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8年，新崛起的宋国，与对北进行领土扩展的楚国在泓水对峙。
楚军要渡河了，宋襄公的哥哥前来报告：楚军人多咱们人少，唯一的机会是趁楚军半渡的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不料宋襄公反过来教育哥哥说：做人要厚道，打仗就得堂堂正正地打，不能搞小动作。
楚军过河了，哥哥又来跟宋襄公说：趁楚军还队形还没列起来，赶紧打吧。可怜的哥哥，虽然比他弟弟阴险了些，但一次又一次，坚持不懈地给宋襄公提意见，就冲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宋襄公也总该给哥哥一次面子。
结果是，宋襄公水平发挥稳定，把对哥哥的拒绝进行到了底。
楚军列好阵，吃饱喝足，以饱满的士气，以人数和战力的绝对优势，大败宋军，还把宋襄公的“股”都射伤了。
宋襄公的霸主梦，至此成为泡影，一众残兵败将怨声载天，都怪宋襄公不听哥哥的意见。不料宋襄公一点都没有悔过之心，还反过来教育大家:同志们，你们都太卑鄙了，君子不趁人之危，不能打没列好阵的敌人啊！
我相信，这时候的宋襄公，没有条件也没有心情装逼，这番话的确是他发自肺腑的真实想法。那萌萌的姿势，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想上去甩他两个耳刮子。
公元前637年，满腹凌云壮志的宋襄公，股伤发作，带着各种不甘心，迎来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干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以国君的礼仪，隆重接待了前来宋国流浪的晋国老公子重耳。
宋襄公临死都不反省，他的故事，成为千古笑料，被中国人当作迂阔甚至愚蠢的代名词。然而时光流逝，岁月如梭，当这个愚人死去几千年以后，我们却应该从他身上反省我们自己了。
宋襄公兵败之际所念念不忘的“礼义之兵”，其实是商周时候的一种作战规则。今天的我们，被各种黑白社会学所熏陶，当然无法理解当初我们的先民，连作战都要讲个规则，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为什么我们会笑话宋襄公呢？因为他诚信的因，他讲规则的因，最后没有为他自己和国家获得一个好的果。但换个角度说，难道我们要让诚信守规则的宋襄公遭受鄙视谴责，让不守诚信不守规则的楚成王接受赞美么？
答案藏在历史的迷雾里：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欺软怕硬了，开始以成败论英雄了。不讲诚信，不守规则反而成为小节，甚至被当作聪明和智慧来歌颂。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宋襄公手下那些残兵败将，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明明受的是坏人的伤害，却要责备好人的善良。还要为自己辩解说，坏人都是好人惯出来的，以此为逻辑起点，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坏人，和其他坏人比狠，比谁更坏。夜半梦醒，扪心自问，我们除了嘴上标榜自己是好人，还和坏人有什么区别？
而我们今天所标榜的诚信和规则，无不以好的结果为前提。没有好结果的诚信和守规则，都被当作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许就是从宋襄公之后吧，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逐渐深入人心，最后长进了今天我们的基因里，那嘴上标榜的诚信，其实连自己都不信。
我们崇拜聪明人，如张良，鄙视笨伯，如宋襄公。我们教育孩子，要活学活用，不要死板教条。但这种聪明，带给我们繁荣，却也把我们带进了历史的死胡同。纵观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讲诚信，不守规则的历史，虽然一直有礼制和宗法的壳，但身处其中的聪明人，却无不游刃有余，来去自如。
我不否认创新和反叛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但规则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不缺少规则的制定者，更不缺少规则的破坏者，最缺少的，乃是宋襄公这样对规则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最可怕的是，规则的制定者，自己不执行规则，却要求别人执行规则，这等于是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就给规则装了定时炸弹。
规则不会说话，最是笨拙，最易被玩弄。但历史证明，到最后被玩弄的，只有聪明人自己罢了。中国走到今天，也许我们应该返璞归真，从最初我们民族的基因里，寻找像宋襄公这样的品质，遵守规则，无条件地讲诚信，这也许才是中国能够长远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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