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147925929

历史没有如果，但通过有价值的假设可以分析一些问题，例如战争打的是人还是武器。提问者者提出的假设是错误的，因此我也不会按照错误的提问去回答。

我会按照我对晚清的理解，进行大胆预测！

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被贬职去做北洋水师提督，要去做只能去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理北洋海陆军。曾国藩应该还会输，但不会那么惨。左宗棠则根本不会输，输的话顶多是失去朝鲜，但日后我们会赢得戊戌变法的成功或被清廷消灭。

（1）关于假设的假设

我们说假设无聊就需要一个假设下你还得有几个假设。

比如我们就需要假设左宗棠的寿命要有九十多，且在中法战争后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因为左宗棠不可能被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那叫贬职。

你也不能假设左宗棠和李鸿章一切对调，否则假设没有任何意义。

你更不能假设没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收复新疆、中法战争中左宗棠没有做过他做过的事情。

只能假设中法战争后左宗棠还活着，接替了李鸿章的一切职务。

（2）左宗棠可以至少打平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实力会因为左宗棠在1887年大水灾中主动削减军费而打折扣，但陆军实力会突飞猛进，由此朝鲜半岛不会丢失

甲午战争是光绪皇帝主打，但光绪只能控制半个皇宫和影响力控制中国。实际上的战争决定权是在李鸿章手中。如果左宗棠在李鸿章的位子上，那么，这场战争将是光绪和左宗棠执意打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和李鸿章与光绪和湘军的隐形对峙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湘军是没有挺帅的，左宗棠作为湘军曾氏兄弟死后是无可争议的统帅。光绪的实力将大幅度增长。

（3）甲午战争中的甲午海战结果会有变化

李鸿章时期，福建马尾势力就在北洋海军占主体，那么，假设左宗棠任了九年的北洋水师的话，将控制北洋海军舰队同时对北洋海军的岸防系统、武器供应系统、教学训练系统进行整合。甲午战争中，我方失败的武器供应假冒伪劣问题、贪生怕死问题都将不复存在。那么，甲午海战问题将会是另一个场景。

（4）左宗棠会主动拿“北洋军费”去救灾，北洋海军的武器照样不会增添，但北洋不缺钱

因为李鸿章和淮军贪污问题比较严重，造成海军购买武器过程中说不明白的贪腐问题较多，1887年的河南大水灾又使得上千万人生命受到威胁。

翁同龢在此情况下，建议清朝全国上下捐钱，停止外购武器。左宗棠会在这时主动减少北洋武器外购，甚至会拿出自己的钱捐款，左宗棠捐款一生中已经捐出了是个养廉银二十多万两，也可能会拿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主动让出的自己贪腐的八百万两白银，当然，左宗棠任北洋大臣的话肯定没这么多，而是早买武器和捐款了。北洋不缺钱。

（5）甲午战争的决战是陆军，因此，日本很难占领朝鲜，至少保证不输

假设左宗棠1885年后任北洋大臣的话，湘楚军将是朝鲜战争的主力，淮军的悍将如刘铭传等能打仗敢打仗的人也会加入。平壤战争只会战死而不会被吓死。那么，甲午海战前运入朝鲜的日军能否打赢都很难说。

（6）甲午之后，左宗棠会帮助戊戌变法成功，慈禧和李鸿章被彻底削权；或者慈禧、李鸿章等人造反被消灭

左宗棠任北洋大臣后主打甲午战争的话，戊戌变法也就不会发生了。康有为梁启超也就不会出现。因为没有赔款和台湾被割让出去。

一个人的存在确实可以影响历史，例如商鞅对于中国历史，王安石至于北宋后期，张居正对于晚明，这些都是明证。

光绪主导的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

一是国力弱必须得变法；

二是皇帝没有权力；

三是没有能文能武、镇得住天下官员的管理者，如果左宗棠能活那么大岁数，那么，大部分湘楚军和抵抗派文武都会支持他。

如果出现李鸿章和慈禧叛乱的事情，也会像“明治三杰”的二杰消灭“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那样。

（7）如果上述结果没有出现，左宗棠最有可能成为推翻清朝或被清朝打败的人

个人的意志无法盖过阶层和集团的意志，晚清的历史是清廷逐渐失去人心的历史，谁能推翻清廷谁就代表民意民心。

我的意见是：通过三人性格和经历的对比，左宗棠最有可能成为推翻清政府的人，李鸿章和曾国藩其次。

左宗棠这个人因为生活民间较长且长期在军界，他被晚清官场熏染得不多，因此具有草根性格非常明显。

李鸿章这个人脑子儿最灵活，但因其是清廷一员且是“重要既得利益者”，要想放弃既有利益去反清很难的。

曾国藩最无可能，首先他个人做清朝官久矣，且一直属于穆彰阿一党属于“官场油条”一派；其次，他在官场算是“大儒”，他以“忠孝示人”，做官成功、反太平天国成大功皆是如此，如果他反清那么最终也会被人抛弃。

