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如果北洋水師是左宗棠管理,甲午戰爭打日本能贏嗎?

上善147925929


歷史沒有如果,但通過有價值的假設可以分析一些問題,例如戰爭打的是人還是武器。提問者者提出的假設是錯誤的,因此我也不會按照錯誤的提問去回答。

我會按照我對晚清的理解,進行大膽預測!

曾國藩和左宗棠不可能被貶職去做北洋水師提督,要去做只能去做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管理北洋海陸軍。曾國藩應該還會輸,但不會那麼慘。左宗棠則根本不會輸,輸的話頂多是失去朝鮮,但日後我們會贏得戊戌變法的成功或被清廷消滅。

(1)關於假設的假設

我們說假設無聊就需要一個假設下你還得有幾個假設。

比如我們就需要假設左宗棠的壽命要有九十多,且在中法戰爭後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因為左宗棠不可能被任命為北洋海軍提督,那叫貶職。

你也不能假設左宗棠和李鴻章一切對調,否則假設沒有任何意義。

你更不能假設沒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收復新疆、中法戰爭中左宗棠沒有做過他做過的事情。

只能假設中法戰爭後左宗棠還活著,接替了李鴻章的一切職務。

(2)左宗棠可以至少打平甲午戰爭,北洋海軍的實力會因為左宗棠在1887年大水災中主動削減軍費而打折扣,但陸軍實力會突飛猛進,由此朝鮮半島不會丟失

甲午戰爭是光緒皇帝主打,但光緒只能控制半個皇宮和影響力控制中國。實際上的戰爭決定權是在李鴻章手中。如果左宗棠在李鴻章的位子上,那麼,這場戰爭將是光緒和左宗棠執意打的戰爭。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和李鴻章與光緒和湘軍的隱形對峙就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之前,湘軍是沒有挺帥的,左宗棠作為湘軍曾氏兄弟死後是無可爭議的統帥。光緒的實力將大幅度增長。

(3)甲午戰爭中的甲午海戰結果會有變化

李鴻章時期,福建馬尾勢力就在北洋海軍佔主體,那麼,假設左宗棠任了九年的北洋水師的話,將控制北洋海軍艦隊同時對北洋海軍的岸防系統、武器供應系統、教學訓練系統進行整合。甲午戰爭中,我方失敗的武器供應假冒偽劣問題、貪生怕死問題都將不復存在。那麼,甲午海戰問題將會是另一個場景。

(4)左宗棠會主動拿“北洋軍費”去救災,北洋海軍的武器照樣不會增添,但北洋不缺錢

因為李鴻章和淮軍貪汙問題比較嚴重,造成海軍購買武器過程中說不明白的貪腐問題較多,1887年的河南大水災又使得上千萬人生命受到威脅。

翁同龢在此情況下,建議清朝全國上下捐錢,停止外購武器。左宗棠會在這時主動減少北洋武器外購,甚至會拿出自己的錢捐款,左宗棠捐款一生中已經捐出了是個養廉銀二十多萬兩,也可能會拿出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後主動讓出的自己貪腐的八百萬兩白銀,當然,左宗棠任北洋大臣的話肯定沒這麼多,而是早買武器和捐款了。北洋不缺錢。

(5)甲午戰爭的決戰是陸軍,因此,日本很難佔領朝鮮,至少保證不輸

假設左宗棠1885年後任北洋大臣的話,湘楚軍將是朝鮮戰爭的主力,淮軍的悍將如劉銘傳等能打仗敢打仗的人也會加入。平壤戰爭只會戰死而不會被嚇死。那麼,甲午海戰前運入朝鮮的日軍能否打贏都很難說。

(6)甲午之後,左宗棠會幫助戊戌變法成功,慈禧和李鴻章被徹底削權;或者慈禧、李鴻章等人造反被消滅

左宗棠任北洋大臣後主打甲午戰爭的話,戊戌變法也就不會發生了。康有為梁啟超也就不會出現。因為沒有賠款和臺灣被割讓出去。

一個人的存在確實可以影響歷史,例如商鞅對於中國歷史,王安石至於北宋後期,張居正對於晚明,這些都是明證。

光緒主導的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

一是國力弱必須得變法;

二是皇帝沒有權力;

三是沒有能文能武、鎮得住天下官員的管理者,如果左宗棠能活那麼大歲數,那麼,大部分湘楚軍和抵抗派文武都會支持他。

如果出現李鴻章和慈禧叛亂的事情,也會像“明治三傑”的二傑消滅“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那樣。

(7)如果上述結果沒有出現,左宗棠最有可能成為推翻清朝或被清朝打敗的人

個人的意志無法蓋過階層和集團的意志,晚清的歷史是清廷逐漸失去人心的歷史,誰能推翻清廷誰就代表民意民心。

我的意見是:通過三人性格和經歷的對比,左宗棠最有可能成為推翻清政府的人,李鴻章和曾國藩其次。

左宗棠這個人因為生活民間較長且長期在軍界,他被晚清官場薰染得不多,因此具有草根性格非常明顯。

李鴻章這個人腦子兒最靈活,但因其是清廷一員且是“重要既得利益者”,要想放棄既有利益去反清很難的。

曾國藩最無可能,首先他個人做清朝官久矣,且一直屬於穆彰阿一黨屬於“官場油條”一派;其次,他在官場算是“大儒”,他以“忠孝示人”,做官成功、反太平天國成大功皆是如此,如果他反清那麼最終也會被人拋棄。

因此,結果只能有兩個,左宗棠造反成功或者失敗。


坐古談今


答案是,即使左宗棠管理北洋水師,一樣會不敵日本海軍。原因有三。第一,左宗棠屬於陸戰派,缺乏對海洋權益的認識,他還不及李鴻章。在朝廷內部,李鴻章是海戰派,而左宗棠是陸戰派,他們的理念是水火不容的,經常會爭吵的不可開交,以至於互相掣肘。第二,左宗棠和李鴻章一樣,也是任人唯親,注重派系。李鴻章任用了淮軍系的丁汝昌,而丁汝昌是一個無能的舊官僚。丁汝昌身為海軍司令,卻絲毫不懂海戰,是真正的外行領導內行。以至於鄧世昌等人哀嘆:英國有不懂海戰的海軍司令嗎?就是諷刺丁汝昌是十足的外行。而左宗棠和李鴻章比,也是半斤八兩。左宗棠是湘系的領袖,多年來也提拔任用了一批嫡系“自己人”,在朝堂上和李鴻章的淮系鬥得水深火熱。如果左宗棠管理北洋水師,也逃不過任人唯親的格局。第三,政治腐敗。體現在上下勾結,中飽私囊,以次充好。在一次演習之中,丁汝昌的旗艦發射了一枚有質量的炮彈,結果“轟”的一聲巨響,反把自己的軍官炸死數人,連德國教官也一併重傷。旗艦如此,其他艦船可想而知。左宗棠在反腐方面,未必有所建樹。


