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79年，對於唐朝來說意義重大，曾經平定了“安史之亂”的大英雄唐代宗李豫去世了，諡號睿文孝武皇帝。緊接著，太子李適繼位，是為唐德宗。
眾所周知，“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對今後晚唐的歷史走向，有著很大的影響的。可以說，皇位剛到手的德宗，其實，接到的是一個“爛攤子”：河朔三鎮是被招降的，所以，埋下了不少隱患；而戰爭中，為了對付叛軍設立的節度使，帶來了藩鎮割據……加之，多年爭戰，導致農田荒廢，水利等基礎設施年久失修，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唐德宗登基以後，確實大幹了一場，儼然一副要復興的氣象。
繼位之初，政治上他以強明自任，親賢臣，遠小人，選用楊炎為相；外交上，罷免四方朝貢，新朝之味濃厚；經濟上廢租庸調製，改行“兩稅法”，使得百姓的壓力小了，國內經濟也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之象。目前看來，德宗做的都符合“明君”二字，但是，後世對他的風評卻並不太好。
在我國史學界，一致將唐德宗視為“昏君”，那麼，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他犯了和唐玄宗等君主類似的毛病——執政生涯虎頭蛇尾。時間的流逝，並沒有帶來我們所期望的太平盛世，反而一步步將最初的美好擊碎，暴露出了人性中最醜陋的真實。唐德宗執政中後期，逐漸犯下了諸多影響唐王朝歷史的錯誤，例如：姑息藩鎮、猜忌忠臣、重用宦官、貪財聚斂等。
在《新唐書》中，甚至，有這麼一段描述，說：唐德宗“猜忌刻薄，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我們可以看到，唐德宗執政後期的行為和理念，與他繼位最初幾乎是完全相反的。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一個人發生瞭如此大的轉變呢？
先說說對待藩鎮割據的態度，可以看出，德宗非常明白藩鎮割據對一個國家的危害性。領土是一個國家的靈魂，有了土地叛軍勢力才有存活的土壤，而想根治他們則會難上加難。德宗確實致力於打壓藩鎮割據，但是，無奈事與願違，或許是政治決策上的問題，或許是前朝留下的隱患太大，或許是唐王朝在戰爭中損失了元氣等，這些問題遲遲沒有得到恢復。
總之，事情的結果遭到了藩鎮勢力的激烈反彈，連德宗本人都被迫出逃奉天，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奉天之難”。“奉天之難”後，德宗似乎洩氣了，失去了往日重振李唐江山的雄心壯志，反而，採取了姑息藩鎮的政策。其實，原先的打壓已經帶來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途放棄卻使它們死灰復燃起來，使得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付之東流了。
而開頭，我們所提過的隱患“河朔三鎮”，此時更是成了一塊踢不得的鐵板。由此可見，做事專一，堅持不懈的重要性，但是，此時說這些已經沒有用，錯誤已然釀成。即使如此，德宗還是不能被稱為“昏君”，畢竟，“姑息藩鎮”這一點，還是帶有一些不得已的因素。
但是，德宗接下來由於自身問題所犯的一切錯誤，才是唐朝由盛轉衰，且再難興起的根源。
“奉天之難”帶給他的摧毀似乎不僅是鬥志，還有政治決斷力，使得先前的勵精圖治、英明決斷都完全沒有了。可能是流亡生活所帶來的心理變化，在“朱泚兵變”後，他變得貪財聚斂。
他不僅恢復了四方的朝貢，還經常派宦官直接向各地方州縣公開索取貢品，稱之為“宣索”。那麼，地方官上哪來錢呢？自然不可能自己掏腰包，更多的還是從百姓身上壓榨，甚至，以此為藉口欺壓百姓，使得本來生活狀況稍有好轉的百姓，又一次掉入了火坑。
而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唐德宗不僅自己貪財，設有兩大私庫，還甚至默許官員們貪財。上如此，下自歪，在這種風氣下，國家官吏們貪汙成風，使得唐德宗執政後期民生凋敝。前面提到過，唐德宗之前是親賢臣而遠小人的，而執政後期的他，卻在用人方面存在重大失誤，猜忌忠臣，重用宦官。
因為，他在奉天逃亡過程中，陪伴他的只有諂媚的宦官，這便使得變亂結束後，他親近起宦官來，認為：他們比朝臣更為可靠，甚至，將神策軍都交到了他們手中。然而，這一決定是他執政生涯中最大的一個錯誤，不僅致使宦官們直接擁有了兵權，還導致李唐王朝後期宦官專權程度堪稱史無前例的專橫。
這些宦官們把持朝政、獨斷專行，甚至，連皇帝都得退讓三分。唐德宗之後，宦官專政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可以說害了唐朝後世的幾代皇帝。
到了唐朝後期，宦官甚至能左右君王，弒君、廢立君王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早已變得不稀奇了。而這一境況，直到唐昭宗時期才得到根治。可惜，泱泱大唐彼時猶如牡丹開敗氣數已盡，再難顯現輝煌了。
唐德宗李適，在位27年，處在歷史的轉折點，卻沒能塑造輝煌，最後，竟落得“昏君”一名。如此下場，令人唏噓。這份悲劇其實是必然的，從他的性格上就能窺見一斑。太容易放棄、太容易被一時困難打敗鬥志，乃至性情大變。太容易被甜言蜜語所迷惑的人，註定難以走得長遠......
但是，這份悲劇，若發生在一位君王的身上，便成了一個朝代一個國家的悲劇。
【《舊唐書·卷十二·本紀第十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唐紀五十二》、《唐代藩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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