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 白謙慎：中國書法在西方

二十多年前，傅申先生在他和中田勇次郎合編的《歐美收藏中國法書名跡集》一書的序言中指出，在西方，中國書法是最後被認識和收藏的一種藝術。西方收藏家收藏中國文物和藝術品，首先是從器物開始，以後才逐漸擴展到繪畫。20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因從莫高窟騙購走大量敦煌寫本——現在英國收藏的絕大多數敦煌文書便是這次“考察”的結果——由此，西方收藏家才開始把目光投向中國書法。

西方收藏中國書法的歷史如此之短，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語言的問題。書法是基於漢字基礎之上的藝術，對西方學者而言，學習漢語已屬不易，要研究篆書、隸書、草書就更是難上加難。但更為重要的是西方並沒有相對應的藝術形式。雖然今天英語中的“calligraphy”被譯成“書法”，但這一“書法”在西方通常只被看成是一種技藝，從未像中國書法那樣，被中國人認為是一種極為精緻的藝術，享有很高的社會文化地位。不過，近數十年來，經過博物館人員和學者們的努力，西方對中國書法的收藏和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

私人收藏以美國為重鎮

在歐洲，中國書法的私人收藏很少，而且所藏作品也多是晚期的書法。私人收藏主要集中在美國。第一個把收藏重心放到中國書法上的美國人是顧洛阜（John M. Crawford, Jr. 1913-

顧洛阜

（John M. Crawford, Jr. 1913-1988）

當時中國文物價格較低，頗具經濟實力的顧洛阜收入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作品，比如在中國書法史上極其重要的北宋黃庭堅的草書手卷《廉頗與藺相如傳》和北宋米芾的《吳江舟中詩》。他還收藏了相當數量的南宋皇帝的書法團扇。顧洛阜的收藏增長很快，不久就包括了從9世紀到18世紀各種形式的書法。中國藝術對他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於他停止收藏其他的藝術品，並認為自己“正在建立一個在西方收藏界幾乎是獨一無二的收藏”。顧洛阜後將自己的書畫收藏捐給了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他的捐贈構成了該館書法收藏的核心。

草書廉頗藺相如列傳(殘)局部

北宋 黃庭堅

草書紙本

全卷32.5*1822釐米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吳江舟中詩卷》局部

北宋米芾

紙本墨書

全卷31.3×559.8釐米

原為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約翰·克勞弗德藏

現寄贈與梅多鮑利坦美術館

另一個美國重要的中國書法收藏家是約翰·艾略特（John B. Elloitt, 1928-1997）。他是一個銀行家，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認識了方聞，方聞少年時曾在上海從晚清名書家李瑞清的侄子李健學書，他對艾略特的書法收藏很有影響。艾略特喜歡旅遊，曾經到過遠東，在日本和中國也受到過一些影響。

王羲之《行穰帖》（摹本）

24.4×8.9cm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米芾《留簡帖》

紙本行書

縱31.7釐米*橫39.7釐米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米芾《歲豐帖》

行書紙本

縱31.7釐米*橫33釐米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米芾《逃暑帖》

紙本行書

縱30.9釐米*橫40.6釐米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艾略特開始收藏的時間稍晚，大約在19

根據艾略特的遺囑，他的收藏在他去世後捐給了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繼續供學術研究和公眾欣賞。

20世紀下半葉美國另一個重要的中國書法收藏家是安思遠（Robert Hatfield Ellworth,1929- )。安思遠是西方最大的文物商之一，很早就開始了收藏生涯。他到耶魯大學學習中文，師從王方宇。

安思遠收藏了一些重要的碑帖和敦煌卷，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卷宋拓《淳化閣帖》，數年前，它們由上海博物館購藏。他還在近五十年的時間裡建立了一個重要的19至20世紀的書法收藏。