懷疑探索者


其實,如果是左宗棠管理北洋水師,那麼只會輸的更慘。

這裡不是否認左文襄公的抗日御侮的決心,也不是否認他治軍的能力。而是因位,左文襄公根本不懂的近代海軍。雖然左宗棠興建了中國第一所近代造船企業,福建船政馬尾造船廠;也興建了第一所海軍學校,福建船政學堂。但是,對於海軍有熱錢並代表就懂得海軍發展的趨勢,比如在左宗棠擔任兩江總督,南洋大臣之時,為南洋水師從德國購買了"南琛"、"南瑞"兩艦,又從福州船政局訂購了"開濟"、"鏡清"兩艘快船。經過數年發展,讓南洋水師擁有大小艦船16艘,排水量近16000噸。但是,這位中國近代海防的開拓人,卻極為排斥但是正在興起的“鐵甲艦”。拒絕為南洋水師,購買這種正在興起的,可以極大增強海軍實力的戰艦。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左宗棠不懂得近代的海軍和海洋戰略。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因為左宗棠在塞防與海防之爭是的表現。要知道,左宗棠可是號稱中國“船政之父”。而是,因為其對海軍的認識還停留在“水師”階段,所以對海軍提出的要求是"江海防務並重,不爭大洋"。同時,還非常認同湘系水師統領彭麟玉提出的"有海防無海戰"的謬論。試想,一個連“海戰”都不認可,只是認為海軍是配合炮臺,進行近岸防禦的將領,怎麼會統領好北洋水師?甚至,連北洋水師能不能建成1888年那樣的規模都不敢確定。要知道,1884年離任之時,左宗棠在其兩江總督的任上也再沒有給南洋水師添購一艘新型戰艦。

不否認,左宗棠面對外國侵略者可能會更加頑強,但是戰爭不是頑強就能節約一切問題。


潞州節度


北洋海軍除了李鴻章,很難還有第二人能把它帶好,如果換成“左騾子”來帶,估計北洋水師死的更慘。



很多人都認為,“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李鴻章是甲午戰敗的罪魁禍首,覺得如果北洋艦隊換個人來帶,甲午戰爭的結局就會不一樣。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事實上,整個北洋艦隊都是李鴻章畢生之心血。作為最早親眼見識過列強兵器之精銳、尤其是海軍之強大的人,李鴻章是非常清楚建設一支強大海軍的必要性的。因此在有關“塞防”還是“海防”的問題上,李鴻章自始至終都堅定的堅持海防,並且為此和左宗棠搞得相當不愉快。



正是因為李鴻章傾注的心血,北洋水師才能建設成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亞洲第一世界前八的海軍艦隊。北洋艦隊早期的經費,實在是李鴻章一個子兒一個子兒省出來的,到了後期慈禧侵佔海軍經費,也實在不是他能左右得了的。



但是如果是性格剛毅的左宗棠,結果很可能就比李鴻章還壞了。且不說左宗棠對於海防的重視程度不及李鴻章,光說其性格,就很難像李鴻章一樣拉出一支叫得響的海軍出來。要不然,為什麼南北洋水師並建,卻只有李鴻章負責的北洋有所成績,左宗棠的福建水師卻很難與之匹敵?更何況以陸軍出身的左宗棠,又怎麼能比早年也曾和西方海軍打過交道的李鴻章管海軍更好?



所以,儘管李鴻章的北洋艦隊輸的很慘,但是換左宗棠來管,不一定會比他管得更好,甚至很有可能更差。


青言論史


肯定會輸。北洋海軍戰敗不是因為管理者的問題,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於:

日本明治維新迅速使日本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進化為一個半工業化國家。而大清帝國卻仍在沉睡之中。



一、大清帝國是一個古老的封建農業國家,日本是一個新興的半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在面對戰爭時,大清只能緩慢地動員一部分國力,日本可以很迅速地動員整個國家的潛力。

二、大清的統治階級主要是一幫不懂國際形勢、不懂近代化含義、不知近代科學文化知識的的封建士大夫,日本的統治階級是一幫深受西方知識文化薰陶、相當一部分有留學和西方遊歷、知道自己如何向西方學習的資產階級精英。

三、大清的國民是一幫深受封建壓迫、生得渾渾噩噩、死得稀裡糊塗、不知國家民族為何物的看客。日本的國民是一幫有了初步民族主義意識、狂熱崇拜天皇、自認為是文明種族的資本主義國民。

四、大清的軍隊是一支只是為錢而來、帶有樸素忠君思想的古代傭兵,日本的軍隊是一支完全使用西方軍制、接受西方軍事理論的近代化軍隊。

阿古柏軍隊,也是一支農牧民為主的古代軍隊

左宗棠之所以受到一部分國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是其收復了新疆。但是他收復新疆要對付的並非什麼西式近代化軍隊,只不過是一些中亞遊牧國家的士兵、新疆的部分居民和甘肅被擊敗的回民軍殘部,最先進的武器只是一些西式前膛槍炮,其戰鬥力本來就不如經過太平天國戰爭考驗,同樣裝備了西式前膛槍炮的清軍。所以兵力、火力、素質都強於對手的清軍能打敗阿古柏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認為打敗了阿古柏,就能打敗日軍,未免太過於樂觀。

那麼,左宗棠在海軍建設方面有何建樹呢?

