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

曾經無限接近於“建中中興”的唐德宗在削藩戰被翻盤後，後世多數人都指責他剛愎自用，志大才疏等等。後晉劉昫在《舊唐書》中對德宗的評價為“聰明文思，惟睿作聖。保奸傷善，聽斷不令。御歷三九，適逢天幸。賜宴之辰，徒矜篇詠。”，北宋歐陽修的《新唐書》對他則是極盡貶低，甚至斷言唐的覆亡就是從德宗開始的。

“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

仔細研讀史料並結合當時的特定歷史環境，竊以為唐德宗是一位能力和作為被低估，對憲宗實現“元和中興”有奠基之功的皇帝。

德宗李適從小目睹過開元盛世，十四歲時安史之亂爆發，他又親歷連年戰亂帶來的家國之痛。等到三十八歲登基即位，唐朝國力已不復強盛，江山岌岌可危。李適是懷揣著恢復大唐昔日榮光的雄心壯志即位的，這可以從他登基後一系列舉措可以窺得一二。

即位初期的“中興”之舉

即位之初，德宗面臨著一系列的危機與挑戰。為了革除肅、代兩朝的弊政，李適在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

在經濟方面首先對賦稅制度進行改革：廢止租庸調製和一切雜徭，頒佈推行宰相楊炎建議的“兩稅法”。

其次對舊的財政系統進行變革，形成了以度支、鹽鐵、戶部，內庫四部分組成的新的財政系統。

賦稅和財政制度的改革，保證了唐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使動盪不安的政治局面逐漸穩定。

在人事方面，與肅、代二宗相反，德宗任用倚重朝臣宰輔，打擊宦官勢力。上位沒多久就誅殺了宦官黎幹，劉忠翼。緊接著與宰相崔祐甫密切配合奪取宦官禁軍權柄，任用自己的心腹白志貞掌管禁軍，改變自肅宗朝以宦官典掌禁軍的局面。

在軍事方面為了解除西北邊鎮節度使長期鎮守的隱患首先通過封賞郭子儀從而取消他的軍權，讓他的部將李懷光、常謙光、渾瑊等分領節度使。

其次召西川節度使崔寧入京，以解除他盤踞蜀地十幾年造成形同藩鎮割據的局面，穩定大後方。

外交方面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懷柔吐蕃，為削藩和恢復經濟創造穩定的外部環境。

除了以上措施，德宗自己還厲行節儉，停罷四方朝貢。新君登基以後的新氣象使歷經戰亂的大唐帝國顯現出了一絲“中興”的氣象。

罪己詔

德宗李適即位沒多久就被迫發動了對河北諸鎮的削藩戰爭，因為用人失誤加上措置不當，不僅削藩前期勝果沒能保住，反而引發了平藩的幽州朱滔、淮西李希烈和成德李俊武等反叛中央的“四鎮之亂”。屋漏偏逢連夜雨，隨後奉調去平叛的涇原五千兵士經過長安時發生譁變佔領長安，隨後亂兵擁立朱泚為主。“涇原兵變”發生，亂兵攻入宮城時，德宗疾呼禁兵竟無一人前來，貼身只有百多個沒老二的宦官相隨，倉皇逃跑的德宗被一路追殺到奉天（今陝西乾縣）。

建中削藩戰區略圖

逃到奉天的德宗緊接著被朱泚圍攻，城中糧草殆盡，流亡政府危在旦夕，德宗還於亂戰中差點中箭成為“得中”。“奉天之難”在“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奉天城不守矣”的猜度下以李懷光率朔方軍從河北前線星夜行軍回援後得以解除。德宗的這一連串跌宕起伏，歷經磨難的事件都可以拍出一部毫無“尿點”的歷史大片了。

奉天轉危為安後，德宗面臨的局面仍然非常不樂觀。當時的局勢是唐軍平息河北、河南四鎮叛亂的戰事處於膠著狀態、長安又被朱泚佔領，解救奉天的大功臣李懷光受宰相盧杞排擠後被朱泚策反。

面對仍然危機四伏的局面，當時的“內相”陸贄勸說德宗要放下身段，誠懇的做個自我批評來收攬叛亂藩鎮的人心和天下民心。

"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

同樣有著清醒認識的德宗欣然接受了下“罪己詔”的建議，興元元年（784年）元旦，德宗改元，發佈由陸贄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