他又一次絕佳的購藏機會是在中國政府決定維修琉璃廠時。當時，安思遠對晚期中國書法的興趣已在圈內聞名，所以中國政府請他出資修建一些琉璃廠重要的畫廊時，他得到的回報是數量可觀的19至20世紀的書法。安思遠曾經多次向博物館捐贈藝術品，1997年和1998年，他向佛利爾美術館捐贈了中國近現代書法260件。

除此之外，在西方還有很多華人收藏家。抗戰勝利後，有很多家境比較好的華人移居美國，他們將相當數量的書畫作品帶到美國。

王方宇（1913-1997）

安思遠的老師和朋友王方宇就是一位重要的收藏家和知名學者。王方宇（1913-1997）1936年畢業於輔仁大學教育系，1944年負笈美國。他不但在美國的漢語教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而且是國際公認的研究八大山人的權威。在張大千的幫助下，他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八大山人書畫私人收藏。王方宇去世後，他的後人將他收藏的八大山人繪畫和書法精品捐贈佛利爾美術館。

白謙慎帶學生觀摩翁萬戈先生收藏

（2004年）

在老一輩的美籍華人中，不少人有家傳的藝術品收藏，其中以晚清名宦翁同龢的五世孫翁萬戈的收藏最為著名。翁萬戈曾開玩笑地說，“儘管人們稱我為收藏家，但我只藏不收。”這是因為翁氏家藏書畫絕大部分來自翁同龢的舊藏。金石碑刻拓本和明清名家書法（包括文徵明、董其昌、黃道周、八大山人等的精品）構成翁氏書法收藏的主體，最早也最著名的墨跡則是唐人寫《靈飛經》四十三行本。《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跡本對研究唐代寫經書法和明清的刻帖都極有價值。

近十餘年來，在美國專門致力於收藏書法的藏家並不多，其中最活躍者是雅虎的創始人、前總裁楊致遠先生。在楊致遠先生的收藏中，較早的有元代的作品，但最為突出的還是明清時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吳門書家和晚明清初諸大家的精品。

此外，還有王季遷、張充和、王南屏、林秀槐以及葉恭綽、葉公超家族等華人收藏家在西方致力於中國書法的收藏。

博物館的系統收藏

西方的很多博物館都收藏了中國書法作品。在大英博物館和巴黎國家圖書館寫本部，藏有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從敦煌購得的大量敦煌卷子，此外還有一些珍貴的唐代拓片，如歐陽詢的《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英國）和柳公權楷書《金剛經》拓片（法國）等。但主要的書法收藏還是集中在美國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佛利爾美術館、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耶魯大學美術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西雅圖藝術博物館等。

佛利爾

（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

坐落在華盛頓的佛利爾美術館，由佛利爾（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捐贈，於1923年開放。1979年，傅申出任佛利爾美術館中國藝術部資深館員，開始系統地收藏中國書法。傅申本人也是書法家，早年在臺灣師從張隆延、王壯為諸先生。上世紀90年代中期傅申返臺任臺灣大學教授後，張子寧出任中國藝術部館員，並繼續擴大書法的收藏。在他的努力下，不但王方宇舊藏的八大山人書法入藏佛利爾美術館，安思遠也捐贈了許多18至20世紀的中國書法。

當1915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建立遠東藝術部（亦即今天的亞洲藝術部）時，該館只有原先留下的一些亞洲藝術品。直至1970年，時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會主席的道格拉斯·狄龍（Douglass Dillon）決定有計劃地發展亞洲藝術收藏後，該館才開始全面地收藏亞洲藝術。由於有顧洛阜的書法收藏作為基礎，大都會博物館目前藏有很精彩的8世紀到18世紀的中國書法，包括翁萬戈捐贈的《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跡本。

海外書法家與書法創作

我們很難統計在美國究竟有多少書法家。上世紀40年代以來，不斷有從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等地移居歐美的華人，其中不乏頗有書法造詣者。前面提到的八大山人專家王方宇先生是語文學家，他除了喜歡寫曹全體的隸書外，還經常在書法中加入文字遊戲的成分。