船政的船臺,正在建造萬年清號炮艦

應該說建樹非常大,船政是中國乃至東亞當時最大的近代化造船機構,同時也是培養中國海軍人才的搖籃。北洋海軍的艦長,幾乎都是這裡畢業的。

但是船政本身也體現了左宗棠在近代化海軍建設方面的無知和短視:

早期船政軍艦因為有大型貨倉,只是非兵非民的四不像

直到擯棄了左宗棠的造船思想,才有了真正的軍艦。可見”揚武”號側面密密麻麻的炮位。


一、左宗棠認為軍艦必須要有大型貨倉,這樣和平時期可以從事客貨運輸,自己養活自己。這與明太祖搞衛所兵的初衷如出一轍。結果左宗棠時期造出來的軍艦用來打仗不行,因為火炮太少。用來商業運輸也不行,因為成本太高。還是繼任者改弦易轍,才有了船政歷史上第一艘真正的軍艦”揚武”號。

船政造出的最大軍艦開濟號巡洋艦的模型,該艦隻有2300噸。

二、左宗棠認為船廠要易守難攻,所以選擇在水淺的馬江深處建設,結果船政自始至終,只能造2000噸級的軍艦,因為再大就無法下水,更別說出海了。而所謂的易守難攻,在通商口岸條約面前都是浮雲,法國艦隊照樣可以合法進入馬江,突襲船政。

三、左宗棠花錢大手大腳,收復新疆由於浪費太多一直受到清廷詬病。例如他借外國貸款是一釐的高利貸,而其他人貸款一般是四分。左宗棠買來的”南琛”巡洋艦就比國產的同級艦”開濟”要貴。李鴻章可以用三百萬兩的白菜價買來定遠級鐵甲艦,同樣是三百萬兩,左宗棠就很難說了。

四、左宗棠情商很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而且他和李鴻章一樣是軍功出身的漢族士大夫,一樣受猜忌,不可能得到比李鴻章更多的支持,說不定還會更小。

綜上所述,左宗棠管理下的北洋海軍,很有可能是一支實力比李鴻章時期更差的海軍,要想戰勝日本海軍是絕無可能的。


海軍史研究會員


可能結局不會那麼慘,但仍然可能總體失敗。


因為兩個國家的戰爭,根本上是綜合國力的較量。綜合國力包括政治力、經濟力、人民凝聚力,軍事指揮力縱觀當時的中日兩國,基本上中國全面落後。


政治上,中國和戰不定,這是戰場大忌。沒有一個堅強和統一全局的堅強領導核心,戰爭從根本上來說已經輸了。甲午戰爭,日本上上下下蓄謀已久,就是要蛇吞象,控制朝鮮,緊逼中國,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統治集團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標,並進行了蓄謀已久的準備。反觀清朝,帝黨後黨搖擺不定,朝內大臣心懷叵測,各有自己的小九九,政治上就輸了一大截。


軍事上,北洋水師雖然一度領先日本,開戰10幾年前巡遊日本,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給當時日本上下以極大震動。然而10年後,北洋水師已經多年未更新。真正有戰鬥力的艦艇不算太多,而且槍膛彈藥,在戰場上一度出現了空殼狀況。反觀日本海軍,實力基本上已經在北洋水師之上。


經濟上,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國力大增,鋼鐵、軍事等力量突飛猛進。中國雖然經過二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存了一點家底,但和日本比起來,仍然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國窮民窮,對戰爭的支持力不深。


文化上,中國暮氣沉重,相反日本是一個銳氣十足的新型君主立憲國家。兩國人民對政府的態度迥異。中國還是皇帝家奴,對內色厲內荏,對外狂妄無知,而日本上上下下似乎橫豎一條心,要的就是與清政府決一死戰。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與李鴻章不相上下,但在軍事、政治上可能更加鐵腕。但沒有綜合國力做後盾,可能左宗棠也只能望洋興嘆。


北京不冷東京熱


贏不了!而且不出意外的話,肯定還會是慘敗。

我為什麼會這麼說的,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左宗棠的海軍理念可以說是落後到了極致,左宗棠沒有管理過北洋水師,但是他卻管理過南洋水師。在他上任的時候,當時南洋水師還沒有進行重建,整個南陽水是跟北洋水師扯皮扯了好幾年,最後南陽水是什麼都沒幹。左宗棠上任之後確實用他自己的能力幫助南洋水師進行建設,但是卻也給南陽水師帶來了極大的問題。

左宗棠看到外國那些高大的戰列艦還有超粗的艦炮感覺沒什麼用。我們為什麼要買這些東西呢?我們海軍的任務就是為了幫助陸軍,所以我們只要搞近海防禦就行啦。跟別人去打海戰為什麼?白費錢財。

因此,左宗棠在建設南洋水師的時候,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近海防禦。什麼大海戰,我們不管,我們就為了幫助陸軍在海面上組成一道防線,其他的什麼事兒都不用做就行了,正是因為左宗棠給南洋水師定下這麼一個基調,所以導致在這之後,北洋水師在面臨被敵人快要包圍的危險的時候,南洋水師不管當時願不願意去報北洋水師,反正他們是沒有能力去幫。

如果說左宗棠在中日甲午海戰的時候接受北洋艦隊的話。我估摸著左宗棠的作戰行動任然還是圍繞著陸軍,這沒辦法。左宗棠畢竟年紀也大打陸軍打了這麼多年,肯定也是陸軍至上的理論,左宗棠肯定是派遣北洋艦隊沿著中國整個海岸線進行巡航,然後保證進入朝鮮的陸軍能夠迅速的撤入到本國國境線以內,這樣的話,日本方面仍然還可以大張旗鼓的利用運兵船大張旗鼓的將軍隊從本國運送到朝鮮境內,然後支持在朝鮮上的作戰行動。這樣的話。中日甲午海戰仍然面臨著被日本方面單方面單吃的危險。

況且說一句實話,在中日甲午海戰的時候,左宗棠的能量比不上李鴻章,中日甲午海戰最大的敗因,並不是李鴻章的避戰保船,我說幾件事情,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中日甲午戰爭成精在朝鮮平壤爆發過一次接觸上。第一天的時間裡,中國軍隊方面表現的極為英勇和頑強,但是第二天夜裡緊急撤軍,為什麼前線補給不夠。就是前線補給不夠的電報,一直髮到北京,要求大後方緊急補給前線,但是此時此刻,光緒皇帝,慈禧還有大後方的那一批儒生在那裡幹嘛,互相扯皮,說我們為什麼和日本打起來,我們為什麼要跟日本打仗,我們為什麼要去幫朝鮮就這樣在爭論那些沒有用的事情,最後導致整場戰爭。前些不對,連後面的補給的一點兒影子都沒見到。

並且這麼落井下石還不算完。他們還要求李鴻章交出相應的政治權力和軍事權力交給他們進行保管,交給這幫儒生去保管這些東西不就是等著這個國家亡國嗎?爭權奪利,這是文官幾乎一致反的歷史錯誤,而且還死不悔改。

叢淮軍兵敗平壤,到最後,北洋艦隊坐沉港口,淮軍將求援的電報,可以說向京城發了一遍又一遍,可是直到日本人單吃了北洋艦隊。京城方面仍然還是在那互相扯皮,李鴻章願意,他的部隊被日本人給全部吃了個乾淨嗎?肯定不想這是他一輩子花了無數心思弄出來的心血,但是看看慈禧在這之後做的一些事情讓李鴻章去簽訂《馬關條約》,從李鴻章的手裡把屬於袁世凱的那一部分淮軍給擇出來,讓袁世凱自己編兩支軍隊歸中央管轄。

李鴻章,這個時候才算明白了無論你這條狗做得如何優秀,主人仍然把你當狗看,可以說整個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是慈禧和光緒皇帝為了搞一次政治成本而犧牲了國家的整體利益,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將整個國家的利益出賣給外國。

所以說中國的命運交在一個婦人,交在一個沒有任何政治遠見的婦人手裡,是何等的悲哀,左宗棠比不上李鴻章,這是實話,他也沒有辦法制止這一次朝廷上面的紛爭,從最高統治階級層來講,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對比一下子,高下立見,可笑的是,網上還有不少人替慈禧洗白,就想問一句,你們這麼想去做太監嗎?