《奉天改元大赦制》章節

在這份封類似《罪已詔》中的制書中，德宗自稱小子，自己攬下了罪責。德宗先是非常誠懇地進行了一番"自我批評"，最後行文關鍵處，表示：

德宗的詔令頒佈後，河北藩鎮田悅、王武俊、李納相繼去掉王號，“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攻陷唐都的朱泚叛軍也在數月之內被消滅，唐德宗得以重返長安。由此可見，興元大赦中所宣示的政策轉變對平定戰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個原本志在掃平天下的皇帝現在竟然要向藩鎮低頭認錯，這對於心高氣傲的德宗來講絕非易事。也是從“罪己詔”之後，德宗開始否定掉自己之前很多的政策開始改弦更張。

鞏固皇權，中央集權的加強

德宗上位伊始對宰相推誠置信，史載：“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司”，並希望宰相們與他“勠力同心，以成大化。”但是李適的這種推心置腹的方式讓他屢屢上當被矇騙。楊炎排擠陷害劉晏、後又在藩鎮面前把責任推給德宗、盧杞害死顏真卿、誣陷崔寧（被德宗縊死）、排擠李懷光導致其反唐，就連備受史家稱讚的陸贄都在朋黨之爭中不遺餘力排擠趙憬，打擊於公異，於邵。與竇參、裴延齡集團相互侵軋。

奉天之難後李適開始猜忌大臣，並將朝廷大小官吏的任命權都抓在手裡。對中樞大臣的使用，德宗不再聽信哪一方而是採用歷代帝王慣用的平衡術。貞元期間這種帝王之術德宗是玩的爐火純青，裴延齡和陸贄兩大勢力的平衡上，李適用裴延齡壓抑陸贄，罷權陸贄，又用陸贄來打壓裴延齡讓其失勢，這樣可以不讓任何一派勢力都過於膨脹。除此之外，德宗把原本單純巡街的金吾子弟給強化，培訓了一支監察都城的特務機構——司金吾。這個有點類似明代錦衣衛的機構，蒐羅情報，暗中監察百官，交納給皇帝御覽。就連李晟、馬燧家偶不舉樂也都被上報給德宗皇帝。

陸贄

在德宗嚴密的防範和平衡術下，終其一朝都沒有出現如代宗時元載一樣的專權宰相。朝政大權被德宗牢牢抓在手中，皇帝專權的局面形成。在削藩失敗後，德宗採取加強皇權控制，防止了朝廷中朋黨之爭的蔓延和激化，減少了中央政府的內耗。在經歷了建中期間一系列軍事失利後能將政局迅速鞏固和穩定，中央集權的加強都體現出德宗不可低估的政治能力。

創新政治體制，採用分權制

重用宦官，將禁軍神策軍的兵權授予宦官並形成制度化是從德宗開始的，這也成為他被後世所詬病和抨擊，並被看做是“昏庸”的突出表現之一。實際上德宗的這一舉措不光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所造成，更是自魏晉以來的士大夫、世家門閥政治向封建皇權專制統治過渡的必然產物。

事實上，李適一開始是排斥宦官和主張打擊宦官勢力的。在經歷了削藩戰、奉天之難中武將的背叛、涇師之變中親信心腹武將白志貞的失職與不可靠以及文官宰輔們的“獨任大權，專以復恩仇為事

興元元年（784年），李適重返京師剛三個月，就以竇文場和霍仙鳴為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到了貞元年間，德宗開始重用宦官並逐漸確立了宦官典掌禁軍的制度。

對於宦官的任用，德宗再一次展現了他輕車駕熟的平衡術。有鑑於自玄宗以來受寵信的宦官專權引發的弊政，李適對中樞政局進行了創新。在重用宦官的同時，德宗也重視對翰林學士和宰相，特別是對翰林學士的培植。“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準諸司官知制誥例’”，通過把皇帝的伺詔待從的私人秘書提升為政府的正式官員以確立為宦官的對立面，以此讓他們彼此相互牽制。

除了採用平衡術，德宗還採取了分權制來防範宦官專權和勢力膨脹。

德宗曾對李絳說他去除突吐承璀“輕如一毛耳”，事實上，德宗後期宦官雖然掌握了軍權，但朝政權力仍然牢牢的被掌握在皇帝手裡。德宗一朝並無專權亂政的宦官，以皇帝為權力中心，宰相、翰林學士和宦官相互制衡的體制取得成功離不開李適對制度的設計和運行的強力把控。

德宗在調整中樞政局，摸索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對唐王朝統治的延續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擴充神策軍

