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9 做人 干事 为官

有人说，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踏踏实实，做官要圆圆通通；也有人说做人要奸诈圆滑，做事要谨小慎微，做官要为民务实；更有人说做人要像个人样，做官不要像个官样，做事要人模人样。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慧者见慧。但笔者的观点不敢苟同，大家不妨往下品读：

做人学道家老子。其精髓就是“弱者生存”。其出路即是“弱、忍、让”。所谓“弱”：他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贼惦记谁？钱多的人，你无需弄这么多钱，不就没人惦记了？树大招风，你变成小草，不就没事了？什么道理？峣峣者易折，姣姣者易污。你把自己弄得太刚硬，就很容易被折断；你把自己弄得太干净，就很容易被污染。那又该怎么办？把自己搞得脏一点，穷一点，酸一点。难怪老子一再强调，“弱一点好，软一点好，柔一点好”。并且以楚庄王与孙叔敖的故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孙叔敖，帮助庄王成就霸业的功臣。但是这个功臣，为人处世十分低调，据《吕氏春秋 孟冬纪》，孙叔敖临终时，把儿子叫到跟前，嘱咐他说，老爸生前，多次谢绝大王的封赏。我死之后，大王一定会给你加封，但又谢绝不了的。这样吧，你就挑一块最差的。孙叔敖的儿子果真按照老爸的嘱咐去做，结果怎么样呢？依据楚国的政策，功臣的封地，两代以后就要收回，只有孙叔敖儿子的封地延续了好几代。为什么？就因为他那块地太差，连鬼都不愿要。

说道“忍”：越王勾践、楚王韩信、太史公司马迁，便都是榜样。勾践忍辱负重，卧薪藏胆，委曲求全，以君王之身，为敌国臣虏，受尽种种屈辱，终于反败为胜，为己报仇，给家解恨，替国雪耻。韩信忍气吞声，受胯下之辱，才有了后来的叱咤风云、驰骋疆场、功成名就。请大家想想，如果当时韩信拔剑而起，像杨志杀牛二一样杀了那小子，还有未来吗？如果司马迁不能忍受“宫刑之辱”，愤而自杀，还会有《史记》吗？所以苏东坡说，受到侮辱，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者，应该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其实就是老子思想的应用了。言及“让”：这方面的榜样也很多。比如清代康熙年间，安徽桐城人张英在朝廷做官，官居文华大学士，礼部尚书。因为邻居吴家建房，要占用两家之间的通道，家人便写信要张英出面干涉。张英却回信说：“千里来信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出三尺。结果，两家之间便形成一个巷子，名曰“六尺巷”，至今传为美谈。这就是“让”的作用。

做官学法家韩非子。其精髓就是“依法治国”。其出路便是“两面三刀”。何为“两面”：韩非称为“两柄”。韩非说，英明的君王靠什么来引导和控制臣下？无非两种手段。一个叫“刑”，一个叫“德”。杀戮谓之“刑”，庆赏谓之“德”。也就是“奖”与“惩”、“赏”与“罚”，全是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与道德无关。“两面”血的教顺反复告诫我们定须掌握好其中的利害关系。奖，奖到顶，罚，罚到位。否则，害人害己、害君害臣、害国害家。《韩非子 内储说上》说，有一次，魏惠王问一个名叫卜皮的人：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卜皮说：臣听说大王是一个慈惠的人。魏惠王听后十分高兴，洋洋得意的问：寡人慈惠到什么地步呢？卜皮说：快到亡国的地步。魏惠王大吃一惊，说慈惠不是行善吗？怎么会亡国？卜皮说，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应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显然，在韩非看来，魏惠王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用好奖惩赏罚“二柄”。又如宋国的大夫子罕对宋桓公说，咱们治国的手段，无外乎是威逼利诱，问题是大家全喜欢奖赏赐予，憎恶杀戮惩罚。要不这么着，讨好人的事，君上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去干。宋桓公觉得子罕这人够意思，欣然同意。最后是害怕惩罚的人都归顺了子罕，子罕只用一年功夫就把宋桓公干掉了。为什么？原因特简单，和臣下共掌权威，分享二柄。