左宗棠雖然做事情比李鴻章更加乾淨利落,但是。卻又沒有辦法在這兩件事情上,比得上李鴻章。這兩件事情才是真正是清軍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真正原因,空有一腔熱情又如何?最後還不是被那些最高統治者當球踢。

最後,八國聯軍侵華,張之洞在南方說了一句話,如果說慈禧的老孃們兒那啥了?我們要不要重新推選李鴻章作為南方中國的總督呢?李鴻章點了點頭。


漩渦鳴人yy


能贏。

管不管水師不重要,讓左宗棠體力旺盛的活著並管陸軍,那麼甲午還是有希望的。

首先要明確一點,甲午戰爭的決定性戰鬥並不是海戰,而是陸戰。清軍在平壤,田莊臺,牛莊等地的陸戰慘敗才是最終簽訂《馬關條約》的主因。因為陸戰的失利,清軍勢力徹底退出朝鮮半島,日本獲得了非常完美的前進基地和後勤資源,由此,日本便可以以戰養戰,以強盛的兵力對清王朝核心的直隸地區保持高壓態勢,讓整個清政府惶惶不可終日,不得不委曲求全。

在清日進行的一系列陸戰中,大部分清軍的戰鬥意識極差,在平壤戰役中,清軍將領葉志超面對日軍的進攻,在同僚左寶貴趙烈犧牲的情況下棄城逃走,狂奔五百里,退到中國境內,導致後續日軍長驅直入佔領整個朝鮮半島。可以說,在武器差距並不懸殊的情況下,清軍完全是敗在了戰鬥力低下,士氣差勁的原因上。

不僅如此,葉志超的戰敗還被李鴻章系的官僚美化為“大捷”,導致國內對戰局缺乏足夠的認知,最終甲午戰局措手不及。

而如果換左宗棠領導那將大不一樣,首先左宗棠下屬的楚軍的戰鬥力和戰鬥意識都強於淮軍,從收復新疆的戰局上看,左宗棠作為對本身軍事認知非常清楚的情況下竟然曾試圖武力驅逐佔據伊犁的沙俄,可見,作戰序列上屬於淮軍的楚軍,戰鬥意識卻是強於淮軍的。

再其次,左宗棠的軍事指揮能力有目共睹,收復新疆的戰略“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直接變成“急進緩戰”套用在朝鮮就很有效,“急進”,就是儘快調動,將陸軍主力集中在朝鮮,遼東等地,“緩戰”就是依託清政府在朝鮮多年經營的優勢,與日軍打持久戰,依靠國力打消耗戰,要知道,即便是剛剛明治維新的日本,在打甲午戰爭時也已經捉襟見肘,後繼乏力(馬關條約之所以少賠一億兩是因為日本擔心對李鴻章的刺殺活動會激怒清政府抗爭到底,那樣日本是撐不住的,如果日軍還有實力繼續打下去,把李鴻章剁成片都不可能少賠一兩銀子)如果不是馬關條約開創的天價賠款,甲午打完的日本也是慘勝。

左宗棠需要做的就是,不需要計較一兩場戰鬥的得失,只要在大格局上讓朝鮮半島的戰局陷入持久戰,讓日本無法獲得前進基地和資源以戰養戰,必要時就算毀掉整個朝鮮半島也在所不惜,堅壁清野也不給日軍留下任何物資,這樣即便勝利不了,日本也堅持不了一年。

當然,關於戰略方面只是我自己的紙上談兵,但我相信,如果是左宗棠在那個位置上,他一定會做的更好。


扣毛


如果換成左公是管理北洋水師的負責人,甲午戰爭一樣會戰敗!左公是老陳某國的典範,是平定太平天國與收復新疆等地的肱骨重臣!後不管在哪裡出任職務,都是盡心盡力的長久謀算!然而左公終其一生都是封疆大吏而非廟堂核心,萬頃大廈豈能是一根棟樑支撐?



所以即使左公管理北洋水師,也不能改變清帝國不重視本次戰爭的心態,而日本朝野將那次戰爭視為改變國運的一次豪賭,全國上下盡全力備戰,可想而知以必戰對畏戰的結果如何?妄自埋沒左公英明而已!



即使左公管理北洋水師,也不能從腐朽的清帝國中樞爭取到更多的財力支持,也不能改變軍艦的技術水平落後的現狀,或許還會遭受清廷的斥呵!


