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

曾经无限接近于“建中中兴”的唐德宗在削藩战被翻盘后，后世多数人都指责他刚愎自用，志大才疏等等。后晋刘昫在《旧唐书》中对德宗的评价为“聪明文思，惟睿作圣。保奸伤善，听断不令。御历三九，适逢天幸。赐宴之辰，徒矜篇咏。”，北宋欧阳修的《新唐书》对他则是极尽贬低，甚至断言唐的覆亡就是从德宗开始的。

“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仔细研读史料并结合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窃以为唐德宗是一位能力和作为被低估，对宪宗实现“元和中兴”有奠基之功的皇帝。

德宗李适从小目睹过开元盛世，十四岁时安史之乱爆发，他又亲历连年战乱带来的家国之痛。等到三十八岁登基即位，唐朝国力已不复强盛，江山岌岌可危。李适是怀揣着恢复大唐昔日荣光的雄心壮志即位的，这可以从他登基后一系列举措可以窥得一二。

即位初期的“中兴”之举

即位之初，德宗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与挑战。为了革除肃、代两朝的弊政，李适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

在经济方面首先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废止租庸调制和一切杂徭，颁布推行宰相杨炎建议的“两税法”。

其次对旧的财政系统进行变革，形成了以度支、盐铁、户部，内库四部分组成的新的财政系统。

赋税和财政制度的改革，保证了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逐渐稳定。

在人事方面，与肃、代二宗相反，德宗任用倚重朝臣宰辅，打击宦官势力。上位没多久就诛杀了宦官黎干，刘忠翼。紧接着与宰相崔祐甫密切配合夺取宦官禁军权柄，任用自己的心腹白志贞掌管禁军，改变自肃宗朝以宦官典掌禁军的局面。

在军事方面为了解除西北边镇节度使长期镇守的隐患首先通过封赏郭子仪从而取消他的军权，让他的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分领节度使。

其次召西川节度使崔宁入京，以解除他盘踞蜀地十几年造成形同藩镇割据的局面，稳定大后方。

外交方面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怀柔吐蕃，为削藩和恢复经济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除了以上措施，德宗自己还厉行节俭，停罢四方朝贡。新君登基以后的新气象使历经战乱的大唐帝国显现出了一丝“中兴”的气象。

罪己诏

德宗李适即位没多久就被迫发动了对河北诸镇的削藩战争，因为用人失误加上措置不当，不仅削藩前期胜果没能保住，反而引发了平藩的幽州朱滔、淮西李希烈和成德李俊武等反叛中央的“四镇之乱”。屋漏偏逢连夜雨，随后奉调去平叛的泾原五千兵士经过长安时发生哗变占领长安，随后乱兵拥立朱泚为主。“泾原兵变”发生，乱兵攻入宫城时，德宗疾呼禁兵竟无一人前来，贴身只有百多个没老二的宦官相随，仓皇逃跑的德宗被一路追杀到奉天（今陕西乾县）。

建中削藩战区略图

逃到奉天的德宗紧接着被朱泚围攻，城中粮草殆尽，流亡政府危在旦夕，德宗还于乱战中差点中箭成为“得中”。“奉天之难”在“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奉天城不守矣”的猜度下以李怀光率朔方军从河北前线星夜行军回援后得以解除。德宗的这一连串跌宕起伏，历经磨难的事件都可以拍出一部毫无“尿点”的历史大片了。

奉天转危为安后，德宗面临的局面仍然非常不乐观。当时的局势是唐军平息河北、河南四镇叛乱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长安又被朱泚占领，解救奉天的大功臣李怀光受宰相卢杞排挤后被朱泚策反。

面对仍然危机四伏的局面，当时的“内相”陆贽劝说德宗要放下身段，诚恳的做个自我批评来收揽叛乱藩镇的人心和天下民心。

"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动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

同样有着清醒认识的德宗欣然接受了下“罪己诏”的建议，兴元元年（784年）元旦，德宗改元，发布由陆贽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

《奉天改元大赦制》章节

在这份封类似《罪已诏》中的制书中，德宗自称小子，自己揽下了罪责。德宗先是非常诚恳地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最后行文关键处，表示：

