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抗擊新冠病毒的人民戰爭同步進行的是另一場戰爭——輿論戰，文藝和媒體工作者是這個戰場上的主力。不出所料，我們看到了紅、藍雙方的角力、鬥爭，有批評指責也有鼓勁加油，有消極頹廢也有感恩溫暖，有歌頌制度的優越性也有對某些腐敗僵化的揭露……這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古往今來，每逢重大災害發生，不論是戰爭、疫情、地震和其他自然災害，尤其是影響廣泛的重大災害，總會引起文學藝術和新聞工作的創作熱情，都會遇到揭露、批判還是歌頌、鼓勵的糾結，遇到“毒刺”還是“玫瑰”的焦慮。
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本不應該有如此煩惱的，因為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已經給出了非常明確的答案。在偉大的民族解放與獨立的鬥爭中，文學家藝術家理所當然要成為一個文藝戰士，用自己的筆作武器，貢獻一份力量。他說：“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動機與效果的統一，動機與效果不可偏廢，缺一不可。當動機與效果糾纏不清難以分辨，效果就是最終的裁判標準。關於這個指導思想，在王實味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1942年3月，延安，馬列著作翻譯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一篇雜文《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等雜文，對當時延安邊區可能真實存在的個別現象給出了失之偏頗的批評。王實味作為該院的特別研究員，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觀點，在黨內引起了很大的混亂，並且還得到許多來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同情。毛澤東從報上看過《野百合花》後，託胡喬木轉告王實味:這篇文章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有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只要是黨員，這是不能容許的。為了消除不良影響，使延安整風走上正軌，中央研究院從5月27日起，以“黨的民主與紀律”為題，召開全院座談會。但是王實味固執己見堅持錯誤路線，當年10月中央做出了開除黨籍的處分。
關於文藝與宣傳，魯迅在《三閒集·文藝與革命》中也說：“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強調的是文藝會起到宣傳作用，而有些宣傳，因為過於直白、粗陋卻不能算作文藝。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是宣傳思想工作必須遵循的重要方針。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關於正在進行中的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人民戰爭，2020年2月23日，習近平同志第四次召集專門的防控疫情工作會議，再一次強調了“正面宣傳為主”的觀點。他說：“要運用多中形勢在國際輿論場及時發聲，講好中國抗疫故事，及時揭露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誣衊抹黑、造謠生事的言行，為疫情防控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還說，“要廣泛宣傳一線醫務工作者、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公安幹警、基層幹部、志願者等的感人事蹟，在全社會激發正能量、弘揚真善美，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大家知道，儘管文藝不能等同於新聞報道，但是它們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廣泛的社會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即便真如某些作者、記者所言，他們揭露黨的黑暗面只是“為了黨好”，如果“效果”達不到這個理想的狀態，甚至是潛藏著意識形態錯誤的，再好的文藝也不需要，再“真”的宣傳也是片面的因而是反動的宣傳。相反，如果是“效果”是有助於救災的，有助於解決當務之急的，有助於讓更多人獲取信心戰勝困難的，即便不符合某些人理解的文藝和宣傳的規則，也是必要的——至少在特定時期內是必要的。
片面的真實與整體的虛假同樣可怕，甚至更為可怕。因為片面的真實更家容易獲得讀者的信任，比一目瞭然的虛假更有隱蔽性。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所謂盲人摸象目光跑偏，說的就是這種“真實”。與今天的很多作家藝術家坐在溫暖舒適的書房裡通過瀏覽各種負能量段子就能進行所謂的“採訪”，並以“日記”形式記錄在案不同的是，戰爭年代的文藝工作者，比如魏巍，是直接背起行囊來到了抗美援朝的前線的。他以“文藝戰士”的身份在戰壕裡、軍營裡、戰地醫院裡，在真正的“現場”發現新聞線索，尋找正面信息。我想當時的戰場上也一定會有不盡人意的地方，會有傷病的戰士沒有及時救治，物資供應的不足，指戰員的失誤和極個別的逃兵……這些有可能可觀發生了的事情沒有出現在魏巍的新聞報道里，也沒有出現在後來的文藝創作裡。他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和後來的長篇小說《東方》給我們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志願軍戰士的風貌。他們樂觀、自信、質樸、純真，他們熱愛祖國，不怕犧牲，沒有考慮個人利益的得失。如果讓今天的某些文學藝術家和新聞記者去報道抗美援朝，這為了關注度和打賞數額，為了粉絲量和由此帶來商業利益，為了文章背後某些不能見光的陰謀而寫作的人們，一定會是完全不同的“畫風”。那些觸目驚心的片面局部的“真實”一定更符合他們的“營銷目的”。但是對抗美援朝的大局來說，這些東西比侵略者的飛機大炮細菌武器還要壞。抗美援朝也不會成為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蹟，全國人民堅如磐石的意志和戰無不勝的信心，一定會被蒙上厚重的陰影，新生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也不不可能在帝國主義的圍困之中，巍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也有人說，作家藝術家的責任就是揭露黑暗，批判醜陋。然而，所謂黑暗與光明，醜陋與美好，無一例外是由作者的階級立場和審美觀念決定了的。勞動人民以為光明的，恰恰就是剝削階級的黑暗；人民群眾以為美好的，往往會成為達官貴族眼裡的粗卑和下流。正如魯迅先生說，“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魯迅《論“第三種人”》）剝削階級的不幸，正是被剝削階級的萬幸。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學說分析貌似複雜的社會現象和文學藝術，一切都豁然開朗。
歸根結蒂，在抗“疫”戰爭中文藝工作者的使命與擔當，是由創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決定的，如果你忘記了當初黨旗前的誓言，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你的創作暴露出來的只能是你內心深處的黑暗和醜陋，與火熱的現實生活並無多少關係。有道是：文藝究竟有何用？鼓勁加油潤心靈。精神力量作用大，關鍵時刻露崢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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