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頭條 王俊傑猛
先引申一個話題：商鞅，原名公孫鞅，“其祖本姬姓也”，與三晉的君主是本家親戚，由於在魏國不得重用而到秦國求發展，策劃並實施了大名鼎鼎的“商鞅變法”。
商鞅與于禁在很多方面非常相像，都是執法如山、鐵面無私。
當新法推行時，以太子為首的許多人認為新法不便，商鞅對其痛下殺手，毫不手軟。但是對於太子的反對，他則是以“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為由，巧妙規避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的執法原則，只是找了兩隻替罪羊，“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以殺雞訓猴。
商鞅這個做法，與于禁嚴整青州兵的情況很類似。
按軍法來說，青州兵違法作亂，身為主帥的夏侯惇的領導責任不可推卸，連曹操也“責夏侯惇治軍不嚴之過而欲斬之”，而“鐵面無私”的于禁卻力勸曹操“用人之際斬大將不祥”，為夏侯惇開脫。
平心而論，無論從功勞、資歷還是實力上來講，允許夏侯惇將功補過無疑是明智的選擇，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為什麼于禁對舊友昌豨這麼“軍法無情”，而對夏侯惇卻又懂得“通達權變”了呢？
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媚上”的行為，就像商鞅不敢加罪於太子一樣。
既然在“唯上”和“唯法”兩者間選擇“唯上”，那麼再怎麼標榜鐵面無私就無疑是虛偽的了。
商鞅的另一件事也和于禁如出一轍。
秦國變法富強後，就開始了軍事爭霸的“宏圖”。魏國扼守的河西五城是秦國渡河出關的門戶要道，歷來是兩國的必爭之地。魏國感受到了秦國的威脅而倍感憂慮，專門派商鞅的舊友丞相公子卬鎮守河西，企圖利用二人的友誼來緩和兩國關係。
商鞅“將計就計”地與公子卬猛套交情，取得了對方的信任；然後以“舊友會盟”的藉口將公子卬騙到營中劫持，並乘虛趁亂襲取了河西五城。
結果，秦國奪得了出兵三晉的門戶，逼得魏國遷都大梁，商鞅受封君侯，公子卬則淪為戰俘而死。
站在法家權術的功利立場上，很多人都說公子卬是個愚不可及的傻瓜，而商鞅則是個兵不厭詐的智者。
按照這個理論，昌豨也無疑是個輕信朋友的弱智，而於禁則是權變通達的強者——典型的強盜邏輯。
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靠利害來維繫，完全靠詐術來操作，親情倫理將徹底淪喪，民風世道將徹底敗壞。
和于禁相像的還有春秋名將吳起，他文武雙全、愛兵如子、執法如山、功業顯赫，堪稱富國強兵的無雙之才。但是，在這些光環之後，卻是棄家求學，母喪而不歸；殺妻求將，殘忍而不仁；爭名逐利，貪得而不讓。
於是，雖然吳起先後在魯國、魏國和楚國都位居上卿，但總是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同僚的擁戴，不斷遭受猜忌，避禍而逃，終於在楚國被宗室大臣襲殺而死。
單從表面上看，吳起、商鞅和于禁都有著令人稱道的，甚至是難能可貴的“職業道德”：忠誠於君主、嚴守法令、克己奉公、勤勉廉潔、堅毅果斷等等，歸結起來就是一條，堅忍自律的性格。
他們憑藉著堅忍自律，能夠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能為，所以表現得比常人更加冷靜、理智、果敢、堅毅，所以取得了常人很難取得的功績。這是法家風格的積極一面，或者說是表現在“陽光下”的一面。
但稍作深究，就不難發現法家風格的消極一面，或者說是“陰暗”的一面。
“法家弼士”們所展示的一切理性、堅忍、奉公、守法等行為，說白了都是全心全意為“君主”服務的表現。說他們恪守法令，但是商鞅曾抗法造反，吳起曾傾軋同僚，于禁曾兵敗投降；說他們一心為公，但他們都是在維護一己私利時無所不用其極；說他們廉潔自奉，卻都是封侯拜將，富甲一方；說他們愛兵如子，卻都對自己的親友故舊殘忍不仁。
法家之士的一切表現都是為了自利，忠於君主是為了獲得賞識，勤勉克己是為了求得器重，不私財物是為了更多的封賞，執法如山是為了標榜清高。
閱讀更多 王俊傑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