張充和（1914—2015）

今年已99歲高齡的張充和女士，童年時在吳昌碩的弟子朱謨欽先生的指導下學書，移居美國後，長期在耶魯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書法。張充和女士的書法清新高雅，近年來頗為國內的愛好者們所欣賞。此外，許多前輩學者，少年時都受過書法的訓練。如1938年在歐洲出版了《中國書法：它的美學和技法》一書的蔣彝先生，寫得一手很有特點的行書。著名史學家楊聯陞教授、房兆楹教授、周策縱教授、余英時教授等，書跡也都書卷氣濃郁，格調氣息遠非時下的所謂書家可以匹敵。美國也有一些字寫得很好，但又鮮為人知的書法家。筆者曾在張充和女士處見到她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圖書館任職時的同事李祁女士的小行書，寫得十分娟秀。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以來，有一些從事當代藝術的藝術家來到美國，他們通過轉換漢字書法而創作了一些當代藝術作品，如徐冰的方塊英文書法、谷文達的《聯合國》、《新譯唐詩碑》等。這些作品是否可以被視為中國書法作品尚有討論的空間，但是把中國書法作為創作資源卻是無疑的。

徐冰的方塊英文字母

谷文達 《碑林-唐詩後譯》 裝置

1993-2005年

在西方的現當代藝術家中，向東方書法汲取養料的也頗有人在。在此，我還想花一些筆墨來介紹幾位長期研習中國書法並在實踐上取得成績的非亞裔書法家。法國的柯迺柏先生（André Kneib）曾到中國留學，長期研究中國書法，並且多次在歐洲和中國舉辦書法展，可以說是歐洲目前最為活躍地從事書法創作、並積極地向民眾推介書法的藝術家。他目前在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院和巴黎第四大學任教。

美國的年輕藝術家薄英（Ian Boyden）也曾經系統地學習過中國書法，他自覺地在自己的創作中，把中國書法和水墨畫作為重要的藝術資源。薄英出生於一個藝術之家，曾師從華人教授朱繼榮先生學書法，臨寫顏真卿《多寶塔》，以後又向張充和女士請教。大學畢業時，薄英到中國研修一年，在蘇州大學的華人德教授指導下，從事中國碑刻的研究。獲耶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後，薄英擔任惠特曼學院藝術博物館的館長，策劃了許多藝術展覽（包括中國書法展），同時從事藝術創作。他的藝術創作汲取了許多中國書法篆刻和水墨畫的元素，是中西文化交匯的成果。

書法展覽與推介

1962年在紐約市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舉辦的顧洛阜收藏中國書畫展，是美國公眾對中國書法的態度的一個轉折點。正如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在一篇為一般公眾寫的文章中，試圖引導大眾欣賞一種建築在他們完全陌生的文字書寫之上的藝術：

雖說席克曼向人們暗示，書法可以作為一種抽象藝術來欣賞，人們也仰慕它，但它對美國人來說依然十分令人費解。藝術史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在討論了同一展覽的繪畫作品後這樣寫道：“只有極少數的西方學者對書法具有鑑賞能力，我們只是從門外來仰慕它。所以，如果我們知趣的話，就不會去區別它們的優劣以及對真偽做出肯定的判斷。”

1971年秋，費城藝術博物館舉辦了西方第一個重要的、純粹的中國書法展。曾佑和負責挑選展品，她撰寫的圖錄《中國書法》得到廣泛關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帶去了兩本專門裝幀的圖錄，作為禮品送給中國領導人。同時帶去的禮品中還有曾佑和的一件書法。約翰·坎納迪在為後來的紐約巡迴展寫的評論中，稱其為“對書法一個經典性的闡述”，但評論家們似乎依然對中國書法感到相當困惑。而一個重要的藝術雜誌發表的關於費城展的評論，看起來就像一則普通的報道，其中唯一具有評論性的觀點也只是從蔣彝30年前撰寫的《中國書法》中援引來的。

