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6 金碚：改革路径——从局部突破到全方位制度变革

[原文标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制度逻辑与治理思维

[原文来源]《经济管理》2018年第6期

[作者]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首席教授、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研究领域是产业经济学。

改革路径：从局部突破到全方位制度变革

1.理论上承认市场经济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中国推进工业化的愿望从来是非常急切的，自建国始就试图以革命的思维，依靠政治力量，采取动员方式，实行“大推进”战略。问题是，革命可以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国家，但“另起炉灶”式的“革命”思维，如果表现为凭借热情的运动方式和自上而下的命令体制，往往会违背客观规律，难以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一个可以事半功倍地加速其增长的“阿基米德支点”，无论是“全心全意抓生产”还是“抓革命，促生产”，都不能有效推动工业化进程。换句话说，以计划经济为支点，即使采取渐进的“革命性”手段，“抓”字当头，动员起人民的生产热情，也难以撬动中国经济庞大的躯体，将其引入加速工业化的道路，而只能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的后果。

其实，人类发展史表明，原本存在一个现成的选择：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可以“事半功倍”地推进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制，所以，绝大多数国家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都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实现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历史中，以人均收入来衡量，整个世界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据学者估算，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0.02%）。而工业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巨轮：制造和贸易，即大机器工业和大范围市场的形成。同时表现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普世化，当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

计划经济理论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悖理现象表明：推进工业化不可能不依靠市场经济制度。因此，改革的关键就是必须接受：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位一体”逻辑链条上打开缺口，即承认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同时又能保持同社会主义的契合。从1978年开始，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争论，到1992年，中国才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改革历程来看，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突破。因为，如前所述，只要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三位一体”的构架中任意抽取或改变一处，整个理论构架就将发生颠覆性改变。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程看，承认市场经济毕竟不是“彻底颠覆”和“另起炉灶”式的激进革命思维，而是渐进的和撞击突破式的改革思维。而且承认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和计划手段，实际上在世界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有数十个国家也是声称要实行“社会主义”或承认其社会制度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60多个这样的国家）。中国改革过程中，虽然主张“大胆闯，大胆试，大胆破”，但也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试错式践行，“走一步看一步”，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总之，从“革命”转向“改革”，体现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和道路选择的可行。

2．实践中选择结构冲突较小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不过，一旦承认市场经济的正当性，指令性计划就必然会逐步缩小其范围，直至基本上完全退出，这样，以指令性计划指标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必然彻底改变。尽管中国改革的过程其实是高度受控的，以免发生难以承受的混乱，但指令性计划的体系一旦被打开缺口，即使只是从“边缘”处尝试“变通”，以“双规制”过渡，但一旦尝到“甜头”，就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所有的界限都有可能被突破。起先人们还在为从哪里开始松绑和从何处解扣而争议、犹豫和徘徊，甚至一次次设置制度变革的“底线”和“禁区”。但“渐进式改革”具有难以抗拒的“潜移默化效应”，其向各领域推进的渗透性甚至比休克式改革更强，因为渐进式改革走的是一条利益诱导性很强而结构冲突性较小的道路。所以，“三位一体”原则的链条无论在哪里解开锁扣，都会导致其整体解构，如同多米诺骨牌，推倒一块，连锁反应，局部突破必然演变为全方位变革。只要承认了市场经济具有优于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也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甚至其核心——国有企业体制也将进入根本性改革进程。改革的突破，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迎来了全新的局面。

在国内经济体制上为市场经济正名，对公有制和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同时也必然会导致对当代世界经济认识的根本性改变。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主导制定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新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重新认识。因此，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同对外经济的开放相契合。可以说，改革与开放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实际上是同一个理论逻辑在现实政策上的两方面表现。如果说1992年是在改革方向上终于“想明白，下决心了”，那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开放上也终于彻底想明白和下决心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的伟大启蒙运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面貌焕然一新，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版图和经济全球化格局也将发生根本性改观（金碚，2017）。

3．关键节点的重大举措逐步推动改革“由点到面”铺开

纵观40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变，改革开放如同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支撑着步步深入的各项重大举措，产生强有力的“杠杆”作用，有效地撬动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推动其走上加速工业化进程：

——第一次撬动：1978年，解放思想，突破禁锢。这一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为思想武器，开始了向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直面传统经济体制的矛盾痼疾，深刻反思，勇于首创。特别是勇敢地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想，彻底摆脱“宁左勿右”的思维，这就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大幕。这一年可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

——第二次撬动：1992年，市场正名，方向明确。从1978到90年代初，尽管提倡解放思想，但传统思想的桎梏仍然严重约束着理论突破，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认识，纠结难解。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争论，在这一年，邓小平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在南方视察期间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此为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具有了市场开放、管制松绑、效益导向的明确方向。这一年可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

——第三次撬动：2001年，参加世贸，融入全球。这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决意摆脱自我封闭，实行开放政策，开门拆墙，引进放活，不仅同国际“接轨”，而且要全方位融入经济全球化。这不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而且世界经济格局也从此发生巨变。这一年可称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元年”。

——第四次撬动：2008年，逆势勇进，助力擎天。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中国有力地发挥了遏制世界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势头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成为对稳定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承担起大国责任。也正是在做出了这一世界性贡献的过程中，中国自己发展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二（201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世界第一（2014年）的国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显著提高。这一年可称为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大中国元年”。

——第五次撬动：2012年，“清洁风暴”，除障稳进。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成就，但也叠加起诸多矛盾，特别是，整体环境的恶化成为突出问题。以中共十八大为起点，发起强有力的反腐倡廉斗争、党风政纪整肃、生态环境治理等行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营商等各领域的“大扫除”，驱邪守正，整治纲纪。这是历史转折中跨入新时代的“第一战役”，自此中国经济进入稳中求进的“新常态”，走上中国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这一年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元年”。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经历伟大巨变的崭新中国，站在了民族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