涇水書生


龍旗飄揚的艦隊——晚清海軍設計者左宗棠的海防思想

摘要: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國家不斷進行海上入侵,中國海防危機日益深重。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推動中國近代造船業與近代海軍的發展,並培養出一批近代海軍人才。海防議中,左宗棠並未改變自身重視海防的思想,中法戰爭前後,左宗棠籌備海防而尤為重視臺防,組建漁團,增設炮廠。戰後,請求專設海防全政大臣,並建議福建巡撫移駐臺灣,和臺灣設省。其海防思想雖有種種歷史侷限,如缺乏爭奪制海權思想、對購置鐵甲艦的認識不足等,但左宗棠仍為中國的海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平遠艦 一、 左宗棠早期的海防思想 左宗棠其人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樸存,湖南湘陰人,晚清政治家、軍事家、民族英雄。1852年進入湖南長沙幕府,參與鎮壓太平軍。1860年組成“楚軍”,入江西、浙江,任浙江巡撫、閩浙總督。1866年消滅太平軍餘部,創辦“馬尾船政局”,旋調任陝甘總督、督辦陝甘軍務。先後參與鎮壓西捻軍及陝、甘回民起義。光緒元年(1875年),力主收復新疆,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粉碎阿古柏入侵勢力,並立主抗俄,以武力為後盾,支持外交談判,收復伊犁地區。1881年,調任回京擔任軍機大臣,旋調任兩江總督。兩江總督任上,左宗棠興辦水利,改良鹽務,支持洋務,重視海防。中法戰爭爆發後,自請赴福建督師,光緒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歲。追贈太傅,諡號“文襄”,併入祀賢良寺、昭忠寺。 左宗棠 左宗棠海防思想萌芽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海疆便有海無防,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橫行於中國近海,面對軍艦的絕對差距。鴉片戰爭中,位於抗敵一線的官員均選擇避免於敵海上爭鋒,而以陸上建築岸防工事進行抵抗,導致被動挨打。這一現象引起許多有識之士的擔憂,魏源在其思想著作《海國圖志》中談到“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鴉片戰爭爆發時,左宗棠在湖南安化陶家就館,密切關注時事,並與老師賀熙齡書信交流,他提出一系列海防策略,如“練漁屯,設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 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譏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 更造炮船、火船之式”[3]。此時期左宗棠除認識到舊式水師的戰船火器不如人且建議更造外,其海防思想未脫古代傳統海防思想的範疇,並無太多新意。多書生之見,與海防實際有所脫節,且此時左宗棠僅是一名就館教師,其思想也未產生廣泛影響。 二、 初步海防思想實踐——創建福州船政局 創建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屢立戰功,在鎮壓了太平軍餘部後,於1866年升為閩浙總督。這使得左宗棠有了實踐其海防思想的機會。左宗棠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深刻的認識到了海防的重要性,1863年4月,在給寧紹臺道史致謬的信中,左宗棠提出 “鄙意將來須仿造火輪,乃可語洋防耳 !”。 左宗棠曾在同治元年1862年組成中法混合軍——常捷軍,與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等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左宗棠對英國人不太信任,卻對法國抱有一定幻想,因此打算聘請法國人,創辦西式造船廠。左宗棠上書提議創辦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在 《擬購機器僱洋匠試造輪船先陳大概情形折》中提到,“竊維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飆舉,無足當之。[4]”提出了創辦造船廠的重要性。 建立新式造船廠困難重重,正如左宗棠在奏摺裡談到的“從前中外臣工屢議僱、買、代造,而未敢輕議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機器購覓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約之難也;一則籌集鉅款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需僱用洋人之難也;一則輪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費不飺,月需支給,又時須修造之難也;一則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之難也。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不敢一抒籌策以徇公家之急。”並提出“臣愚以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5]” 左宗棠逐一為造廠之難事提出解決方案“如慮機器購覓之難,則先購機器一具,鉅細畢備,覓僱西洋師匠與之俱來。……如慮外國師匠要約之難,則先立條約,定其薪水,到廠後由局挑選內地各項匠作之少壯明白者,隨同學習。……如慮籌集鉅款之難,就閩而論,海關結款既完,則此款應可劃項支應,不足則提取釐稅益之。……如慮船成以後,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車諸事均須僱請洋人,則定議之初,即先與訂明:教習造船即兼教習駕駛,船成即令隨同出洋,周曆各海口。……如慮煤炭薪工按月支給,所費不袋,及修造之費為難,則以新造輪船運漕,而已僱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受商僱,薄取其值,以為修造之費。……[6]” 左宗棠預料到保守大臣的“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既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並形象的說“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7]” 後左宗棠覆上《復陳籌議洋務事宜折》,終於得到清廷的批准,上諭左宗棠設廠製造輪船。左宗棠於聘請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都督,創辦了福州船政局(因廠基位於福州馬尾山下,又稱馬尾船政局,也稱福建船政局)。