帶著雄心壯志的李適在削藩戰失敗後，他清醒的認識到了以藩鎮平藩鎮是不可能解決藩鎮問題的，朝廷需要一支強有力的由皇帝掌控的軍隊，在回長安後，德宗就著手開始擴充中央禁軍——神策軍。

貞元期間，德宗將神策軍進行了第二次擴編（第一次在代宗時），此次一方面繼續收編方鎮軍隊，如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的士兵。朔方節度使渾瑊死了後，兵馬使李朝採“請以其軍隸神策軍，詔許之”。河東節度使馬燧部將符璘，被拜為“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 又以“神策行營”的名義，強行把京畿和關內的諸軍兼併，如鳳翔鎮、銀夏鎮的軍隊等。這些戰鬥力很強的藩鎮軍隊和邊軍的編入讓神策軍軍力大大提升。

擴編的另一方面是通過召募士兵，這些兵士大都來自富家子弟，如白志貞在建中四年所召募的三千“子弟軍”，還有貞元初期李泌把因隴右失陷而留居京師的西域朝貢酋長，安西、北庭校吏及其子孫4000人盡數都召入神策軍。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作為中央軍待遇都很優厚，所以大家都期望被召入神策軍。在這次擴編以後，神策軍還進行過多次規模較小的擴編使總兵力達到15萬人之多。

實力強大的神策軍在維護中央政權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此後德宗的孫子唐憲宗即位後平藩的主力正是神策軍，憲宗實現“元和中興”神策軍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唐德宗崇陵

“斂財”充實內庫

平叛藩鎮的戰事曠日持久，龐大戰線讓軍費開支達到“月費錢百三十萬緡，常賦不能供”（一緡就是一貫錢，等於1000文銅錢）。“安史之亂”和吐蕃入侵長安後的的唐朝廷財政體系基本崩潰，時局動盪不寧。代宗沒有留給德宗足夠的物資儲備來支撐長期的戰爭。所以德宗削藩不能成功另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缺錢。“涇師之變”後，德宗在逃亡期間他更是體會到了“窮困”的窘迫和艱難。“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得到上天眷顧重回帝京的德宗比之前任何時候都深知金錢的重要，從這時候起德宗便由理想主義者轉變為現實主義者。

後世史家認為德宗“貪財聚斂”的主要依據是建中平藩戰爭中把京師和地方弄的雞飛狗跳的借商、僦質、稅間架、除陌錢，以及貞元期間接受地方藩鎮大佬的進奉和放縱宦官進行“宮市”。這些被史家作為德宗皇帝的政治“汙點”，如果把這些行為放在前面所提到的特的歷史環境下仔細考究就能明白德宗斂財的表現不僅是劫後餘生的必然選擇，也還因為他心裡仍有振興大唐的期待。

事實上通過各種方式搜刮來的財物德宗沒有任意揮霍，窮侈極奢。他生活簡樸，到了晚年甚至戒絕了自己的嗜好和慾望，臨死前的遺詔還要求“園陵制度，務求儉約”。斂聚的錢財並未被德宗個人所浪費，那麼德宗揹著罵名，斂財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很明顯德宗是在為後來的削平藩鎮聚集物質基礎，憲宗的元和削藩取的成功就離不開德宗打下的良好物資基礎。從這來看，李適是一個委曲求全，顧全大局的皇帝。

除了以上提到的幾個方面，德宗還採取了一系列以關中為重點的救濟措施，對於緩和當時的階級矛盾和爭取人心、充實鞏固關中取得明顯成效。在對外族戰爭上，貞元期間德宗聯合回紇、南詔，打擊吐蕃，成功扭轉對吐蕃的戰略劣勢，又為“元和中興”創造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總結：不可否認德宗在用人識人方面存在“不察”的問題。懷著雄心壯志的他救唐心切，他曾經無限接近成功，有過站在帝國之巔的錯覺，雖然他最終跌落谷底，我認為他內心一直未放棄強盛大唐的執念。其後期任用宦官、猜忌文臣、貪圖錢財等等，都是當時情境下君王的自然甚至必然選擇。正是有德宗的不斷試錯，才能為其後的憲宗繼續削藩成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正是有他不顧身後史家的惡評的“斂財”才有了實現“元和中興”的財力儲備。唐德宗處在盛唐向中唐的社會轉型期，他不僅奠定了“元和中興”的基礎，更為後世政治、經濟領域多項制度奠定了基礎。所以歷史上對德宗的評價確實有失公允，德宗確實是一位被低估有能力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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