因此，结果只能有两个，左宗棠造反成功或者失败。

坐古谈今

答案是，即使左宗棠管理北洋水师，一样会不敌日本海军。原因有三。第一，左宗棠属于陆战派，缺乏对海洋权益的认识，他还不及李鸿章。在朝廷内部，李鸿章是海战派，而左宗棠是陆战派，他们的理念是水火不容的，经常会争吵的不可开交，以至于互相掣肘。第二，左宗棠和李鸿章一样，也是任人唯亲，注重派系。李鸿章任用了淮军系的丁汝昌，而丁汝昌是一个无能的旧官僚。丁汝昌身为海军司令，却丝毫不懂海战，是真正的外行领导内行。以至于邓世昌等人哀叹：英国有不懂海战的海军司令吗？就是讽刺丁汝昌是十足的外行。而左宗棠和李鸿章比，也是半斤八两。左宗棠是湘系的领袖，多年来也提拔任用了一批嫡系“自己人”，在朝堂上和李鸿章的淮系斗得水深火热。如果左宗棠管理北洋水师，也逃不过任人唯亲的格局。第三，政治腐败。体现在上下勾结，中饱私囊，以次充好。在一次演习之中，丁汝昌的旗舰发射了一枚有质量的炮弹，结果“轰”的一声巨响，反把自己的军官炸死数人，连德国教官也一并重伤。旗舰如此，其他舰船可想而知。左宗棠在反腐方面，未必有所建树。

怀疑探索者

其实，如果是左宗棠管理北洋水师，那么只会输的更惨。

这里不是否认左文襄公的抗日御侮的决心，也不是否认他治军的能力。而是因位，左文襄公根本不懂的近代海军。虽然左宗棠兴建了中国第一所近代造船企业，福建船政马尾造船厂；也兴建了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但是，对于海军有热钱并代表就懂得海军发展的趋势，比如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之时，为南洋水师从德国购买了"南琛"、"南瑞"两舰，又从福州船政局订购了"开济"、"镜清"两艘快船。经过数年发展，让南洋水师拥有大小舰船16艘，排水量近16000吨。但是，这位中国近代海防的开拓人，却极为排斥但是正在兴起的“铁甲舰”。拒绝为南洋水师，购买这种正在兴起的，可以极大增强海军实力的战舰。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左宗棠不懂得近代的海军和海洋战略。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左宗棠在塞防与海防之争是的表现。要知道，左宗棠可是号称中国“船政之父”。而是，因为其对海军的认识还停留在“水师”阶段，所以对海军提出的要求是"江海防务并重，不争大洋"。同时，还非常认同湘系水师统领彭麟玉提出的"有海防无海战"的谬论。试想，一个连“海战”都不认可，只是认为海军是配合炮台，进行近岸防御的将领，怎么会统领好北洋水师？甚至，连北洋水师能不能建成1888年那样的规模都不敢确定。要知道，1884年离任之时，左宗棠在其两江总督的任上也再没有给南洋水师添购一艘新型战舰。

不否认，左宗棠面对外国侵略者可能会更加顽强，但是战争不是顽强就能节约一切问题。

潞州节度

北洋海军除了李鸿章，很难还有第二人能把它带好，如果换成“左骡子”来带，估计北洋水师死的更惨。

很多人都认为，“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李鸿章是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觉得如果北洋舰队换个人来带，甲午战争的结局就会不一样。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整个北洋舰队都是李鸿章毕生之心血。作为最早亲眼见识过列强兵器之精锐、尤其是海军之强大的人，李鸿章是非常清楚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必要性的。因此在有关“塞防”还是“海防”的问题上，李鸿章自始至终都坚定的坚持海防，并且为此和左宗棠搞得相当不愉快。

正是因为李鸿章倾注的心血，北洋水师才能建设成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亚洲第一世界前八的海军舰队。北洋舰队早期的经费，实在是李鸿章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省出来的，到了后期慈禧侵占海军经费，也实在不是他能左右得了的。

但是如果是性格刚毅的左宗棠，结果很可能就比李鸿章还坏了。且不说左宗棠对于海防的重视程度不及李鸿章，光说其性格，就很难像李鸿章一样拉出一支叫得响的海军出来。要不然，为什么南北洋水师并建，却只有李鸿章负责的北洋有所成绩，左宗棠的福建水师却很难与之匹敌？更何况以陆军出身的左宗棠，又怎么能比早年也曾和西方海军打过交道的李鸿章管海军更好？

所以，尽管李鸿章的北洋舰队输的很惨，但是换左宗棠来管，不一定会比他管得更好，甚至很有可能更差。

青言论史

肯定会输。北洋海军战败不是因为管理者的问题，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

日本明治维新迅速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进化为一个半工业化国家。而大清帝国却仍在沉睡之中。

一、大清帝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农业国家，日本是一个新兴的半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战争时，大清只能缓慢地动员一部分国力，日本可以很迅速地动员整个国家的潜力。

二、大清的统治阶级主要是一帮不懂国际形势、不懂近代化含义、不知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的封建士大夫，日本的统治阶级是一帮深受西方知识文化熏陶、相当一部分有留学和西方游历、知道自己如何向西方学习的资产阶级精英。

三、大清的国民是一帮深受封建压迫、生得浑浑噩噩、死得稀里糊涂、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看客。日本的国民是一帮有了初步民族主义意识、狂热崇拜天皇、自认为是文明种族的资本主义国民。

四、大清的军队是一支只是为钱而来、带有朴素忠君思想的古代佣兵，日本的军队是一支完全使用西方军制、接受西方军事理论的近代化军队。

阿古柏军队，也是一支农牧民为主的古代军队

左宗棠之所以受到一部分国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是其收复了新疆。但是他收复新疆要对付的并非什么西式近代化军队，只不过是一些中亚游牧国家的士兵、新疆的部分居民和甘肃被击败的回民军残部，最先进的武器只是一些西式前膛枪炮，其战斗力本来就不如经过太平天国战争考验，同样装备了西式前膛枪炮的清军。所以兵力、火力、素质都强于对手的清军能打败阿古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认为打败了阿古柏，就能打败日军，未免太过于乐观。

