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生活的成本本質上都是因風險轉化而來的。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降成本”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當前，“降成本”首要的是降低宏觀成本，也就是要通過深化改革來降低制度成本。
成本高企的原因
過去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特點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現在變成高成本，但整體看依然是低附加值。為什麼經濟發展的成本越來越高？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體制機制改革滯後、制度成本高。
其一，資源錯配，投入多、產出少，經濟運行成本自然會高。產能過剩意味著設備利用率低，有大量的無效成本；槓桿率高意味著財務費用過重，成本就上去了；庫存多導致資金週轉慢，也推高成本，這些都是資源錯配的成本。“殭屍企業”就是典型的資源錯配，槓桿率高實際也是資金的配置出了問題。如果要素不能市場化配置，不能用在合適的途徑上，就會提高整個經濟運行的成本，多數企業難以倖免。
其二，全球資源環境風險約束趨緊，亦會導致經濟運行成本上升。當前，全球資源環境風險約束日益趨緊。同時，我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還面臨不少挑戰，相應的體制機制和技術條件尚不夠完善。資源環境風險導致經濟社會成本上升不可避免。
其三，社會誠信缺失、風險水平上升，經濟社會運行成本也會全面提高。經濟運行是相互關聯的，其中一個企業不守契約，會影響一串企業。若許多企業不講誠信，則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會大大增加。此外，融資成本高，也與誠信不足引發的風險擴大直接相關。為規避風險，過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擔保、公證等最終都會添加到融資成本的賬單上。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誠信缺失，信用不足，公共風險上升，最終都會轉化為企業成本。
其四，科技進步速度也會影響經濟運行成本。如果科技進步慢，不僅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管理費用等會居高不下，而且成本的增值轉化率以及附加值也會比較低。這既與研發不足有關，也與路徑依賴有關，需要積極構建相關體制機制，提升創新體系效能，激發創新活力，從而降低相關運行成本。
在這裡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制度變遷遲緩、風險溢出是導致經濟運行成本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生產、生活的成本本質上都是因風險轉化而來的。以上提到的幾個方面的成本，其實都是風險凝結沉澱的結果。當定價機制不是按照歷史成本，而是按照未來的風險來定時，公共風險水平就會上升，意味著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會變貴。這是需要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
加快制度創新步伐
要降低整個社會的公共風險水平，那就要加快制度創新步伐，使制度和風險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匹配，充分發揮制度及時防範化解風險的功能。
一是深化改革實現要素市場化配置。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經濟形式。實現要素市場化配置，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也是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的關鍵所在。要破除勞動力、土地、資金、能源等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
二是加快國資國企改革，大力破除“殭屍企業”導致的資源錯配。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通過資本優化配置來夯實國有經濟基礎，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
三是加快相關體制機制改革，實現產學研的深度融合，激發人才創新創造活力。“功以才成，業由才廣”。人才從來都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資源之一。要加快破除一切妨礙人才流動和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加快形成有利於人才成長的培養機制、有利於人盡其才的使用機制、有利於競相成長各展其能的激勵機制、有利於各類人才脫穎而出的競爭機制，激發人才創新創造活力，從而實現人力資源、人才資源的充分有效配置，增強人力資源的內生動力。
四是加快金融監管改革，減少金融扭曲。要以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加強功能監管，更加重視行為監管。這需要以大數據分析為基礎的新監管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好的監管不是在前臺吆喝，而是在後臺分析，尋找公共風險的蛛絲馬跡。
五是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財政支出結構固化、資金使用碎片化，表面上看是財政事務問題，從深層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要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建設現代財政制度，更好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
六是加強和完善法治，保護產權，穩定預期，提升社會誠信水平。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性制度。要把完善產權制度作為新時代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補齊短板、完善法治，持續加強產權保護，穩定長遠預期。（來源：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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