於是,中國第一家近代化造船廠,大型軍事企業福州船政局就此成立。此外,左宗棠還同時在船政局裡設立了“求是堂藝局”,培養造船、駕船人才。福州船政局佔地600畝,建有鑄鐵、打鐵、模子、水缸、合攏、拉鐵、錘子等14個分廠。全部設備購自法國,船政局規模宏大,設備齊全。左宗棠又擔心福州馬尾船政局遭人非議,因此特上書《船局創始之初未可期以速效片》,言明“此局創設固已嫌其遲,然所重者在盡洋人之藝事與夫駕駛之方,實未可期以速效。與其速而無成,曷若遲而必效。如有欲速之說者,不可聽也。創始之初,所費必多,不宜過於刻核。任事之人,如果工歸實濟,自然所費不糜。若一一加以綜核,則牽掣必多,或至廢於垂成之時,更為可惜。現在洋人聞有開設船廠之舉,明知無可阻撓,多謂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費可惜者。實乃暗行阻撓之意。福州領事賈祿即屢為此言。臣已權詞謝之。如有以虛糜之說為言者,不可聽也。”為福州船政局的發展保駕護航。 保護福州船政局的運行 1866年,左宗棠選址辦廠,但9月便接到調令任陝甘總督,為了使福州船政局能夠平穩運行,左宗棠為此先後數次登門,最終將丁憂在家的沈葆楨請出管理福建船政局,此後沈葆楨全力主持經營船政局。經過幾十年的苦心經營,成為了當時清政府重要的軍艦生產基地和遠東最大的造船廠。 1872年,內閣學士宋晉認為福州船政局糜費太重,認為用於禦敵則早已議和,且即便用於禦敵也遠不足用,上書請求“暫行停止”。左宗棠聞訊後,連忙上《復陳福建輪船局務不可停止折》駁斥“竊維製造輪船,實中國自強要著。臣於閩浙總督任內,請易購、僱為製造,實以西洋各國恃其船炮,橫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無,不得不師其長以制之……近來船式愈造愈精,原擬配炮三尊者,今可配炮八尊,續造二百五十匹馬力輪船,竟配新式大洋炮十三尊。此成效之可考者也。[8]”為福州船政局的發展辯護,並指出未可急於求成,並以西方船政發展為例進行解釋“泰西各國製造輪船,自始至今,閱數十年,所費何可勝計!今學造三年之久,耗費數百萬之多,謂遂能盡其奇巧,無毫髮憾,臣不敢信其誠然。”並在最後談到“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無論停止製造,彼族得據購、僱之永利,國家旋失自強之遠圖,墮軍實而長寇仇,殊為失算……臣於同治五年奏請試造輪船時,即預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事敗垂成,公私兩害,所慮在此。茲幸朝廷洞矚情形,密交疆臣察議,成效漸著,公論尚存,微臣得於欽承垂詢之餘,稍申倦倦不盡之意。否則,微臣雖矢以身價性命殉之,究於國事奚所裨益?興念及此,實可寒心![9]”最終使福州船政局得以繼續發展。 培養海軍人才 鄧世昌是船政學堂培養的優秀海軍將領 福州船政局除開設鐵廠和船廠之外,船政局還設立船政學堂(又稱“求是堂藝局”),分前後兩堂,前堂學習法文,以培養造船人才為主;後堂學習英文,以培養駕駛人才為主。船政學堂日後培養出了中國第一批近代海軍人才。船政學堂被稱為中國海軍搖籃,船政學堂的畢業生不少成為北洋海軍的高級將領。船政學堂也是中國近代第一家官辦西式學堂。船政學堂分為“前學堂”及“後學堂”兩部。前學堂教授造船、和設計,後學堂教授航海,輪機及駕駛。學堂由外國聘用之導師教授,使用外語授課及用原文書本。造船方面學習法國,故此前學堂由法國導師教授,科目包括法文、幾何、數學、微積分、物理、機械等。航海則學習英國,故此後學堂由英國導師教授,科目包括英文、數學、幾何、天文、地理、航海理論等。而射擊、兵操、中文經史則為必修。學制為期五年,畢業後,前學堂學生派往船廠實習監工,後學堂學生則要上訓練艦實習駕駛。成績最優異者之後再被送往歐洲學習,造船學生派往法德各大船廠,駕駛學生派往英國皇家海校深造後再入英國海軍任見習官。嚴復、鄧世昌、魏翰、詹天佑、劉步蟾、林永升、林泰曾、葉祖硅、薩鎮冰、程璧光、陳季同等均是福建船政學堂培養出的人才。 晚清海軍 福州船政局製成的第一艘輪船“萬年青”號,於1869年6月下水。至1874年2月,共造輪船15艘。至此,日意格等及法籍工匠數十人照原合同規定從船廠撤退,廠務和技術由船政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接管。新造諸船,俱用華人駕駛。福建船政局為中國船政近代化乃至中國軍工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左宗棠與其推薦的沈葆楨在此中居功甚偉。 三、海防塞防之爭中左宗棠的主張 1874年,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出兵侵入臺灣,而清政府竟一時無力予以驅逐,“明知彼之理屈,而苦於我之備虛”,而被迫簽訂《北京專條》,承認日本為“保民義舉”並賠償50萬兩白銀,這一事件震動了清政府,使得清政府的眾多軍政要員進一步意識到了海防的重要性,總理事務衙門隨後上書同治帝要求加強海防。此事印證了左宗棠創建船政局仿製輪船的先見之明。對於加強海防一事,各疆土大員均一致贊同,但由於加強海防需要大量軍費。據李鴻章估計,至少需要千萬兩白銀,包括造船,修築海上要塞等。國防經費從何而來,李鴻章提取四成海關洋稅和部庫提成,不足再借外債。而當時阿古柏竊據新疆,用於收復新疆的西征軍的經費也是打算利用海關稅收和厘金外債。由於海防與塞防財源出於一體,因此引發“海防議”。 李鴻章鑑於當時東南的海防危機,認為海防緊急,“新疆不復,於肢體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主張放棄西征,“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10]”,將有限的國防經費用在海防建設上。此外,辦理臺灣事務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兩江總督李宗義、湖廣總督李翰章、福建巡撫王凱泰、浙江巡撫楊昌浚、江西巡撫劉坤一,均主張優先籌辦海防。 湖南巡撫王文韶、漕運總督文彬、山東巡撫丁寶楨、江蘇巡撫吳元炳則堅持海防雖然重要,但目前應全力完備塞防。左宗棠在《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中系統的分析了當前海防塞防的形勢,並客觀的評價了雙方的觀點“今之論海防者,以目前不遑專顧西域,且宜嚴守邊界,不必急圖進取,請以停撤之餉習濟海防;論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無虞,東南自固。此皆人臣謀國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見自封者也。[11]”最終得出了“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審處者也。[12]”左宗棠並非就此忽視了海防,他主張海防塞防並重,只是因為此時日本入侵導致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和議已籤。而新疆已失,沙俄佔據伊犁的現實,使他決心出兵收復新疆。海防塞防之爭中左宗棠的態度從未表現出對海防的忽視,也不能說其海防思想發生了變化。 