那么，左宗棠在海军建设方面有何建树呢？

船政的船台，正在建造万年清号炮舰

应该说建树非常大，船政是中国乃至东亚当时最大的近代化造船机构，同时也是培养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北洋海军的舰长，几乎都是这里毕业的。

但是船政本身也体现了左宗棠在近代化海军建设方面的无知和短视:

早期船政军舰因为有大型货仓，只是非兵非民的四不像

直到摈弃了左宗棠的造船思想，才有了真正的军舰。可见”扬武”号侧面密密麻麻的炮位。

一、左宗棠认为军舰必须要有大型货仓，这样和平时期可以从事客货运输，自己养活自己。这与明太祖搞卫所兵的初衷如出一辙。结果左宗棠时期造出来的军舰用来打仗不行，因为火炮太少。用来商业运输也不行，因为成本太高。还是继任者改弦易辙，才有了船政历史上第一艘真正的军舰”扬武”号。

船政造出的最大军舰开济号巡洋舰的模型，该舰只有2300吨。

二、左宗棠认为船厂要易守难攻，所以选择在水浅的马江深处建设，结果船政自始至终，只能造2000吨级的军舰，因为再大就无法下水，更别说出海了。而所谓的易守难攻，在通商口岸条约面前都是浮云，法国舰队照样可以合法进入马江，突袭船政。

三、左宗棠花钱大手大脚，收复新疆由于浪费太多一直受到清廷诟病。例如他借外国贷款是一厘的高利贷，而其他人贷款一般是四分。左宗棠买来的”南琛”巡洋舰就比国产的同级舰”开济”要贵。李鸿章可以用三百万两的白菜价买来定远级铁甲舰，同样是三百万两，左宗棠就很难说了。

四、左宗棠情商很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且他和李鸿章一样是军功出身的汉族士大夫，一样受猜忌，不可能得到比李鸿章更多的支持，说不定还会更小。

综上所述，左宗棠管理下的北洋海军，很有可能是一支实力比李鸿章时期更差的海军，要想战胜日本海军是绝无可能的。

海军史研究会员

可能结局不会那么惨，但仍然可能总体失败。

因为两个国家的战争，根本上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包括政治力、经济力、人民凝聚力，军事指挥力纵观当时的中日两国，基本上中国全面落后。

政治上，中国和战不定，这是战场大忌。没有一个坚强和统一全局的坚强领导核心，战争从根本上来说已经输了。甲午战争，日本上上下下蓄谋已久，就是要蛇吞象，控制朝鲜，紧逼中国，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并进行了蓄谋已久的准备。反观清朝，帝党后党摇摆不定，朝内大臣心怀叵测，各有自己的小九九，政治上就输了一大截。

军事上，北洋水师虽然一度领先日本，开战10几年前巡游日本，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给当时日本上下以极大震动。然而10年后，北洋水师已经多年未更新。真正有战斗力的舰艇不算太多，而且枪膛弹药，在战场上一度出现了空壳状况。反观日本海军，实力基本上已经在北洋水师之上。

经济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钢铁、军事等力量突飞猛进。中国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存了一点家底，但和日本比起来，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国穷民穷，对战争的支持力不深。

文化上，中国暮气沉重，相反日本是一个锐气十足的新型君主立宪国家。两国人民对政府的态度迥异。中国还是皇帝家奴，对内色厉内荏，对外狂妄无知，而日本上上下下似乎横竖一条心，要的就是与清政府决一死战。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与李鸿章不相上下，但在军事、政治上可能更加铁腕。但没有综合国力做后盾，可能左宗棠也只能望洋兴叹。

北京不冷东京热

赢不了！而且不出意外的话，肯定还会是惨败。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左宗棠的海军理念可以说是落后到了极致，左宗棠没有管理过北洋水师，但是他却管理过南洋水师。在他上任的时候，当时南洋水师还没有进行重建，整个南阳水是跟北洋水师扯皮扯了好几年，最后南阳水是什么都没干。左宗棠上任之后确实用他自己的能力帮助南洋水师进行建设，但是却也给南阳水师带来了极大的问题。

左宗棠看到外国那些高大的战列舰还有超粗的舰炮感觉没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呢？我们海军的任务就是为了帮助陆军，所以我们只要搞近海防御就行啦。跟别人去打海战为什么？白费钱财。

因此，左宗棠在建设南洋水师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近海防御。什么大海战，我们不管，我们就为了帮助陆军在海面上组成一道防线，其他的什么事儿都不用做就行了，正是因为左宗棠给南洋水师定下这么一个基调，所以导致在这之后，北洋水师在面临被敌人快要包围的危险的时候，南洋水师不管当时愿不愿意去报北洋水师，反正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帮。

如果说左宗棠在中日甲午海战的时候接受北洋舰队的话。我估摸着左宗棠的作战行动任然还是围绕着陆军，这没办法。左宗棠毕竟年纪也大打陆军打了这么多年，肯定也是陆军至上的理论，左宗棠肯定是派遣北洋舰队沿着中国整个海岸线进行巡航，然后保证进入朝鲜的陆军能够迅速的撤入到本国国境线以内，这样的话，日本方面仍然还可以大张旗鼓的利用运兵船大张旗鼓的将军队从本国运送到朝鲜境内，然后支持在朝鲜上的作战行动。这样的话。中日甲午海战仍然面临着被日本方面单方面单吃的危险。

