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召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在被問及11月29日的倫敦橋恐怖襲擊事件時，華春瑩表示：
我們注意到有關報道。這是一起不幸的案件，我們對無辜遇難者表示哀悼，對他們的家屬和受傷人員表示慰問，對英國警方採取果斷措施應對有關暴恐行為表示理解和支持。
同時，很多人跟我一樣都在想，如果這起恐襲案件發生在中國，英美媒體會怎樣報道和解讀？根據以往的經歷，估計他們會把兇手美化成被壓迫而不得不反抗的“鬥士”，質疑警察近距離開槍擊斃兇手是“過度使用暴力”。另一方面，據媒體報道，此案兇手有暴恐前科。他曾於2012年因企圖對倫敦地標發動爆炸襲擊而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去年年底有條件獲釋並提前出獄。
去年12月，法國斯特拉斯堡發生暴恐案件，兇手也有犯罪入獄記錄，一度還被警方列入“極端人員監視名單”。岀獄後不久，他就在斯特拉斯堡聖誕集市上再次發動恐襲，釀成悲劇。
我想這些再次充分說明，恐怖主義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恐怖分子從來不分國籍、宗教、性別和年齡，因此反恐也絕不應有“雙重標準”。
各國應該加強合作，共同探索更加有效的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維護各國的共同安全。
可以看出，襲擊者曾是一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去年剛從英國的監獄中獲釋。這引發了英國公眾和輿論對英國相關反恐政策和司法體制的質疑。
文 | 梁由之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環球時報”（ID:hqsbwx），原文首發於2019年12月2日，標題為《倫敦恐襲事件，曝光了英國政府一個不願公開的“秘密”項目》，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近日的倫敦橋恐怖襲擊案引發了全球關注 ，最近披露的案件細節提到，兇手烏斯曼·汗曾被要求參加英國政府組織的“斷念與脫離”課程（Desistance and Disengagement Programme，DDP）。相關信息顯示，這一學習班是專門為涉及恐怖主義犯罪的人開設的。
除了DDP課程，烏斯曼還參加了劍橋大學為服刑人員設計的課程，這次他殺害的2人，均為他所在學習班的工作人員。而英國政府的這些努力，都沒有讓烏斯曼放棄極端思想。
圖自BBC新聞
今年4月5日，英國《衛報》曾報道過這個改造恐怖分子的DDP項目，並稱其為“政府秘密項目”。據這篇報道，DDP專門針對已犯案或涉嫌犯案的恐怖分子，目的是“阻止這些人危害社會”。
英國內政部曾2次拒絕了《衛報》針對DDP一事發出的信息公開申請，但內務部對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披露，在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之間，共有116人處於DDP項目的監管之下。
圖自英國《衛報》
英國當局稱，DDP項目是他們打擊恐怖主義的重要戰略手段，曾參與、涉嫌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罪犯離開監獄後，經相關機構下達禁令後，都需要參加DDP項目。
那麼，這個英國政府諱莫如深的“秘密項目”，到底是怎麼開展的呢？