但是，在此後的幾年中，藝術界對書法有了新的認識。正如韓文彬（Robert Harrist, Jr.）指出的那樣，在這個時期的藝術史學界，形式主義的方法佔居統治地位，這一方法“很適合於分析中國書法變化無窮的點畫結構”。

與此同時，美國公眾也越來越習慣抽象繪畫中的筆墨。1974年，“文徵明的友人”展覽在紐約華美協進社畫廊舉行，其中包括一些書法作品，大部分是顧洛阜的收藏。在一篇關於這個展覽的評論中，我們已經看不到三年前的評論中那種探試性的語言：“一般說來，文徵明的行書點畫清晰流轉，既不瘦勁嚴整，也不沉重，點畫總是在飽滿與柔性彈力之間達到美妙的結合，運筆流暢、平和、優雅，絕無急促和雜亂之感。”

1977年，當時在耶魯大學藝術史系任教的傅申策劃了一個名為“筆有千秋業”的中國書法展。這一展覽將重點放在法書的複本和偽跡的研究上，因此比起1971年的費城展更有學術性，它的展覽圖錄至今仍然是西方學者和收藏家的重要參考書。展覽期間，還舉辦了第一個中國書法國際研討會，使書法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

1995年，路思基金會主任路思客以美國公眾更能接受的方式在紐約華美協進社畫廊策劃了一個題為“中國書法中的抽象與表現”的展覽，展品全部是他本人的收藏。由於絕大多數的西方觀眾不懂中文，路思客從展品中選了一些字並放大，用西方觀眾熟悉的“幾何構成”、“不均衡性”、“流動”、“韻律與即興”等美學概念來解說。

得特別注意的是1996年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行的“中華瑰寶：臺北故宮藏藝術珍品展”，展品多為清宮舊藏精品，所展書法雖然數量有限，但不乏赫赫名跡：孫過庭《書譜》、懷素《自序帖》、蘇軾《寒食帖》、米芾《蜀素帖》等。在紐約展出後，“中華瑰寶展”又到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展出。展出期間，還出版了方聞、屈志仁等撰寫的大型研究圖錄。

2012年秋天，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辦楊致遠的收藏特展，出版了展覽研究圖錄，可以說是近年來美國收藏和研究中國書法的盛事。

大型展覽和著名收藏固然重要，但是它們並不能完全代表美國公眾接受中國書法的程度。我們還應關注那些包括了書法的綜合性中國藝術展和數量正在不斷增加的小型中國書法展。在美國舉辦的當代中國書法篆刻展中，最早的是由徐燕生、於牧洋、白謙慎策劃的1990年1月在羅格斯大學藝術學院畫廊舉辦的“當代中國書法篆刻展”。由白謙慎策劃、1992年在耶魯大學美術館舉行的“方寸世界：中國篆刻藝術展”是西方第一個中國篆刻藝術展。

海外書法研究管窺

1935年，芝加哥大學出版了露西·德里斯科爾（Lucy Driscoll）和 Kenji Toda撰寫的《中國書法》一書，全面介紹了中國書法藝術。在此之前，零星的章節也已經有了。1939年，蔣彝先生的《中國書法》最先在英國出版，通俗活潑、文筆流暢，數十年來一直被許多學校作為中國書法課的基本教材。

歐洲的中國書法研究，以德國為重鎮。海德堡大學的雷德侯教授（Lothar Ledderose）對中國書法一直很重視。他的博士論文為《清代的篆書》，另一本重要的著作為《米芾與中國書法的古典傳統》。雷德侯一些研究生也研究中國書法史，如勞悟達女士(Uta Lauer)就曾撰寫研究元代書法的博士論文。

若干年前，中國臺灣的戴麗卿小姐在德國以于右任先生的書法為題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柏林東亞博物館的館長魏志強（Willibald Veit）曾撰寫《周秦漢印璽及其銘文》。在法國，已故華裔學者熊秉明先生有關於草聖張旭的法文專著，他的中文著作《中國書法理論體系》對傳統書論進行分類，作了體系建構的工作，加上文字優美，和20世紀80年代美學熱、文化熱中的中國書學界十分合拍，發表後，在大陸書學界受到熱烈歡迎。