况且说一句实话，在中日甲午海战的时候，左宗棠的能量比不上李鸿章，中日甲午海战最大的败因，并不是李鸿章的避战保船，我说几件事情，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中日甲午战争成精在朝鲜平壤爆发过一次接触上。第一天的时间里，中国军队方面表现的极为英勇和顽强，但是第二天夜里紧急撤军，为什么前线补给不够。就是前线补给不够的电报，一直发到北京，要求大后方紧急补给前线，但是此时此刻，光绪皇帝，慈禧还有大后方的那一批儒生在那里干嘛，互相扯皮，说我们为什么和日本打起来，我们为什么要跟日本打仗，我们为什么要去帮朝鲜就这样在争论那些没有用的事情，最后导致整场战争。前些不对，连后面的补给的一点儿影子都没见到。

并且这么落井下石还不算完。他们还要求李鸿章交出相应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交给他们进行保管，交给这帮儒生去保管这些东西不就是等着这个国家亡国吗？争权夺利，这是文官几乎一致反的历史错误，而且还死不悔改。

丛淮军兵败平壤，到最后，北洋舰队坐沉港口，淮军将求援的电报，可以说向京城发了一遍又一遍，可是直到日本人单吃了北洋舰队。京城方面仍然还是在那互相扯皮，李鸿章愿意，他的部队被日本人给全部吃了个干净吗？肯定不想这是他一辈子花了无数心思弄出来的心血，但是看看慈禧在这之后做的一些事情让李鸿章去签订《马关条约》，从李鸿章的手里把属于袁世凯的那一部分淮军给择出来，让袁世凯自己编两支军队归中央管辖。

李鸿章，这个时候才算明白了无论你这条狗做得如何优秀，主人仍然把你当狗看，可以说整个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为了搞一次政治成本而牺牲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将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卖给外国。

所以说中国的命运交在一个妇人，交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远见的妇人手里，是何等的悲哀，左宗棠比不上李鸿章，这是实话，他也没有办法制止这一次朝廷上面的纷争，从最高统治阶级层来讲，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对比一下子，高下立见，可笑的是，网上还有不少人替慈禧洗白，就想问一句，你们这么想去做太监吗？

左宗棠虽然做事情比李鸿章更加干净利落，但是。却又没有办法在这两件事情上，比得上李鸿章。这两件事情才是真正是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空有一腔热情又如何？最后还不是被那些最高统治者当球踢。

最后，八国联军侵华，张之洞在南方说了一句话，如果说慈禧的老娘们儿那啥了？我们要不要重新推选李鸿章作为南方中国的总督呢？李鸿章点了点头。

漩涡鸣人yy

能赢。

管不管水师不重要，让左宗棠体力旺盛的活着并管陆军，那么甲午还是有希望的。

首先要明确一点，甲午战争的决定性战斗并不是海战，而是陆战。清军在平壤，田庄台，牛庄等地的陆战惨败才是最终签订《马关条约》的主因。因为陆战的失利，清军势力彻底退出朝鲜半岛，日本获得了非常完美的前进基地和后勤资源，由此，日本便可以以战养战，以强盛的兵力对清王朝核心的直隶地区保持高压态势，让整个清政府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委曲求全。

在清日进行的一系列陆战中，大部分清军的战斗意识极差，在平壤战役中，清军将领叶志超面对日军的进攻，在同僚左宝贵赵烈牺牲的情况下弃城逃走，狂奔五百里，退到中国境内，导致后续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可以说，在武器差距并不悬殊的情况下，清军完全是败在了战斗力低下，士气差劲的原因上。

不仅如此，叶志超的战败还被李鸿章系的官僚美化为“大捷”，导致国内对战局缺乏足够的认知，最终甲午战局措手不及。

而如果换左宗棠领导那将大不一样，首先左宗棠下属的楚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识都强于淮军，从收复新疆的战局上看，左宗棠作为对本身军事认知非常清楚的情况下竟然曾试图武力驱逐占据伊犁的沙俄，可见，作战序列上属于淮军的楚军，战斗意识却是强于淮军的。

再其次，左宗棠的军事指挥能力有目共睹，收复新疆的战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直接变成“急进缓战”套用在朝鲜就很有效，“急进”，就是尽快调动，将陆军主力集中在朝鲜，辽东等地，“缓战”就是依托清政府在朝鲜多年经营的优势，与日军打持久战，依靠国力打消耗战，要知道，即便是刚刚明治维新的日本，在打甲午战争时也已经捉襟见肘，后继乏力（马关条约之所以少赔一亿两是因为日本担心对李鸿章的刺杀活动会激怒清政府抗争到底，那样日本是撑不住的，如果日军还有实力继续打下去，把李鸿章剁成片都不可能少赔一两银子）如果不是马关条约开创的天价赔款，甲午打完的日本也是惨胜。

左宗棠需要做的就是，不需要计较一两场战斗的得失，只要在大格局上让朝鲜半岛的战局陷入持久战，让日本无法获得前进基地和资源以战养战，必要时就算毁掉整个朝鲜半岛也在所不惜，坚壁清野也不给日军留下任何物资，这样即便胜利不了，日本也坚持不了一年。

当然，关于战略方面只是我自己的纸上谈兵，但我相信，如果是左宗棠在那个位置上，他一定会做的更好。

扣毛

如果换成左公是管理北洋水师的负责人，甲午战争一样会战败！左公是老陈某国的典范，是平定太平天国与收复新疆等地的肱骨重臣！后不管在哪里出任职务，都是尽心尽力的长久谋算！然而左公终其一生都是封疆大吏而非庙堂核心，万顷大厦岂能是一根栋梁支撑？

所以即使左公管理北洋水师，也不能改变清帝国不重视本次战争的心态，而日本朝野将那次战争视为改变国运的一次豪赌，全国上下尽全力备战，可想而知以必战对畏战的结果如何？妄自埋没左公英明而已！

