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8年，新崛起的宋國，與對北進行領土擴展的楚國在泓水對峙。
楚軍要渡河了，宋襄公的哥哥前來報告：楚軍人多咱們人少，唯一的機會是趁楚軍半渡的時候，打他個措手不及。不料宋襄公反過來教育哥哥說：做人要厚道，打仗就得堂堂正正地打，不能搞小動作。
楚軍過河了，哥哥又來跟宋襄公說：趁楚軍還隊形還沒列起來，趕緊打吧。可憐的哥哥，雖然比他弟弟陰險了些，但一次又一次，堅持不懈地給宋襄公提意見，就衝著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宋襄公也總該給哥哥一次面子。
結果是，宋襄公水平發揮穩定，把對哥哥的拒絕進行到了底。
楚軍列好陣，吃飽喝足，以飽滿的士氣，以人數和戰力的絕對優勢，大敗宋軍，還把宋襄公的“股”都射傷了。
宋襄公的霸主夢，至此成為泡影，一眾殘兵敗將怨聲載天，都怪宋襄公不聽哥哥的意見。不料宋襄公一點都沒有悔過之心，還反過來教育大家:同志們，你們都太卑鄙了，君子不趁人之危，不能打沒列好陣的敵人啊！
我相信，這時候的宋襄公，沒有條件也沒有心情裝逼，這番話的確是他發自肺腑的真實想法。那萌萌的姿勢，讓所有在場的人都想上去甩他兩個耳刮子。
公元前637年，滿腹凌雲壯志的宋襄公，股傷發作，帶著各種不甘心，迎來了他生命的最後時光。他乾的最後一件大事，是以國君的禮儀，隆重接待了前來宋國流浪的晉國老公子重耳。
宋襄公臨死都不反省，他的故事，成為千古笑料，被中國人當作迂闊甚至愚蠢的代名詞。然而時光流逝，歲月如梭，當這個愚人死去幾千年以後，我們卻應該從他身上反省我們自己了。
宋襄公兵敗之際所念念不忘的“禮義之兵”，其實是商周時候的一種作戰規則。今天的我們，被各種黑白社會學所薰陶，當然無法理解當初我們的先民，連作戰都要講個規則，這正如《淮南子》所說的那樣：“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
為什麼我們會笑話宋襄公呢？因為他誠信的因，他講規則的因，最後沒有為他自己和國家獲得一個好的果。但換個角度說，難道我們要讓誠信守規則的宋襄公遭受鄙視譴責，讓不守誠信不守規則的楚成王接受讚美麼？
答案藏在歷史的迷霧裡：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人就開始欺軟怕硬了，開始以成敗論英雄了。不講誠信，不守規則反而成為小節，甚至被當作聰明和智慧來歌頌。
很多時候，我們就像宋襄公手下那些殘兵敗將，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明明受的是壞人的傷害，卻要責備好人的善良。還要為自己辯解說，壞人都是好人慣出來的，以此為邏輯起點，讓自己也變成一個壞人，和其他壞人比狠，比誰更壞。夜半夢醒，捫心自問，我們除了嘴上標榜自己是好人，還和壞人有什麼區別？
而我們今天所標榜的誠信和規則，無不以好的結果為前提。沒有好結果的誠信和守規則，都被當作是蠢豬式的仁義道德。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也許就是從宋襄公之後吧，中國人的實用主義思維逐漸深入人心，最後長進了今天我們的基因裡，那嘴上標榜的誠信，其實連自己都不信。
我們崇拜聰明人，如張良，鄙視笨伯，如宋襄公。我們教育孩子，要活學活用，不要死板教條。但這種聰明，帶給我們繁榮，卻也把我們帶進了歷史的死衚衕。縱觀中國歷史，就是一部不講誠信，不守規則的歷史，雖然一直有禮制和宗法的殼，但身處其中的聰明人，卻無不遊刃有餘，來去自如。
我不否認創新和反叛對社會的推動作用，但規則的力量同樣不可忽視。我們這個民族，從來不不缺少規則的制定者，更不缺少規則的破壞者，最缺少的，乃是宋襄公這樣對規則不折不扣的執行者。
最可怕的是，規則的制定者，自己不執行規則，卻要求別人執行規則，這等於是在制定規則的時候，就給規則裝了定時炸彈。
規則不會說話，最是笨拙，最易被玩弄。但歷史證明，到最後被玩弄的，只有聰明人自己罷了。中國走到今天，也許我們應該返璞歸真，從最初我們民族的基因裡，尋找像宋襄公這樣的品質，遵守規則，無條件地講誠信，這也許才是中國能夠長遠穩定發展的社會基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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