安 、徐州 、臨清 、德州設漕糧集散中心 ,然後轉運至京 、通二倉 ,就徐州設廣運倉 、倉廒100餘座 。《明史 ·食貨志 》載 :“明代漕法凡三變而後定 ,初為支運 ,次則兌運 、支運相參 ,最後變為長運而成定製 。兌運需加路費 、耗米，還要加過徐 、呂二洪以及過閘”。當時規定運輸船隻“每過一洪 ,需銀十餘兩 ,每過一閘 ,需銀五六錢”，徐州段繁忙的漕運，成為其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重要來源。
3.徐州城鎮規模擴大
徐州依靠運河，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水陸交通的便捷，促進了城市發展。“城外臨河而居者 ,皆負販之細民也 ”到明中期之後，很多人依靠運河生存的人選擇到運河邊居住，使城鎮擴大。
泇河開通以後，徐州段運河失去作用，加上徐州附近黃河決溢倒灌 ，運河阻塞，運河船隻不再經過徐州，可以從邳州直接北上，“行旅不復取道彭城 ,其管洪主事 ,高枕空壘 ,無一客可延接矣 ”，可以看到泇運河開通對徐州的影響。
“自泇河改 ,徐 、邳寥寥 ”，因運河生存的人，要不失業，要不轉移，泇河的開鑿是徐州歷史上城鎮發展的一次重大轉折 。如今京杭運河徐州段是在1958年後，在微山湖西岸開闢的一條新運河，經過微山湖湖西航道、不牢河河段，二條運河往南在邳州境內交匯。
徐州附近的京杭大運河
對於臺兒莊
泇運河的開通給臺兒莊
發展帶來了機遇 ，改善了臺兒莊地區的水運交通。將沂河 、武河等河流的流向改變，同時把彭河 、丞河 、沂河 、沭河等納入到運河水系 ,改變了水系格局 。水系的彙集，加大了南陽湖、昭陽湖地區的水量，最終形成了今天微山湖。在夏季雨水多時，可以將多餘水通過沙河 、薛河 、彭河蓄入微山湖；枯水季節可以把微山湖水用來“濟運”。泇運河河段洪災少，不再需要像徐州段那樣，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臺兒莊慢慢的在漕運上取代了徐州，成為國家運道的重要節點 。此後國家對該地區越來越重視，從萬曆三十四年設臺兒莊巡檢司、清順治四年 (1647年 )建臺兒莊土城，漕運相應的管理機構建立，促進了臺兒莊城池的興建。
據《嶧縣誌》載：“臺（兒）莊跨漕渠，當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饒給，村鎮之大，甲於一邑，俗稱‘天下第一莊’”。到清中期以後,臺兒莊成為嶧縣40個集鎮之首。臺兒莊從原先的荒涼的村莊成為了交通繁忙的商業城鎮。如今臺兒莊依靠運河修建古城，成功國家5A級旅遊景區，已經是棗莊新的城市名片。
臺兒莊古城運河奏疏展館裡的清朝官服
結語
明朝治水不光考慮保漕還要兼顧護陵，給治水帶來複雜性。南陽新河的開鑿有別於傳統的“
治黃保運”，給治理運河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對修建泇運河的提議從隆慶朝開始一直持續到萬曆朝後期，究其原因就是治河派固守“治黃保運”思想、河臣和地方官員怯於承擔責任、當地民眾和商人的反對，增加了開鑿泇運河的困難。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上 ,泇運河避開徐州段黃河、二洪之險，利於漕運的暢通，達到目的。自古運河興則城鎮興 ,運河衰則城鎮衰。泇運河的開通導致國家新運道的確立與地方城鎮徐州、臺兒莊的興衰更替，是整個運河城鎮變遷的一個縮影 。
臺兒莊古城“天下第一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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