即使左公管理北洋水师，也不能从腐朽的清帝国中枢争取到更多的财力支持，也不能改变军舰的技术水平落后的现状，或许还会遭受清廷的斥呵！

泾水书生

龙旗飘扬的舰队——晚清海军设计者左宗棠的海防思想

摘要：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不断进行海上入侵，中国海防危机日益深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推动中国近代造船业与近代海军的发展，并培养出一批近代海军人才。海防议中，左宗棠并未改变自身重视海防的思想，中法战争前后，左宗棠筹备海防而尤为重视台防，组建渔团，增设炮厂。战后，请求专设海防全政大臣，并建议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和台湾设省。其海防思想虽有种种历史局限，如缺乏争夺制海权思想、对购置铁甲舰的认识不足等，但左宗棠仍为中国的海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平远舰 一、 左宗棠早期的海防思想 左宗棠其人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1852年进入湖南长沙幕府，参与镇压太平军。1860年组成“楚军”，入江西、浙江，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1866年消灭太平军余部，创办“马尾船政局”，旋调任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先后参与镇压西捻军及陕、甘回民起义。光绪元年（1875年），力主收复新疆，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粉碎阿古柏入侵势力，并立主抗俄，以武力为后盾，支持外交谈判，收复伊犁地区。1881年，调任回京担任军机大臣，旋调任两江总督。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兴办水利，改良盐务，支持洋务，重视海防。中法战争爆发后，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贤良寺、昭忠寺。 左宗棠 左宗棠海防思想萌芽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海疆便有海无防，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横行于中国近海，面对军舰的绝对差距。鸦片战争中，位于抗敌一线的官员均选择避免于敌海上争锋，而以陆上建筑岸防工事进行抵抗，导致被动挨打。这一现象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魏源在其思想著作《海国图志》中谈到“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鸦片战争爆发时，左宗棠在湖南安化陶家就馆，密切关注时事，并与老师贺熙龄书信交流，他提出一系列海防策略，如“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 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 更造炮船、火船之式”[3]。此时期左宗棠除认识到旧式水师的战船火器不如人且建议更造外，其海防思想未脱古代传统海防思想的范畴，并无太多新意。多书生之见，与海防实际有所脱节，且此时左宗棠仅是一名就馆教师，其思想也未产生广泛影响。 二、 初步海防思想实践——创建福州船政局 创建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立战功，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于1866年升为闽浙总督。这使得左宗棠有了实践其海防思想的机会。左宗棠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深刻的认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1863年4月，在给宁绍台道史致谬的信中，左宗棠提出 “鄙意将来须仿造火轮,乃可语洋防耳 !”。 左宗棠曾在同治元年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与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等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左宗棠对英国人不太信任，却对法国抱有一定幻想，因此打算聘请法国人，创办西式造船厂。左宗棠上书提议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在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提到，“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4]”提出了创办造船厂的重要性。 建立新式造船厂困难重重，正如左宗棠在奏折里谈到的“从前中外臣工屡议雇、买、代造，而未敢轻议设局制造者，一则船厂择地之难也；一则轮船机器购觅之难也；一则外国师匠要约之难也；一则筹集巨款之难也；一则中国之人不习管驾，船成仍需雇用洋人之难也；一则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不飺，月需支给，又时须修造之难也；一则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也。有此数难，毋怪执咎无人，不敢一抒筹策以徇公家之急。”并提出“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5]” 左宗棠逐一为造厂之难事提出解决方案“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内地各项匠作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论，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请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如虑煤炭薪工按月支给，所费不袋，及修造之费为难，则以新造轮船运漕，而已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6]” 左宗棠预料到保守大臣的“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既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并形象的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7]” 后左宗棠复上《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终于得到清廷的批准，上谕左宗棠设厂制造轮船。左宗棠于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都督，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因厂基位于福州马尾山下，又称马尾船政局，也称福建船政局）。于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造船厂，大型军事企业福州船政局就此成立。此外，左宗棠还同时在船政局里设立了“求是堂艺局”，培养造船、驾船人才。福州船政局占地600亩，建有铸铁、打铁、模子、水缸、合拢、拉铁、锤子等14个分厂。全部设备购自法国，船政局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左宗棠又担心福州马尾船政局遭人非议，因此特上书《船局创始之初未可期以速效片》，言明“此局创设固已嫌其迟，然所重者在尽洋人之艺事与夫驾驶之方，实未可期以速效。