據英國政府公佈的反恐戰略，DDP將為嫌犯提供“職業輔導、心理輔導、神學及意識形態建議”。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不管是出生在海外或英國本土、持有“聖戰”思想還是極右翼立場，DDP都將針對個人情況，提供“有針對性的課程”。
目前，已知參加過DDP的犯罪分子，就有曾為恐怖組織招募成員，而被指控教唆2017年倫敦橋恐襲兇手的安傑姆·喬杜裡。
安傑姆·喬杜裡照片，旁邊英文寫著“英美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圖自《衛報》
在解釋為什麼DDP是強制性時，一位來自英國皇家聯合研究所的國際安全研究專家表示：“對於那些思想已經激進化、曾參與過恐怖主義活動的人，要想確保他們不再犯，將DDP設為強制性是有意義的。”
他還表示，人們已經意識到，讓一個曾堅定信奉某種理念、專心投入其中的人放棄該思想，是極其困難的一件事。因此，DDP要做的，就是“用一些更好的事情填充他們的時間。”
但對於衡量DDP這種學習班的效果，來自伯明翰城市大學犯罪學專業的教師瑪琳達·布朗卻認為，這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因為這是一個秘密項目”，瑪琳達說。
但同時，瑪琳達卻認為“DDP是在做一件正確的事”。
在這篇今年4月的報道中，瑪琳達還表示，目前還沒有足夠的例子能證明，靠這類“斷念”、“重塑”手段，能確保有效地改造極端思想。“我們怎麼知道，一個人是否已經真正地去除了犯罪念頭呢？”
今年11月5日，英國內政部公開了DDP項目的部分信息，但和《衛報》4月份報道透露的相差無幾。對於具體的培訓內容、組織形式、效果反饋，均未做詳細說明。
圖自英國內政部官網
不過，從該項目的背景介紹看，似乎DDP設立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應對英國此前的一些法律變革。
據英國多家媒體報道，烏斯曼·汗在2012年時被判處“公共保護監禁”（IPP），按照法律，除非他向假釋委員會證明自己不可能再威脅社會，否則永遠不得釋放。
不過，IPP制度就在當年被廢除，而對烏斯曼·汗的刑罰也在2013年被改為“監禁16年，並且必須至少服刑8年”，按照新的法律規定，烏斯曼在2018年12月就獲得了假釋。
可能正是考慮到這一變化，強制參加DDP項目往往是涉恐犯罪者被假釋的條件，不參加項目可能會導致假釋者被重新關押。
雖然DDP看似對假釋恐怖分子可能導致的意外做出了部署，但現實是，依然出現了烏斯曼事件。
除了被強制要求參加的DDP學習班，烏斯曼還參加了另一個課程，烏斯曼還曾經對這個課程寫信高度讚揚、表示過“衷心感謝”。
烏斯曼參加的這個課程名為“共同學習”。據劍橋大學官網，該項目是由劍橋大學犯罪學專業主辦，旨在幫助正在服刑或刑滿釋放人員重新迴歸社會。
圖自劍橋大學“共同學習”項目網站
當地時間12月1日，英國BBC新聞在報道中提到，烏斯曼此次發動襲擊的場合，當時正在舉辦“共同學習”（Learning Together）項目5週年慶典。
從谷歌地圖看，此處位於倫敦市中心最繁華的地段。雖然烏斯曼佩戴了追蹤器，但顯然，追蹤器並不能阻止他前往人群密集處發動襲擊。
圖自谷歌地圖
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本次襲擊案的2位受害者，均是“共同學習”項目的工作人員。 其中，受害人傑克·梅里特是項目的統籌員，於2016年畢業於曼徹斯特大學法學院，隨後進入劍橋大學學習。受害人薩斯基亞·瓊斯同樣來自劍橋大學，是該項目的志願者。
傑克·梅里特（左）與薩斯基亞·瓊斯生前照片，圖自英國警方
