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抗击新冠病毒的人民战争同步进行的是另一场战争——舆论战，文艺和媒体工作者是这个战场上的主力。不出所料，我们看到了红、蓝双方的角力、斗争，有批评指责也有鼓劲加油，有消极颓废也有感恩温暖，有歌颂制度的优越性也有对某些腐败僵化的揭露……这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古往今来，每逢重大灾害发生，不论是战争、疫情、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尤其是影响广泛的重大灾害，总会引起文学艺术和新闻工作的创作热情，都会遇到揭露、批判还是歌颂、鼓励的纠结，遇到“毒刺”还是“玫瑰”的焦虑。
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本不应该有如此烦恼的，因为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在伟大的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斗争中，文学家艺术家理所当然要成为一个文艺战士，用自己的笔作武器，贡献一份力量。他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动机与效果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当动机与效果纠缠不清难以分辨，效果就是最终的裁判标准。关于这个指导思想，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42年3月，延安，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杂文，对当时延安边区可能真实存在的个别现象给出了失之偏颇的批评。王实味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但是王实味固执己见坚持错误路线，当年10月中央做出了开除党籍的处分。
关于文艺与宣传，鲁迅在《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中也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强调的是文艺会起到宣传作用，而有些宣传，因为过于直白、粗陋却不能算作文艺。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于正在进行中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人民战争，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同志第四次召集专门的防控疫情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了“正面宣传为主”的观点。他说：“要运用多中形势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及时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还说，“要广泛宣传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大家知道，尽管文艺不能等同于新闻报道，但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即便真如某些作者、记者所言，他们揭露党的黑暗面只是“为了党好”，如果“效果”达不到这个理想的状态，甚至是潜藏着意识形态错误的，再好的文艺也不需要，再“真”的宣传也是片面的因而是反动的宣传。相反，如果是“效果”是有助于救灾的，有助于解决当务之急的，有助于让更多人获取信心战胜困难的，即便不符合某些人理解的文艺和宣传的规则，也是必要的——至少在特定时期内是必要的。
片面的真实与整体的虚假同样可怕，甚至更为可怕。因为片面的真实更家容易获得读者的信任，比一目了然的虚假更有隐蔽性。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谓盲人摸象目光跑偏，说的就是这种“真实”。与今天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坐在温暖舒适的书房里通过浏览各种负能量段子就能进行所谓的“采访”，并以“日记”形式记录在案不同的是，战争年代的文艺工作者，比如魏巍，是直接背起行囊来到了抗美援朝的前线的。他以“文艺战士”的身份在战壕里、军营里、战地医院里，在真正的“现场”发现新闻线索，寻找正面信息。我想当时的战场上也一定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会有伤病的战士没有及时救治，物资供应的不足，指战员的失误和极个别的逃兵……这些有可能可观发生了的事情没有出现在魏巍的新闻报道里，也没有出现在后来的文艺创作里。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后来的长篇小说《东方》给我们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志愿军战士的风貌。他们乐观、自信、质朴、纯真，他们热爱祖国，不怕牺牲，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如果让今天的某些文学艺术家和新闻记者去报道抗美援朝，这为了关注度和打赏数额，为了粉丝量和由此带来商业利益，为了文章背后某些不能见光的阴谋而写作的人们，一定会是完全不同的“画风”。那些触目惊心的片面局部的“真实”一定更符合他们的“营销目的”。但是对抗美援朝的大局来说，这些东西比侵略者的飞机大炮细菌武器还要坏。抗美援朝也不会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全国人民坚如磐石的意志和战无不胜的信心，一定会被蒙上厚重的阴影，新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不不可能在帝国主义的围困之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也有人说，作家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揭露黑暗，批判丑陋。然而，所谓黑暗与光明，丑陋与美好，无一例外是由作者的阶级立场和审美观念决定了的。劳动人民以为光明的，恰恰就是剥削阶级的黑暗；人民群众以为美好的，往往会成为达官贵族眼里的粗卑和下流。正如鲁迅先生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鲁迅《论“第三种人”》）剥削阶级的不幸，正是被剥削阶级的万幸。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分析貌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一切都豁然开朗。
归根结蒂，在抗“疫”战争中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是由创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的，如果你忘记了当初党旗前的誓言，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你的创作暴露出来的只能是你内心深处的黑暗和丑陋，与火热的现实生活并无多少关系。有道是：文艺究竟有何用？鼓劲加油润心灵。精神力量作用大，关键时刻露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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