与其速而无成，曷若迟而必效。如有欲速之说者，不可听也。创始之初，所费必多，不宜过于刻核。任事之人，如果工归实济，自然所费不糜。若一一加以综核，则牵掣必多，或至废于垂成之时，更为可惜。现在洋人闻有开设船厂之举，明知无可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者。实乃暗行阻挠之意。福州领事贾禄即屡为此言。臣已权词谢之。如有以虚糜之说为言者，不可听也。”为福州船政局的发展保驾护航。 保护福州船政局的运行 1866年，左宗棠选址办厂，但9月便接到调令任陕甘总督，为了使福州船政局能够平稳运行，左宗棠为此先后数次登门，最终将丁忧在家的沈葆桢请出管理福建船政局，此后沈葆桢全力主持经营船政局。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成为了当时清政府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和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认为福州船政局糜费太重，认为用于御敌则早已议和，且即便用于御敌也远不足用，上书请求“暂行停止”。左宗棠闻讯后，连忙上《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驳斥“窃维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近来船式愈造愈精，原拟配炮三尊者，今可配炮八尊，续造二百五十匹马力轮船，竟配新式大洋炮十三尊。此成效之可考者也。[8]”为福州船政局的发展辩护，并指出未可急于求成，并以西方船政发展为例进行解释“泰西各国制造轮船，自始至今，阅数十年，所费何可胜计！今学造三年之久，耗费数百万之多，谓遂能尽其奇巧，无毫发憾，臣不敢信其诚然。”并在最后谈到“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堕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臣于同治五年奏请试造轮船时，即预陈非常之举，谤议易兴，事败垂成，公私两害，所虑在此。兹幸朝廷洞瞩情形，密交疆臣察议，成效渐著，公论尚存，微臣得于钦承垂询之余，稍申倦倦不尽之意。否则，微臣虽矢以身价性命殉之，究于国事奚所裨益？兴念及此，实可寒心！[9]”最终使福州船政局得以继续发展。 培养海军人才 邓世昌是船政学堂培养的优秀海军将领 福州船政局除开设铁厂和船厂之外，船政局还设立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分前后两堂，前堂学习法文，以培养造船人才为主；后堂学习英文，以培养驾驶人才为主。船政学堂日后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近代海军人才。船政学堂被称为中国海军摇篮，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不少成为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船政学堂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西式学堂。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及“后学堂”两部。前学堂教授造船、和设计，后学堂教授航海，轮机及驾驶。学堂由外国聘用之导师教授，使用外语授课及用原文书本。造船方面学习法国，故此前学堂由法国导师教授，科目包括法文、几何、数学、微积分、物理、机械等。航海则学习英国，故此后学堂由英国导师教授，科目包括英文、数学、几何、天文、地理、航海理论等。而射击、兵操、中文经史则为必修。学制为期五年，毕业后，前学堂学生派往船厂实习监工，后学堂学生则要上训练舰实习驾驶。成绩最优异者之后再被送往欧洲学习，造船学生派往法德各大船厂，驾驶学生派往英国皇家海校深造后再入英国海军任见习官。严复、邓世昌、魏翰、詹天佑、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叶祖硅、萨镇冰、程璧光、陈季同等均是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的人才。 晚清海军 福州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于1869年6月下水。至1874年2月，共造轮船15艘。至此，日意格等及法籍工匠数十人照原合同规定从船厂撤退，厂务和技术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接管。新造诸船，俱用华人驾驶。福建船政局为中国船政近代化乃至中国军工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左宗棠与其推荐的沈葆桢在此中居功甚伟。 三、海防塞防之争中左宗棠的主张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侵入台湾，而清政府竟一时无力予以驱逐，“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备虚”，而被迫签订《北京专条》，承认日本为“保民义举”并赔偿50万两白银，这一事件震动了清政府，使得清政府的众多军政要员进一步意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总理事务衙门随后上书同治帝要求加强海防。此事印证了左宗棠创建船政局仿制轮船的先见之明。对于加强海防一事，各疆土大员均一致赞同，但由于加强海防需要大量军费。据李鸿章估计，至少需要千万两白银，包括造船，修筑海上要塞等。国防经费从何而来，李鸿章提取四成海关洋税和部库提成，不足再借外债。而当时阿古柏窃据新疆，用于收复新疆的西征军的经费也是打算利用海关税收和厘金外债。由于海防与塞防财源出于一体，因此引发“海防议”。 李鸿章鉴于当时东南的海防危机，认为海防紧急，“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主张放弃西征，“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10]”，将有限的国防经费用在海防建设上。此外，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两江总督李宗义、湖广总督李翰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浙江巡抚杨昌浚、江西巡抚刘坤一，均主张优先筹办海防。 湖南巡抚王文韶、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则坚持海防虽然重要，但目前应全力完备塞防。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系统的分析了当前海防塞防的形势，并客观的评价了双方的观点“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11]”最终得出了“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12]”左宗棠并非就此忽视了海防，他主张海防塞防并重，只是因为此时日本入侵导致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和议已签。而新疆已失，沙俄占据伊犁的现实，使他决心出兵收复新疆。海防塞防之争中左宗棠的态度从未表现出对海防的忽视，也不能说其海防思想发生了变化。 箪食壶浆迎王师 通过海防塞防之争的大讨论，清廷实际上支持了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并举的主张，一方面筹饷西征，另一方面也因为海防大筹议的进行，海防受到了较以往更多的重视。清廷在1875年5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同年6月又任命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迈出了海军南北分建的步伐，推动了海防建设的发展。