目前，新聞沒提到烏斯曼和兩位受害者是否相識，但卻提到，烏斯曼曾被該項目視為“典型案例”寫進相關檔案，並曾在該項目舉辦的籌款晚宴上發表講話。
烏斯曼被作為案例出現在項目的報告中，圖自BBC新聞
項目方還為烏斯曼提供過一臺筆記本電腦，供其學習使用。收到電腦後，烏斯曼曾向項目方表達了感激之情：“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向‘共同學習’項目團隊表示感謝，我感謝那些為這個了不起的項目繼續努力的人。”
我們現在還無法得知，是什麼促使這個曾經的“典型”，向自己曾經感謝過的工作人員揮起了匕首？
值得注意的是，從各種資料看，“共同學習”並沒有對烏斯曼這種曾經涉恐罪犯做出特殊安排。從兩位受害學習班工作者的生前履歷看，他們均不具備面對恐怖分子的經驗和知識。
那麼，宣稱“為每個人提供高度針對性培訓”的DDP項目，是怎麼允許烏斯曼這種人，自由地參加“共同學習”這樣一般性的輔導課程？
而“共同學習”這一機構，為什麼讓自己的工作人員，在缺乏相應保護和經驗的情況下，面對一個涉恐學員呢？
英國整個制度設計，是以什麼依據允許烏斯曼自由前往人群密集處？對於肆意砍殺老百姓的結果，又準備了什麼預防措施？
一定程度上，以上都反映了英國社會各界的對恐怖主義和恐怖分子的判斷。
在過去，英國政界和媒體，曾多次就中國的新疆政策發難，指責中國開展“預防恐怖主義”的相關做法是“侵犯人權”。
11月26日，英國廣播公司（BBC）《尖銳對話》欄目在對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的專訪中，主持人多次打斷劉曉明大使的話，質問中國“為什麼要監控民眾、壓制反對聲音”，並指責中國在“製造政治犯”。
不管是對新疆、香港，還是內地其他問題，這種質疑已經成了BBC等西方媒體的固定套路。
結果11月29日，被英國當局“改造”過的烏斯曼，還是手持尖刀製造了倫敦橋恐怖襲擊案。
11月26日，劉曉明在BBC“尖銳對話”節目上接受採訪 圖自BBC
事實證明，英國在相關議題上，應當放棄一些固有的偏見，為了本國社會的團結和人民的安全，認真地學習所有有益的經驗，並思考出適合自己國家的針對極端思想的預防措施。
延伸閱讀
判了16年的恐怖分子，卻讓他提前8年出獄再次襲擊殺人... 英國這司法漏洞大了！
11月29日的倫敦再次發生恐襲，現場大致狀況媒體已經報道得很清楚了：
但是，隨著恐怖分子烏斯曼·汗身份的確認和公開，有一個問題縈繞在英國大眾心頭，揮之不去，也讓世界各國關注者非常困惑：
根據報道，其實英國政府早就知道這名持刀行兇恐怖分子的極端化——早在2010年時，他就因為策劃恐怖襲擊而被捕入獄。
為什麼這樣一個對社會而言高度危險的人，會在2018年，僅僅服刑8年後，就被釋放了？
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明明是被確認過有著極高恐襲傾向的人，還是能自由地走動在倫敦的市中心，最終執行了他瘋狂的恐襲計劃？
隨著越來越多信息的公開，人們發現，致使這次恐襲發生的，或許不僅僅是恐怖分子一人…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英國那些事兒”（ID：hereinuk），原文首發於2019年12月1日，標題為《判了16年的恐怖分子，卻讓他提前8年出獄再次襲擊殺人... 英國這司法漏洞大了！》，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2008年的採訪：雖然我被搜查被懷疑，但我不是恐怖分子
在被擊斃前，在成為恐怖分子之前，今年28歲的烏斯曼·汗，曾經和所有普通的英國少年一樣，看起來沒有什麼威脅。