至于“三刀”：那就是“势、术、法”。“势”，便是权力威势。这个东西很重要。飞龙和腾蛇为什么高高在上？唯独因为他们会腾云驾雾。一旦云开雾散，掉到地上，与蚯蚓、蚂蚁也没什么两样。同样，人君为啥一诺千金、前呼后拥、令行禁止？就因为它们有权有势。“术”，却是政治谋略。《韩非子》一书中，有关政治谋略方面的案例俯首皆是。在《内储说下》这章中。韩非讲了一个晋文公时期的故事。故事说， 一次膳食官端上来的烤肉，有头发缠绕在上面。晋文公勃然大怒，把厨师叫来责问道：你想噎死寡人吗？厨师跪在地上，磕着头说，小人该死，其死罪有三。第一，小人把刀磨得锋利，却只切得开肉，切不断头发；第二，小人用细铁钎穿肉，却只看见了肉，没看见头发；第三，小人把肉放火上烤，却只烤熟了肉，没烧掉头发。小人真是罪该万死！！！晋文公一听，立马知道有人陷害厨师。下令调查，终究真相大白。所以韩非总结说，一个案子发生以后，一定需考察与此案有关的人和事，琢磨他们的利害关系。倘若是祸害国家的，就看对谁有利，假若是贻害臣民的，就看与谁有仇。多么犀利的思维，多么独特的见解，多么缜密的推理，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丁点也不为过！！！“法”，正是严刑峻法。法家所谓的“法”，是指一些规章、制度、条例、刑律、政令、文件等等。今天所言的“法”，指的是纯粹的“法律”。两个概念，天渊之别。法家的“法”是由官方制定的标杆。这个标杆，独独用来决定赏罚的。奖赏谁？谨守法令的人。惩罚谁？触犯禁令的人。谁该守法？谁会犯法？人民。因此，这根标杆，虽然由官方制定，却务必牢牢立在百姓心中。立在那里干什么？让他们知道好歹，明白规矩，晓得厉害。所以说，法家的“法”，说通透点有三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是要有明文规定，不能随意乱说；二是要由官方制定，不搞人民民主；三是要让人民知道，不可藏着掖着。

由此可见，术与法，无非是统治的两手，一个软，一个硬，一个阴，一个阳，一个明，一个暗。明的硬控制是刑罚，暗的软控制是权谋。权谋主要用来对付臣下，刑罚主要用来对付人民。君主无术，必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必犯上作乱。不过君主能够用术用法，还因为他有权有势，否则“术”再高，“法”再严，也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无米之炊。势立威、术驭臣、法治民，他们完全是人君手中的指挥刀。

做事学儒家孔子。其精髓正是“中庸之道”。“中”是不走极端；“庸”是不唱高调。“中庸之道”说到底为不走极端，不唱高调，切实可行。其出路更是“抓大放小”、“得意忘形”、“各行其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大事讲原则，小事讲变通”。中国有些成语如争锋相对、据理力争、各不相让，恐怕不一定好。这样做的结果，无外乎你死我活、残酷斗争、成王败寇。这不是和平的思维，和睦的相处、和谐的哲学。比如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谈判，小平同志就说主权问题不能谈。但是，也总该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商量的。什么都不能商量，那还谈什么判呀？所以原则问题必须争锋相斗，非原则问题，“让他三尺有何妨”！！！中东谈判，不也主张“以土地换和平”吗？怎么能寸土必争？总之，大问题决不让步，小问题不哑不聋。向海瑞那样，手下的文书领办公纸，也得自己数。给你十张，交回来也得十张，这肯定做得有点过头。

最后海瑞派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官员便集体辞职，这明显没处理好“抓大放小”的症结所在。“得意忘形”也正是“意是方向，形是方式”。严格说，你要做什么，努力的方向是什么？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最后的出路是什么？这个结果是不能改变的。否则变通就没有意义。但是如何达到目的，是可以坐下商量的。好比你到某个地方去，是乘船、坐车、步行是可以选择的。又好比我们写文章、演讲座、做学问，实质性的、原则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定须死守不放，其表达方式、说话语气、言明道理可以随意一点。方向、目标、内容，这是意；方式、路径、形式这是形。只要得意，就可忘形。当然，我们只能以正当的手段达到目的。“各行其是”也便是“下级讲原则，领导要变通”。就是说，在一个单位也好，在一个企业也行，在原则性和灵活性问题上，要有严格的分工。原则性是由下级掌握，灵活性是由领导掌控。办事的人也讲灵活，那就没谱了。领导为什么就可以灵活呢？因为站得高，看得远，析得透。知道什么是西瓜什么是芝麻。而且，你不可能每件事都捅到领导那里去。这样，灵活处理的，总是少数，无碍大局。不至于伤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