学界对于海防塞防之争的评价，经过“爱国卖国说”、“湘淮之争说”，至今逐步过渡到认为海防塞防之争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之间的矛盾，既非爱国卖国之争，也非湘淮利益之争，而是战略之争。正如左宗棠所言“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13] 四、中法战争前后左宗棠的海防活动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次年六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左宗棠在这一时期重新筹办海防，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重视加强台湾防务、组织渔团，战后倡议设海防全政大臣、倡议巡抚驻台与台湾设省。 重视加强台防 早在担任闽浙总督时期，左宗棠就认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认识到台湾为七省门户，上折：“其台湾一郡为闽省外郭，譬犹锁钥 , 台湾为锁, 澎湖、厦门为钥 ,而鹿耳门、鹿仔港则通钥之窍也。[14]” 左宗棠是较早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大员，在随后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美国屡屡企图染指台湾，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台湾的重要地位才真正引起朝野的高度重视。 中法战争中，台湾作为主战场之一，左宗棠更是重视台湾防务。1884年年底 , 左宗棠派道员王诗正率“洛靖亲军”三营从泉州府蛆江一带乘坐民船偷渡，援救台湾。 组织海口渔团 为加强防御法国舰队的力量，1883年，左宗棠上《创设渔团精挑水勇以资征防折》，指出当地渔民在敌军入侵时，往往受雇侵略军而为其做向导，对清军的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崇明之民以渔猎为业长。其子孙良愿者操网捕，完税课，黥而悍者流为劫盗，海上有事则通番受雇，为其引水导路。近亦渐通西语、熟西法，势将变夏而为夷。商船航行抵海口，辄觅其带水。由崇明至上海，带水一次，给薪工银五十两，官司不复过问。兵轮船亦然。故远人航海数万里，由重洋入内地，恍若旧游，不以介意也。渔船水手之胆略风优，能通方略者代不乏人。从前福建提督施琅，壮烈伯李长庚，提督王得禄、邱良功，近如浙江海门镇总兵贝锦泉，阵亡记名总兵陈绍，皆由渔船水手起家，发名成业，功在一时，乃其最著者。故求水师将才于今日，其历事久、稳练有余者固未可轻弃，其胆略可取，才技出众者尤当急为拔擢，俾得及时自效，共奋于攻名之路，不致终于沦逸，徒资敌人驱遣，致临事有乏财之叹[15].” 左宗棠希望通过组织民间渔团，一方面解决少数渔盗与侵略军勾结的行为，免受敌军驱遣，一方面从中发掘军事人才，对抗外敌，使渔民成为海防系统的组成部分。这里面包含有传统的组织民众团练联防，以查奸巡逻、辅助官军作战的思想。中法战争结束后，左宗棠上奏解散了渔团。 倡议专设海防全政大臣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关防 左宗棠在办理海防事物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海防事业需要有专任大臣负责，方能解决海防各部门互相牵制，内耗重重的问题。因此，于1885年7月29日上奏折请求设立海防全政大臣。“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形棘手。盖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籍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外臣之权，各有疆界，虽南、北洋大臣，于隔省之事，终难越俎。诚如圣谕：仅就一隅创建，未合全局通筹。今欲免奉行不力之弊，莫外乎慎选贤能，总持大纲，名曰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16]”并且，“特建衙署，驻扎长江，南控闽粤，北卫畿辅。该大臣或驻署办事，或周历巡阅，因时制宜，不为遥制。另择副臣，居则赞襄庶务，出则留守督工。权有专属，责无旁贷，庶成效可立睹矣。惟此大臣任大责重，必品望素著，深通西学，为中外所倾服者，始足当之。[17]” 并拟定七条建议分别为：师船宜备造也，营制宜参酌也，巡守、操练宜定例也，各局宜合并也，经费宜通筹也，铁路宜仿造也，士气宜培养也。特别是其中提及创建海军十大军。“海军十大军，若徒备镇守，不时常巡历、操练，徒多无益。拟将十军内以八军分布天津之大沽，宁古塔之珲春，山东之烟台，江南之崇明，浙江之镇海，福建之闽口及台、澎，广东之虎门、琼州，各驻一军。附近之汕头、厦门、镇江、北坛等处，皆由派驻该省兵轮分派停泊，朝夕操演。又此八军分驻各口，彼此互相替换，每四个月轮替一次，合操一次，周而不息。其余二军，一巡历东洋，一巡历西洋，亦如各国驻华兵轮为保护商人之计，兼籍以练习风涛沙线，并访水土民情与夫各国形势、博物、制造等事。或遇两国战争即前往观战。每年期满，仍归守口，将守口者挑换两军出洋。凡此镇守、巡历各船将优劣具考呈核，请旨赏罚，著为定例。[18]” 左宗棠提出的建立海军十大军，实为建立十支海军舰队，虽然限于清政府当时的在财政实力，不可能全部建成，但其建议却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提出两支海军舰队巡游各国和海军轮换制度、保护海外商民、海军观战，具有极高的战略眼光，对后来的海军建设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 倡议福建巡抚驻台与台湾设省 左宗棠上《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驻台镇摄折》， 提出“且以形势言，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之处。据臣愚见，惟有如袁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19]”后来，又倡议台湾设省。 后来，清政府综合多方意见，最终决定台湾设省，任命刘铭传作为首任巡抚，台湾也开展了近代化建设，基本上实现了左宗棠的主张。 五、左宗棠的海防思想的先进性 较早的深刻认识到台湾的战略价值。 如前所述，左宗棠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担任闽浙总督时，就认识到了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是较早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大员。1863年提出“台湾一郡，为闽省外邪, 譬犹锁钥，台郡为锁，澎 湖、厦门为钥，而鹿耳门、鹿仔港则通钥之窍也。”[20]请求拣员调补台湾镇总兵。曾经在海防建设中提出“：天津者，人之头项; 大江、三江入海之口, 腰脊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也, 可护头项、腰 脊，皆亟宜严为之防。[21]中法战争后，左宗棠更是建议巡抚驻台和台湾建省，认为“且以形势言，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左宗棠的这种认识为后来近代史上列强尤其是日本对台湾的觊觎所验证。 主张统一组建海军，反对分洋建设。 在海军组建方式 , 晚清最重要的海防建设者李鸿章主张分洋组建，首先赞成丁日昌的三洋海军主张，即建立北洋、南洋、东洋三支海军，中法战争后又提出建立四洋海军，即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支舰队分建，并因北洋地近京师，主张以北洋海军建设为重点。