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祖先何處來，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里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鴰窩。”這幾句歌謠指向的是一個神秘的傳說。相傳朱明問鼎之初，神州一片狼藉，大好河山竟打出了不少無人區。朱元璋展開了大規模的遷民運動。遠赴他鄉九死一生，安土重遷的百姓自是不願，父母官宣稱不願走的，可去洪桐縣廣濟寺旁的大槐樹下登記。沒想到這是一個騙局，登了記的百姓，被強行遷走。有人敲破鍋碗，與家人各執碎片，以待相認，有些在小腳趾甲上砍了一刀，以示都是大槐樹走出來的人。這一移民過程持續了越五十年，從山西到東南。
這就是著名的大槐樹傳說，當然省略了大量細節和衍文。時至今日，從東北到西南，相信自己是大槐樹移民的家族和個人依舊如恆河沙數。很多學者也將目光投向這一課題，他們首先要理清的問題就是大槐樹移民究竟是歷史事實還是歷史虛構。傾向於前者的學者會遇到嚴重的挑戰——沒證據。
劉德增寫過一本書，詳細介紹了大槐樹移民傳說的前前後後，並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疑點難點問題，試圖從中揭示大槐樹移民的真相，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找不到任何直接證據。大槐樹事件的歷史記載闕如，傳說中設計的移民機構、地點、事件起因等都沒有其他史料支撐。劉德增只好另闢蹊徑，收集族譜、墓碑、方誌等實物和口承史料等間接證據。
這些證據當然不足以證明整個事件的真相，因為族譜、墓碑、方誌都是可以“撒謊”的，而口承史料也不可能來自親歷者。但劉德增的方法啟發了另一個學者，他想到雖然這些資料不足以支撐起對整個事件的還原和梳理，但至少可以搞清楚這個傳說本身是如何興起的，何時興起的，因為何事興起的。就好像我們不知道歷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夏代，但我們可以通過其他文字和物質資料知道古代人是在何時認為曾經存在夏代的。
這個學者就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史學家趙世瑜先生和他的如推理小說一樣好看的《說不盡的大槐樹》。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一共收錄了三篇論文。最核心的一篇，也是此書副標題的來源，是《祖先記憶、家園象徵與族群歷史》。
撇去移民史的真相不談，通過改變自己看問題的角度，趙世瑜先生髮現大槐樹傳說的部分資料顯示出明顯的階段性。比如河南濟源市南水屯的張家祠堂中，創作於洪熙元年二月，距所述事件僅隔二十多年的墓誌，對所述張姓先祖的洪洞縣移民身份隻字未提，反而寫明他是當地土著。而供奉在案桌上的牌位，卻明確寫道“始祖威卿於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縣遷至濟源南水屯。”有些族譜的細節在重修中逐漸豐富或變化，比如河南濮陽市胡村有明弘治十五年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和後世所修的濮陽市西郭寨《任氏族譜序》相對照，後者的遷移時間和洪洞地名，明顯是後來豐富上去的細節。
類似的例子很多。大量缺失數世乃至十數世後重修的家族譜系，常常見到“相傳”、“傳聞”先祖自山西洪洞遷出的筆記，其中的種種細節，隨著年代的切近，也越來越接近如今廣為流傳的大槐樹傳說的種種異文，其中疑點頗多，用來做實際的移民史的證據，顯然並不適合。
而另一方面，通過考察歷代縣誌可以發現，在大槐樹傳說記載的歷史時期（明末清初），洪洞縣還沒有城，所以很難想象這裡會設立移民機構，後世各類族譜記錄的地名大多無法與都圖對上，且洪武至永樂，洪洞縣戶口和人數下降很少，遠遠不足以支撐起規模達至百萬的移民潮。而大槐樹傳說第一次在《洪洞縣誌》中出現痕跡，遲至民國六年。可見大槐樹傳說可能真的只是傳說。但既然隨著社會文化情景（socio—cultural context）的變化，誕生了這樣的社會文化需求，那就有話可說了。
首先，《胡大海復仇》、《燕王掃碑》、《三洗懷慶府》等傳說，作為大槐樹大遷徙的解釋性構件，其指向並非移民而是復仇。胡大海報復當地居民對他的睚眥，或是朱元璋部與元軍角力，將氣撒在當地居民頭上，都是如此。這樣的傳說解釋性構件在明末清初的故事背景上也大量出現，往往被聯繫到闖王李自成的身上。這些構件意味著大槐樹等移民傳說與軍事行動的關係，或許比想象中更為切近。