簞食壺漿迎王師 通過海防塞防之爭的大討論,清廷實際上支持了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並舉的主張,一方面籌餉西征,另一方面也因為海防大籌議的進行,海防受到了較以往更多的重視。清廷在1875年5月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後,同年6月又任命沈葆楨、李鴻章分別督辦南北洋海防事宜,邁出了海軍南北分建的步伐,推動了海防建設的發展。學界對於海防塞防之爭的評價,經過“愛國賣國說”、“湘淮之爭說”,至今逐步過渡到認為海防塞防之爭實質是國防前線的戰略部署和國家有限的財力如何分配之間的矛盾,既非愛國賣國之爭,也非湘淮利益之爭,而是戰略之爭。正如左宗棠所言“此皆人臣謀國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見自封者也。”[13] 四、中法戰爭前後左宗棠的海防活動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次年六月,左宗棠奉旨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閩海軍務,挽救戰局。左宗棠在這一時期重新籌辦海防,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重視加強臺灣防務、組織漁團,戰後倡議設海防全政大臣、倡議巡撫駐臺與臺灣設省。 重視加強臺防 早在擔任閩浙總督時期,左宗棠就認識到了臺灣的重要性,認識到臺灣為七省門戶,上折:“其臺灣一郡為閩省外郭,譬猶鎖鑰 , 臺灣為鎖, 澎湖、廈門為鑰 ,而鹿耳門、鹿仔港則通鑰之竅也。[14]” 左宗棠是較早認識到臺灣戰略地位的大員,在隨後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美國屢屢企圖染指臺灣,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事件,臺灣的重要地位才真正引起朝野的高度重視。 中法戰爭中,臺灣作為主戰場之一,左宗棠更是重視臺灣防務。1884年年底 , 左宗棠派道員王詩正率“洛靖親軍”三營從泉州府蛆江一帶乘坐民船偷渡,援救臺灣。 組織海口漁團 為加強防禦法國艦隊的力量,1883年,左宗棠上《創設漁團精挑水勇以資徵防折》,指出當地漁民在敵軍入侵時,往往受僱侵略軍而為其做嚮導,對清軍的作戰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崇明之民以漁獵為業長。其子孫良願者操網捕,完稅課,黥而悍者流為劫盜,海上有事則通番受僱,為其引水導路。近亦漸通西語、熟西法,勢將變夏而為夷。商船航行抵海口,輒覓其帶水。由崇明至上海,帶水一次,給薪工銀五十兩,官司不復過問。兵輪船亦然。故遠人航海數萬裡,由重洋入內地,恍若舊遊,不以介意也。漁船水手之膽略風優,能通方略者代不乏人。從前福建提督施琅,壯烈伯李長庚,提督王得祿、邱良功,近如浙江海門鎮總兵貝錦泉,陣亡記名總兵陳紹,皆由漁船水手起家,發名成業,功在一時,乃其最著者。故求水師將才於今日,其歷事久、穩練有餘者固未可輕棄,其膽略可取,才技出眾者尤當急為拔擢,俾得及時自效,共奮於攻名之路,不致終於淪逸,徒資敵人驅遣,致臨事有乏財之嘆[15].” 左宗棠希望通過組織民間漁團,一方面解決少數漁盜與侵略軍勾結的行為,免受敵軍驅遣,一方面從中發掘軍事人才,對抗外敵,使漁民成為海防系統的組成部分。這裡麵包含有傳統的組織民眾團練聯防,以查奸巡邏、輔助官軍作戰的思想。中法戰爭結束後,左宗棠上奏解散了漁團。 倡議專設海防全政大臣 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關防 左宗棠在辦理海防事物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海防事業需要有專任大臣負責,方能解決海防各部門互相牽制,內耗重重的問題。因此,於1885年7月29日上奏摺請求設立海防全政大臣。“臣曾督海疆,重參樞密,竊見內外政事每因事權不一,辦理輒形棘手。蓋內臣之權,重在承旨會議,事無大小,多籍疆臣所請以為設施:外臣之權,各有疆界,雖南、北洋大臣,於隔省之事,終難越俎。誠如聖諭:僅就一隅創建,未合全局通籌。今欲免奉行不力之弊,莫外乎慎選賢能,總持大綱,名曰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海部大臣。凡一切有關海防之政,悉由該大臣統籌全局,奏明辦理。[16]”並且,“特建衙署,駐紮長江,南控閩粵,北衛畿輔。該大臣或駐署辦事,或周曆巡閱,因時制宜,不為遙制。另擇副臣,居則贊襄庶務,出則留守督工。權有專屬,責無旁貸,庶成效可立睹矣。惟此大臣任大責重,必品望素著,深通西學,為中外所傾服者,始足當之。[17]” 並擬定七條建議分別為:師船宜備造也,營制宜參酌也,巡守、操練宜定例也,各局宜合併也,經費宜通籌也,鐵路宜仿造也,士氣宜培養也。特別是其中提及創建海軍十大軍。“海軍十大軍,若徒備鎮守,不時常巡歷、操練,徒多無益。擬將十軍內以八軍分佈天津之大沽,寧古塔之琿春,山東之煙臺,江南之崇明,浙江之鎮海,福建之閩口及臺、澎,廣東之虎門、瓊州,各駐一軍。附近之汕頭、廈門、鎮江、北壇等處,皆由派駐該省兵輪分派停泊,朝夕操演。又此八軍分駐各口,彼此互相替換,每四個月輪替一次,合操一次,周而不息。其餘二軍,一巡歷東洋,一巡歷西洋,亦如各國駐華兵輪為保護商人之計,兼籍以練習風濤沙線,並訪水土民情與夫各國形勢、博物、製造等事。或遇兩國戰爭即前往觀戰。每年期滿,仍歸守口,將守口者挑換兩軍出洋。凡此鎮守、巡歷各船將優劣具考呈核,請旨賞罰,著為定例。[18]” 左宗棠提出的建立海軍十大軍,實為建立十支海軍艦隊,雖然限於清政府當時的在財政實力,不可能全部建成,但其建議卻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尤其是提出兩支海軍艦隊巡遊各國和海軍輪換制度、保護海外商民、海軍觀戰,具有極高的戰略眼光,對後來的海軍建設有著極大的借鑑價值。 倡議福建巡撫駐臺與臺灣設省 左宗棠上《臺防緊要請移福建巡撫駐臺鎮攝折》, 提出“且以形勢言,孤注大洋,為七省門戶,關係全局,甚非淺鮮……非有重臣以專駐之,則辦理必有棘手之處。據臣愚見,惟有如袁保恆所請,將福建巡撫改為臺灣巡撫,所有臺灣一切應辦事宜,概歸該撫一手經理,庶事有專責,於臺防善後大有裨益。[19]”後來,又倡議臺灣設省。 後來,清政府綜合多方意見,最終決定臺灣設省,任命劉銘傳作為首任巡撫,臺灣也開展了近代化建設,基本上實現了左宗棠的主張。 五、左宗棠的海防思想的先進性 較早的深刻認識到臺灣的戰略價值。 如前所述,左宗棠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擔任閩浙總督時,就認識到了臺灣在中國海防中的重要戰略地位,是較早認識到臺灣戰略地位的大員。1863年提出“臺灣一郡,為閩省外邪, 譬猶鎖鑰,臺郡為鎖,澎 湖、廈門為鑰,而鹿耳門、鹿仔港則通鑰之竅也。”[20]請求揀員調補臺灣鎮總兵。曾經在海防建設中提出“:天津者,人之頭項; 大江、三江入海之口, 腰脊也;各島之要,如臺灣、定海,則左右手也, 可護頭項、腰 脊,皆亟宜嚴為之防。