而左宗棠极力反对分洋建军，认为中国海疆万里，一水可通，如果划分三洋组建 ，势必出现岭域彼分,彼此势均力敌，不能统一的弊病，认为应当打破地域疆界，统一建军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海军建设成效。后来海军建设中，出现南洋海军由湘系主导，北洋海军由李鸿章淮系控制的现象。晚清海军的建设深深地打上了湘淮之争的烙印。中法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中，均出现海军内部互相救援不力的现象，缺乏统一建设与统一指挥，将湘淮畛域带入海军建设中，无疑从反面印证了主张统一组建海军的先见性。 醇亲王为首任海军衙门总理大臣，李鸿章实际掌握大权 海防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权操诸己”。 建设近代海军需要新式轮船与军舰，在舰船来源的问题上，左宗棠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就局势而言，借不如祖 , 雇不如买 , 买不如自造。”认为“船炮以自制为便”[22]。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基础工业极为薄弱，福州船政局建造轮船都是从国外进口旧船机件进行组装，成本高于直接进口轮船与军舰。而且无力建设较先进的军舰轮船。李鸿章正是因为看到这些，兼之海军需要快速成军，极力主张舰船以外购为主，国内自造为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左宗棠的主张有些不切实际，但从长远来看，其主张更为成熟。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海军军工体系，才能收海军建设长效。 在1866年左宗棠上总理衙门书中提到这个问题“至自造轮机成船，较买现成轮船多费至数倍；即较之购买现成轮机，配造成船，亦费增过半。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久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外国多方阻挠，乃意中必有之事。现英国领事等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一端。不然伊何爱于我，而肯代为打算乎？惟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现令贝锦泉多募宁波熟练舵工，优给薪工，随同学习……则后厂中所造船，即可用中国人驾驶。……宗棠管见，不可借用外洋弁工。”[23]“权操诸己”是左宗棠海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准则。 六、左宗棠的海防思想的局限性 海防思想立足于海口消极防御，缺乏争夺制海权的海权思想。 左宗棠虽然看到了在“船坚炮利”的时代，必须仿造西式军舰才能应对海防危机。但整体的海防作战指导方针，仍是消极防御战略。这继承了魏源为代表的专守河口的海防思想。军事学上的防御分为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而专守海口防御无疑是典型的消极防御。中国古代海防思想中，尤其是明代抗倭战争中，胡宗宪、俞大猷等人多主张积极防御，歼敌于海上，已经孕育了争夺制海权的思想。但鸦片战争时期，面对英国舰队的绝对优势，中国海防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观点，针对清军水师落后，而提出的专守防御理论，对当时人们确定海军战略，起到了消极作用。而这一理论对后来的海防主持者李鸿章、左宗棠均有影响，而林则徐的建立水军的海防思想被忽视。左宗棠主张“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设防。无事则巡缉洋面，尽其力所能到，以靖海盗；有事则齐集海口堵御。”[24]明显是消极防御战略，看不出有争夺制海权思想在内，其实质是缺乏制海权意识。且因此对铁甲舰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认为：“与其购买铁甲笨重兵舰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上 , 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25]主要即源于此，不争制海权，自然铁甲舰不如灵捷轮船更实用。作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两大巨擎的李鸿章与左宗棠在争夺制海权方面的无意识，无疑为后来北洋海军放弃争夺制海权埋下了伏笔。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放弃制海权，并最终覆亡于威海卫。责任固然主要是北洋舰队的创建者、经营者李鸿章，但从左宗棠类似的海防思想来看，这也算是时代的局限。 海权论 对装备铁甲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9世纪50~60年代是世界海军从木制帆船向钢制蒸汽舰转变的历史时期，主宰海洋几千年的古典风帆将要告退。鸦片战争中给沿海军民留下深刻印象的“船坚炮利”，其实还只是制作精良的旧式帆船和前膛炮，但随后，装有可旋转炮塔的大口径后膛炮的铁甲舰便取代了原本的木壳军舰。19世纪60年代，世界主战军舰已从木制舰转为以钢制舰为主了。对于装备铁甲舰存在疑虑，认为 “与其购买铁甲笨重兵舰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上 , 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26]但后来左宗棠改变了原来的思想，支持建造铁甲舰。1884年，左宗棠奏准在江南制造总局建造了一艘“保民”号军舰。这种认识的局限源于其人生经历，左宗棠虽于1863年担任闽浙总督时就开始关心海防建设，并创立了福州船政局，但1866年即调任陕甘总督，从此转战西北15年，主要功绩立于西北征战，实际上脱离了海防一线。直到1881年调任两江总督才重回海防一线。因此海防观念一度出现一定的落伍，左宗棠晚年（19世纪80年代）的思想转变，也是因此而来，除赞成装备铁甲舰外，也开始认识到了电报、铁路对海防建设的重要性。 定远号战列舰 结语 左宗棠作为中国晚清重臣，其海防思想带有新旧交接的特点，早期海防思想未脱传统海防思想的范畴，且带有书生之见。担任闽浙总督之后，推动建设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化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建造了中国第一批新式轮船与军舰，其附设的船政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海防塞防之争中左宗棠主张海陆兼顾，并未改变其重视海防的观点。中法战争前后，左宗棠重视台湾防务，筹备海防事宜，雇募办理民间渔团，建议增设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战后，请求设立海防全政大臣，并请求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因时代的局限性，缺乏争夺制海权的海权思想。左宗棠对中国近代海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 杨东梁.左宗棠卷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左宗棠. [M] .《左文襄公全集》。 [3] 李鸿章. [M] .《左文襄公全集》。 [4] 姜鸣.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年。 相关搜索 左宗棠收复新疆 左宗棠不好 左宗棠的名言 左宗棠趣事 左宗棠电视剧 左宗棠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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