他從小在特倫特河畔的斯托克城出生和長大，父親是一名出租車司機。在15歲以前，他一直和家人們住在一起。喜歡運動，在學校運動比賽中表現出色。
但這可能並不是真實的烏斯曼。
根據他的中學同學透露，在學校裡烏斯曼其實是被同學們排擠和霸凌的。為了融入集體，他曾經努力過。但這些都沒有用，他依然是班裡最受排斥的人。
在烏斯曼的同學回憶中，被霸凌或許和他的穆斯林身份有關。
巧合的是，在2008年時，英國媒體曾經採訪過當時17歲的烏斯曼。
當時的他因為和同伴們“密謀在克什米爾辦一個訓練營”而被反恐部門懷疑，並被反恐部門突襲檢查住所。
因為沒有確切的證據，之後他也沒面臨什麼懲罰，反而是坦然地接受了採訪並說道：
“我是在英格蘭特倫特河畔的斯托克城出生和長大的，所有社區裡的人都認識我，他們都知道我。
如果你問他們那些關於我這樣的人身上被貼著的類似恐怖分子的標籤，他們會知道，我並不是恐怖分子。”
對著鏡頭坦坦蕩蕩地說自己是個守法公民、是個普通少年的烏斯曼，被反恐警察盯上並不是沒有緣由的。
離開學校後，他原本的同學們很少見到他，只是在他退學後一年，意外地看到烏斯曼在街上揮舞著ISIS的旗幟，在大街上鼓吹仇恨和極端宗教主義。
曾經的同學們都非常驚訝，不明白一年的時間裡是發生了什麼，讓烏斯曼變成了一個充滿仇恨的、反社會的極端分子。
同學們想不明白，但是警察注意到了，所以才會突襲檢查他和朋友們的住所。雖然當時沒找到證據，但之後仍舊保持了密切觀察。
也許正是因為反恐部門的懷疑，烏斯曼和同伴們在後來策劃一次恐怖襲擊時，得以被警方及時制止。
當年，烏斯曼和另外8名青年，密謀要暗殺當時的倫敦市長、現任英國首相鮑里斯。而為了達成目的，他們計劃在聖誕節期間炸燬倫敦證券交易所。
好在計劃最終暴露，烏斯曼和他的同夥們於2010年被警察發現並逮捕。
原本，這次逮捕是成功的，因為它及時地在恐怖分子執行計劃前，阻止了恐襲的發生。
不過，逮捕成功不代表案件成功：
正是隨後烏斯曼的量刑問題、判決問題、假釋問題處理不得當，間接地導致了這次恐襲的發生。
2 恐怖分子為什麼會被釋放？因為無限期監禁有違人權
2010年，烏斯曼和同夥們被警方以策劃恐怖襲擊的罪名逮捕。雖然他們密謀恐怖襲擊的罪行，已經是證據確鑿、無可抵賴了。
然而，雖然被判定有罪，怎麼量刑、會面臨什麼樣的懲罰，卻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在最開始，法官判定烏斯曼和同夥們定對公共安全有威脅，應被判處至少8年監禁，如果繼續顯示出對公眾有威脅，則可以無限期地關押他。
但是，這個最初的判決後來因為烏斯曼的上訴被撤銷了，所謂“可以無限期關押”的限制也一同被撤銷。
烏斯曼被改判為有期徒刑16年，沒有其他附加條款。
這就意味著他和其他的刑事罪犯一樣，在服刑8年後可以被自動假釋，釋放到監獄外。
判16年，關8年就可以自動假釋？這又是什麼規定？？
要解釋清楚英國這個看起來就很不靠譜的“自動假釋”，需要說一下英國當年的政策糾紛。
其實，就在烏斯曼被捕、判刑的這幾年裡，英國關於刑事罪犯假釋流程的法律，也經過了幾次修改，各個政黨成員為此還曾吵得不可開交，一直到現在都還在爭執中。
簡單來說，他們的爭論點就是該不該廢除一個叫IPP的政策。
所謂IPP，就是Indeterminate sentences，不確定刑期政策。
這種刑罰判決，意味法官確定犯罪服刑的最短年限，這之後囚犯才可向假釋委員會申請假釋。
假釋委員會在評估過後可以允許他們的假釋，也可以判定他們不應該被釋放，從而讓危險的罪犯繼續坐牢。
在初審時，烏斯曼和同夥們就是被法官判處IPP：至少坐8年牢，並且之後在假釋、出獄前要經過假釋委員會的評估，
如果被評估為危險，就要延遲出獄，繼續監禁。
然而，這種最長時間不確定的刑期，在過去十多年裡一直很受英國上下爭論。一些人評價其為有損人權，應該被廢除。（另外，也有人認為，讓刑事犯們更順利地假釋出獄，也有利於減少應該監禁系統的壓力。）