[21]中法戰爭後,左宗棠更是建議巡撫駐臺和臺灣建省,認為“且以形勢言,孤注大洋,為七省門戶,關係全局,甚非淺鮮……”。左宗棠的這種認識為後來近代史上列強尤其是日本對臺灣的覬覦所驗證。 主張統一組建海軍,反對分洋建設。 在海軍組建方式 , 晚清最重要的海防建設者李鴻章主張分洋組建,首先贊成丁日昌的三洋海軍主張,即建立北洋、南洋、東洋三支海軍,中法戰爭後又提出建立四洋海軍,即北洋、南洋、閩洋、粵洋四支艦隊分建,並因北洋地近京師,主張以北洋海軍建設為重點。而左宗棠極力反對分洋建軍,認為中國海疆萬里,一水可通,如果劃分三洋組建 ,勢必出現嶺域彼分,彼此勢均力敵,不能統一的弊病,認為應當打破地域疆界,統一建軍才能最大程度發揮海軍建設成效。後來海軍建設中,出現南洋海軍由湘系主導,北洋海軍由李鴻章淮系控制的現象。晚清海軍的建設深深地打上了湘淮之爭的烙印。中法戰爭與甲午中日戰爭中,均出現海軍內部互相救援不力的現象,缺乏統一建設與統一指揮,將湘淮畛域帶入海軍建設中,無疑從反面印證了主張統一組建海軍的先見性。 醇親王為首任海軍衙門總理大臣,李鴻章實際掌握大權 海防建設中堅持獨立自主,“權操諸己”。 建設近代海軍需要新式輪船與軍艦,在艦船來源的問題上,左宗棠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就局勢而言,借不如祖 , 僱不如買 , 買不如自造。”認為“船炮以自制為便”[22]。平心而論,當時中國基礎工業極為薄弱,福州船政局建造輪船都是從國外進口舊船機件進行組裝,成本高於直接進口輪船與軍艦。而且無力建設較先進的軍艦輪船。李鴻章正是因為看到這些,兼之海軍需要快速成軍,極力主張艦船以外購為主,國內自造為輔。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來看,左宗棠的主張有些不切實際,但從長遠來看,其主張更為成熟。只有建立相對完善的海軍軍工體系,才能收海軍建設長效。 在1866年左宗棠上總理衙門書中提到這個問題“至自造輪機成船,較買現成輪船多費至數倍;即較之購買現成輪機,配造成船,亦費增過半。所以必欲自造輪機者,欲得其造輪機之法,為中國久遠之利,並可興別項之利,而紓目前之患耳。外國多方阻撓,乃意中必有之事。現英國領事等屢以造船費大難成,不如買現成船為便宜,此即暗中使壞之一端。不然伊何愛於我,而肯代為打算乎?惟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駕駛,方不至授人以柄。……現令貝錦泉多募寧波熟練舵工,優給薪工,隨同學習……則後廠中所造船,即可用中國人駕駛。……宗棠管見,不可借用外洋弁工。”[23]“權操諸己”是左宗棠海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準則。 六、左宗棠的海防思想的侷限性 海防思想立足於海口消極防禦,缺乏爭奪制海權的海權思想。 左宗棠雖然看到了在“船堅炮利”的時代,必須仿造西式軍艦才能應對海防危機。但整體的海防作戰指導方針,仍是消極防禦戰略。這繼承了魏源為代表的專守河口的海防思想。軍事學上的防禦分為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而專守海口防禦無疑是典型的消極防禦。中國古代海防思想中,尤其是明代抗倭戰爭中,胡宗憲、俞大猷等人多主張積極防禦,殲敵於海上,已經孕育了爭奪制海權的思想。但鴉片戰爭時期,面對英國艦隊的絕對優勢,中國海防理論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的觀點,針對清軍水師落後,而提出的專守防禦理論,對當時人們確定海軍戰略,起到了消極作用。而這一理論對後來的海防主持者李鴻章、左宗棠均有影響,而林則徐的建立水軍的海防思想被忽視。左宗棠主張“不爭大洋衝突,只專海口設防。無事則巡緝洋麵,盡其力所能到,以靖海盜;有事則齊集海口堵御。”[24]明顯是消極防禦戰略,看不出有爭奪制海權思想在內,其實質是缺乏制海權意識。且因此對鐵甲艦的戰略地位認識不足,認為:“與其購買鐵甲笨重兵艦爭勝於茫茫大海之上 , 毫無把握,莫若造靈捷輪船專防海口扼要之地,隨機應變,緩急可資為愈。”[25]主要即源於此,不爭制海權,自然鐵甲艦不如靈捷輪船更實用。作為中國近代海防建設的兩大巨擎的李鴻章與左宗棠在爭奪制海權方面的無意識,無疑為後來北洋海軍放棄爭奪制海權埋下了伏筆。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放棄制海權,並最終覆亡於威海衛。責任固然主要是北洋艦隊的創建者、經營者李鴻章,但從左宗棠類似的海防思想來看,這也算是時代的侷限。 海權論 對裝備鐵甲艦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19世紀50~60年代是世界海軍從木製帆船向鋼製蒸汽艦轉變的歷史時期,主宰海洋幾千年的古典風帆將要告退。鴉片戰爭中給沿海軍民留下深刻印象的“船堅炮利”,其實還只是製作精良的舊式帆船和前膛炮,但隨後,裝有可旋轉炮塔的大口徑後膛炮的鐵甲艦便取代了原本的木殼軍艦。19世紀60年代,世界主戰軍艦已從木製艦轉為以鋼製艦為主了。對於裝備鐵甲艦存在疑慮,認為 “與其購買鐵甲笨重兵艦爭勝於茫茫大海之上 , 毫無把握,莫若造靈捷輪船專防海口扼要之地,隨機應變,緩急可資為愈。”[26]但後來左宗棠改變了原來的思想,支持建造鐵甲艦。1884年,左宗棠奏準在江南製造總局建造了一艘“保民”號軍艦。這種認識的侷限源於其人生經歷,左宗棠雖於1863年擔任閩浙總督時就開始關心海防建設,並創立了福州船政局,但1866年即調任陝甘總督,從此轉戰西北15年,主要功績立於西北征戰,實際上脫離了海防一線。直到1881年調任兩江總督才重回海防一線。因此海防觀念一度出現一定的落伍,左宗棠晚年(19世紀80年代)的思想轉變,也是因此而來,除贊成裝備鐵甲艦外,也開始認識到了電報、鐵路對海防建設的重要性。 定遠號戰列艦 結語 左宗棠作為中國晚清重臣,其海防思想帶有新舊交接的特點,早期海防思想未脫傳統海防思想的範疇,且帶有書生之見。擔任閩浙總督之後,推動建設了中國第一座近代化造船廠——福州船政局,建造了中國第一批新式輪船與軍艦,其附設的船政學堂培養了中國第一批海軍人才。海防塞防之爭中左宗棠主張海陸兼顧,並未改變其重視海防的觀點。中法戰爭前後,左宗棠重視臺灣防務,籌備海防事宜,僱募辦理民間漁團,建議增設船炮大廠以圖久遠。戰後,請求設立海防全政大臣,並請求福建巡撫移駐臺灣。因時代的侷限性,缺乏爭奪制海權的海權思想。左宗棠對中國近代海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參考文獻 (一)專著 [1] 楊東梁.左宗棠卷 [M]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2] 左宗棠. [M] .《左文襄公全集》。 [3] 李鴻章. [M] .《左文襄公全集》。 [4] 姜鳴. 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M].北京:三聯出版社,2002年。 相關搜索 左宗棠收復新疆 左宗棠不好 左宗棠的名言 左宗棠趣事 左宗棠電視劇 左宗棠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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