其次，在族譜、碑記等家族記憶工具中，但凡提到先祖來自山西洪洞縣的，明代衛所的出現頻率就非常之高，說明移民的主力或許是軍戶，也許洪洞在軍戶安置問題中有重要地位。這一點已有史料和現成研究為之背書，比如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對《閩書》的研究也揭示，明代永樂年間的“屯田”制度所使用的“紅牌事例”，或許比元末紅巾軍更能解釋族譜中出現的“紅蟲吃人”和“紅蠅趕散”等字句。
再次，以大槐樹移民傳說與衛所和屯田制度有關為前提，誕生了一個新的問題，為何偏偏是大槐樹、老鸛窩引起了如此廣泛的興趣。結合對錶象特徵（如背手、腳趾甲）和大槐樹移民傳說中的塑造神靈權威和民族—國家構建有關話語的考察，趙世瑜得出結論，這是遷徙人群產生對祖先和家族歷史的記憶空白後，通過對一個共同傳說的層累與強化，和對共同體貌特徵和行為模式的強調，來強化族群認同，從而用公共記憶工具填補記憶空白的一種結果。
小腳趾甲分裂作為大槐樹移民的證據，是既沒法證明也沒法證偽的事。郝衛國，邊建超，朱萍等人在發表在《人類學學報》上的《瓣狀甲的類型、分佈與遺傳方式——對陝西周至縣某村的調查》中詳細調查了自稱是大槐樹移民的村民的這一性狀的遺傳性，發現它無性別差異，但有年齡差異，雖然這一生理性狀“在50年的時間內不可能產生”，其他就一概不知道了。
同樣的結果還包括山東人祖籍雲南，珠三角南雄珠璣巷和客家石壁村移民傳說等等。大槐樹傳說中涉及的兩個關鍵時間片段，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有民族混居、國族認同消解的問題，作為此種挑戰的應激反應，大量北方居民用這種方式將自己與異族區隔開，尋找到心靈上的根。這其中還包括清末民初知識精英將大槐樹傳說改造成民族主義認識工具的推波助瀾。
趙世瑜由此得出最終的結論，歷史上發生過什麼很重要，人們以為歷史上發生過什麼同樣重要，這是一種歷史人類學的趣味，和傳統移民史研究的問題意識非常不同，所以趙世瑜強調研究應從“移民史的真相”轉向“移民心態史”，即“人們以為發生過什麼樣的事”。通過運用對材料的新的解讀模式、新的闡釋視角、巧妙使用哈布瓦赫和彼得·伯克等人的理論工具，趙世瑜完成了和宮崎市定類似的工作。讀過之後，讀者會意識到在兩個時間斷面之間的確發生過什麼，使得後人對祖先身份的追認發生改變，但無法明確知道原因是什麼。讀者也可以清楚意識到在某個時間節點上，的確有人熱衷於大槐樹移民後裔的身份，但背後的原因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坐實。
趙世瑜在這本小書中所做的工作，非常像是將王明珂等人的族群理論實踐在移民史現場中的搬演，為此他特別強調“地方”這個概念，不同於區域的一個時空動態概念——和族群非常類似，以此來凸顯在社會文化情景中某個群體的特定身份歸屬範疇。不妨和景軍在《神堂記憶》中所做的工作進行對比。自認為孔家人的小川、大川村民去山東曲阜找宗家修分家家譜，足以證明他們的身份歸屬認同，這一身份認同強烈到他們願意為之支付時間和經濟成本。共享一個傳說可以證明嗎，即便傳說涉及的主題是移民？從現有的材料看，似乎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段內，認祖歸宗都沒有成為大槐樹移民傳說的共享者的身份焦慮。
尋根祭祖園的信仰符號一貫混搭
通過將移民史資料所揭示的共同心態，放在集體記憶的解釋框架中來審視，的確可以打開視野。但再往下該走到哪裡去，是得出關於這一框架的確定知識，從而實現與理論的對話，還是進一步挖掘出心態史的真相，從而改變讀者對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情境的根本認識。就沒有一個偵探知道答案了。或者這麼說，我們都知道那個時期有民族認同的問題，那個時期也的確存在軍戶，但我們不知道大槐樹傳說的盛行是否真的和它們有關係，集體記憶理論依舊只是個開放性的框架。《祖先記憶、家園象徵與族群歷史》最早發表在2006年第一期的《歷史研究》上，後被收入2006年11月出版的《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論文集中，如今做了增補和修改，和另兩篇小文一起出現在這本《說不盡的大槐樹》中，不妨對讀三者，看看趙世瑜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十年來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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