瑞士學者畢來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的英文著作《中國的書寫藝術》在介紹中國書法藝術時，把西方藝術作為參照，寫得甚是生動，是一本很適宜於西方讀者的書籍。目前，在歐洲最優秀的書法史研究者是意大利拿波里大學的畢羅教授（Pietro De Laurentis），他最近剛剛出版了關於唐代書論家孫過庭《書譜》的專著。

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大學完成的關於中國書法的博士論文有15篇左右，包括傅申《黃庭堅的書法及其贈張大同卷——一件流放中書寫的傑作》、白謙慎《傅山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變遷》等。還有一些博士論文雖非專門討論書法，但它們的研究對象卻是中國書法史上舉足輕重或有一定影響的人物，因此對研究書法史也很有價值，如金紅男《周亮工及其〈讀畫錄〉——十七世紀中國的贊助人、評論家與畫家》、李慧聞（Celia Carrington Riely）《董其昌生平（1555—1636）：政治和藝術的交互影響》等，這樣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

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還有幾本研究中國書法的專著出版，包括石慢（Peter Sturman）的《米芾：北宋書法的風格與藝術》，倪雅梅（Amy McNair）的《心正筆正：顏真卿書法與宋代文人政治》，白謙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韓文彬的《摩崖：中國早期和中古時期石刻銘文研究》。此外，一些展覽的研究圖錄也包含了研究書法的內容，如何惠鑑和史密斯（Judith G. Smith）合編的《董其昌的世紀》。

不過，在向西方民眾介紹中國書法的過程中，通論式的著作功不可沒。除了前面提到過的蔣彝先生的《中國書法》，還有居住在紐約的張隆延先生和洋弟子米樂（Peter Miller）合作撰寫的《中國書法四千年》。另外，居住在夏威夷的曾佑和女士在

中國書法走向世界的思考

在推進西方的中國書法收藏與研究中，方聞教授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在退休前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還長期兼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普林斯頓大學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國書法的中心。由於艾略特的書法收藏長期寄存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不但培養了西方最多的研究中國書法的博士，也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學者到普林斯頓大學研究中國書法。數年前，方聞教授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十分遺憾的是，他退休後，在美國的中國書法研究、收藏、展覽都不如過去活躍了。

近年來，情況又因漢語教學的崛起發生了一定的改觀。上世紀80年代末，筆者也曾在《中國書法》發表的《我在美國教書法》一文中對中國書法走向世界發表瞭如下的看法：“以愚見，中國如不走向繁榮富強，中國書法走向世界在很長時間內將只會是人們嘴上的談論和良好的願望。”

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都有了極大的改變，在西方大學中漢語教學迅速增長，許多漢語老師在教漢語的同時，也教寫毛筆字。此外，為傳播中國文化，近年來國家漢辦在世界各地資助成立孔子學院。在許多孔子學院中，書法也是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海外漢語教師的書法水平還有待提高，漢語教學在資源和師資整合方面也常常自成系統，使書法教育停留在一個很簡單的層面。

只有當他們的書法水平提高了，理論和歷史的知識增多了，才能更好地把中國書法的文化意蘊和精妙之處介紹給西方民眾。否則，中國書法這門精緻的藝術就會被等同於世界各地唐人街的獅子舞，僅被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民俗，中國人精神生活中最精緻的那一部分就無法被展示出來。而要做到這一點，還有待於海內外的學者和藝術家的共同努力。

本文以作者和美國學者邵偉克（Craig Shaw）先生為歐陽中石先生主編的《中國書法藝術》撰寫的第十章《美國的中國書法收藏和研究》為基礎，並結合作者2012年7月在中國國家漢辦所作演講，修改補充而成，原刊《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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