巧合的是，烏斯曼上訴的時候，IPP在英國恰好被廢除。
按照新的法律規定，確定刑期後，刑事罪犯出獄時不需要經過假釋委員會的批准，只要在完成刑期一半的時間後，就能“自動假釋出獄”。
這就是為什麼，在初審中，烏斯曼被判至少服刑8年，之後評估是否需要繼續關押。而在IPP廢除後的上訴，他被改判成了16年，8年後可以假釋。
這也是為什麼，烏斯曼最終只服刑8年，就在2018年，沒有經過假釋委員會的評估，自動假釋出獄了的法律原因。
3 就算有人忠告，還是難免悲劇
IPP的廢除，在英國一部分人看來是“人權進步”。
但在深受恐怖主義困擾的人群看來，卻是一個極大的法律漏洞。
就連當時處理烏斯曼案件的法官，在通過判決時都曾經說：
“根據我的判斷，即使是在長期監禁後，這些違法者仍然具有很大的威脅。因為監獄在有限的條件下，按照預定日期釋放囚徒、在社區內對違法者進行管理的措施，並不能充分保障公眾的安全。 ”
但是，法官的這段判詞並沒有被重視。
烏斯曼被判16年有期徒刑，儘管在服刑的8年裡，他的思想完全沒有轉變，依然有著極高的社會威脅性，卻還是在服刑8年後被自動假釋。
而假釋委員會卻對此表示：他們沒有做過任何判決，烏斯曼的假釋是被自動實行的。
言外之意是：他們沒有主動做過任何干預，烏斯曼的假釋完全是按照法律流程的自然結果。
如果沒有嚴格的評估，怎麼確認他們已經沒有危險了呢？
在英國這個體系裡，所謂的確認，是有服刑犯人自己聲明的！
烏斯曼曾經在假釋前寫了一份聲明，表示自己已經改過自新了。甚至還主動要求進行“改造學習”，以便他能正確地學習伊斯蘭教及其教義，並證明自己不再持有極端觀點。
他想通過積極學習來證明自己“已經成熟了，想以一名優秀的穆斯林和英國良好公民的身份好好生活”——這可能是很多囚犯出獄後，表現“改過自新”的最好策略。
就憑著他自己這樣的一個聲明，他得以得到假釋！
而假釋之後沒多久，他就上街，發動了這次襲擊。
而也正是他所要求的這個“改造學習” 讓他遇見了這次襲擊的遇難者——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傑克·梅利特。
當時，被假釋後的他，正在參加由傑克·梅利特所開辦，原本是為了幫助他們的互助課程。
傑克·梅利特和父母的合照
我們再說下這次襲擊裡的這名受害者。
25歲的男生傑克·梅利特，是這次恐襲喪生中的兩名受害者之一。
但在這之前，他可能也是最願意幫助這些罪犯們的人。
他在2016年曼徹斯特大學畢業後，獲得了法學學士學位，之後繼續進入劍橋大學學習，並在畢業後和犯罪部門工作人員們一起協作，參與創建了一個專注於輔導出獄後的罪犯的課程。
這個課程是通過學生和老師之間的互動、講故事、圍繞教育對社會正義的影響進行創作性的寫作，來幫助坐過牢的囚犯重新融入社會，找到生活的希望。
這次發動恐襲的烏斯曼，正是今年Jack所幫助的數十名有前科的學生之一。
根據之前的上課記錄，烏斯曼也參加了這個課程，在課程中表現的很正常。
課程還為他提供了一臺電腦，便於他學習。
他還在課堂上被邀請和大家一起分享他過去的經歷，在監獄中的所思所想。
他甚至還在課程為他提供的電腦中寫下：我對整個學習在一起團隊以及所有繼續支持這個美好社區的人們表示感謝。
但最終的悲劇是，看起來正常的、改過自新的、想要融入社會的烏斯曼，在課程結束後來到了大街上，發動了恐襲。
而且第一個殺死的，就是參與創辦這項課程、想幫助他重入社會的傑克·梅利特。
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傑克熱愛自己的工作，一直相信自己能夠改變和幫助這些有前科的罪犯，成為對社會無害的人，成為更好的自己。
但命運最終卻辜負了他，讓他死在了自己曾經想要幫助的恐怖分子手中...
4 恐怖分子罪犯改過自新，到底有多大的概率？
如今，因為烏斯曼的恐襲事件，IPP、假釋規定等政策再次成為英國大眾討論的熱點。
“到底該怎麼對待參與恐怖主義犯罪的囚徒？”是這些討論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時，烏斯曼的朋友、當年和他一起策劃恐襲拉赫曼也獲釋了。
而他在獲釋後，和烏斯曼一樣，也沒有改過自新，而是重新策劃恐襲。
在獲釋前，他在監獄裡與另外兩名男子成為了好友。
三人一直在出獄後使用加密的社交媒體應用，保持聯繫、互相交流。
他們雖然都因為密謀恐襲坐過牢，但並沒有洗心革面，而是在出獄後“再次密謀”。
三人又召集了一名同樣有恐襲思想的人，一起計劃用刀具、管狀炸藥，對英國士兵們發起襲擊。
不過，他們的密謀也被軍情五處盯上了。
軍情五處最後派了一名臥底與四人團伙接觸，併成為了他們的司機，最後蒐集到了四人準備再次恐襲的一系列罪證，如自制抓藥、刻著字的刀具、霰彈槍等等。
於是，四個剛出獄沒幾年的假釋犯人，再次被逮捕，並面臨謀殺罪和終身監禁的判決。
在之後的案件審理中，四人都表示軍情五處搜到的證據是栽贓陷害，他們並不認罪。
最終四人一共被判75年有期徒刑。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密謀恐襲未遂時被判刑後，四個人最後也都和烏斯曼一樣，又一次獲得了減刑。
如果沒有烏斯曼的恐襲一案、沒有意外的話，再過一些年，這四個“發動恐襲未遂”的刑事罪犯，又將和烏斯曼一樣，被“自動假釋”...
他們將帶著並沒有什麼實際限制和監管作用的跟蹤器，回到社會中，回到倫敦大街上…
到時候誰又來保證，他們已經改過自新，不再有危險了呢？
恐襲消息傳開後，ISIS組織已經表示這起恐襲由他們負責。
所謂的負責，意思就是他們承認是ISIS組織策劃了這起恐襲，為的是報復所有參與打擊ISIS的成員國。
按照這個說法，烏斯曼在發動恐襲前，是受到了ISIS組織成員的指示。
但現在無論是ISIS方面還是英國反恐部隊，都沒有找到烏斯曼和ISIS成員有聯繫的直接證據。
ISIS之所以會在第一時間出來認賬，並不是因為“想負責”，而是想要擴大恐襲帶來的影響。
“有預謀、有規模”的恐怖襲擊，會比單純的一個人的偶然性恐襲，帶給大眾更多的恐慌。
而傳播恐慌、仇恨，正是恐怖主義的目的之一。
也有人將烏斯曼發動的這次恐襲，和週五荷蘭、法國發生的另外兩起疑似恐襲未遂的案件聯繫在一起。
但其中是否真的有關聯，是否真的有一個“黑色星期五”的恐襲計劃，媒體也好、反恐部隊也好，都不該妄下定論。
2019快要結束了，在這個原本應該因為聖誕節的臨近而變得溫馨、平靜的年尾，英國大眾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恐襲的不安，還有大選、脫歐帶來的種種不確定。
這時候，93歲的伊麗莎白女王的出現，無論從哪種角度而言，對大眾都是一種安慰。
所以，在恐襲發生後第二天，女王也正式對英國大眾表達了對恐襲事件的關心，和對死者的哀悼：
“菲利普親王和我，在聽到倫敦橋的恐襲後都感到很難過。
我們向所有失去親人的人、受可怕的暴力影響的人， 致以我們最深切的同情和祈禱。
我對警察和急救部門、以及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無私地想要幫助和保護他人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謝。”
希望女王的哀悼，能給所有因為這件事而受到傷害的家庭帶去一絲安慰，也能在這個多事之秋，給所有人帶去一份鎮定。
2019就剩最後一個月了，希望最後的一個月裡，無論是英國人還是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國家的人，都能過得平靜、安寧。
新的一年裡，不要再有這麼多意外、恐慌、不安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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