德宗的诏令颁布后，河北藩镇田悦、王武俊、李纳相继去掉王号，“望风款降，争驰表章，唯恐居后”。攻陷唐都的朱泚叛军也在数月之内被消灭，唐德宗得以重返长安。由此可见，兴元大赦中所宣示的政策转变对平定战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原本志在扫平天下的皇帝现在竟然要向藩镇低头认错，这对于心高气傲的德宗来讲绝非易事。也是从“罪己诏”之后，德宗开始否定掉自己之前很多的政策开始改弦更张。

巩固皇权，中央集权的加强

德宗上位伊始对宰相推诚置信，史载：“上初即位，庶务皆委宰司”，并希望宰相们与他“勠力同心，以成大化。”但是李适的这种推心置腹的方式让他屡屡上当被蒙骗。杨炎排挤陷害刘晏、后又在藩镇面前把责任推给德宗、卢杞害死颜真卿、诬陷崔宁（被德宗缢死）、排挤李怀光导致其反唐，就连备受史家称赞的陆贽都在朋党之争中不遗余力排挤赵憬，打击于公异，于邵。与窦参、裴延龄集团相互侵轧。

奉天之难后李适开始猜忌大臣，并将朝廷大小官吏的任命权都抓在手里。对中枢大臣的使用，德宗不再听信哪一方而是采用历代帝王惯用的平衡术。贞元期间这种帝王之术德宗是玩的炉火纯青，裴延龄和陆贽两大势力的平衡上，李适用裴延龄压抑陆贽，罢权陆贽，又用陆贽来打压裴延龄让其失势，这样可以不让任何一派势力都过于膨胀。除此之外，德宗把原本单纯巡街的金吾子弟给强化，培训了一支监察都城的特务机构——司金吾。这个有点类似明代锦衣卫的机构，搜罗情报，暗中监察百官，交纳给皇帝御览。就连李晟、马燧家偶不举乐也都被上报给德宗皇帝。

陆贽

在德宗严密的防范和平衡术下，终其一朝都没有出现如代宗时元载一样的专权宰相。朝政大权被德宗牢牢抓在手中，皇帝专权的局面形成。在削藩失败后，德宗采取加强皇权控制，防止了朝廷中朋党之争的蔓延和激化，减少了中央政府的内耗。在经历了建中期间一系列军事失利后能将政局迅速巩固和稳定，中央集权的加强都体现出德宗不可低估的政治能力。

创新政治体制，采用分权制

重用宦官，将禁军神策军的兵权授予宦官并形成制度化是从德宗开始的，这也成为他被后世所诟病和抨击，并被看做是“昏庸”的突出表现之一。实际上德宗的这一举措不光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造成，更是自魏晋以来的士大夫、世家门阀政治向封建皇权专制统治过渡的必然产物。

事实上，李适一开始是排斥宦官和主张打击宦官势力的。在经历了削藩战、奉天之难中武将的背叛、泾师之变中亲信心腹武将白志贞的失职与不可靠以及文官宰辅们的“独任大权，专以复恩仇为事

兴元元年（784年），李适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到了贞元年间，德宗开始重用宦官并逐渐确立了宦官典掌禁军的制度。

对于宦官的任用，德宗再一次展现了他轻车驾熟的平衡术。有鉴于自玄宗以来受宠信的宦官专权引发的弊政，李适对中枢政局进行了创新。在重用宦官的同时，德宗也重视对翰林学士和宰相，特别是对翰林学士的培植。“兴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朝服班序宜准诸司官知制诰例’”，通过把皇帝的伺诏待从的私人秘书提升为政府的正式官员以确立为宦官的对立面，以此让他们彼此相互牵制。

除了采用平衡术，德宗还采取了分权制来防范宦官专权和势力膨胀。

德宗曾对李绛说他去除突吐承璀“轻如一毛耳”，事实上，德宗后期宦官虽然掌握了军权，但朝政权力仍然牢牢的被掌握在皇帝手里。德宗一朝并无专权乱政的宦官，以皇帝为权力中心，宰相、翰林学士和宦官相互制衡的体制取得成功离不开李适对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强力把控。

德宗在调整中枢政局，摸索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唐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扩充神策军

带着雄心壮志的李适在削藩战失败后，他清醒的认识到了以藩镇平藩镇是不可能解决藩镇问题的，朝廷需要一支强有力的由皇帝掌控的军队，在回长安后，德宗就着手开始扩充中央禁军——神策军。

贞元期间，德宗将神策军进行了第二次扩编（第一次在代宗时），此次一方面继续收编方镇军队，如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的士兵。朔方节度使浑瑊死了后，兵马使李朝采“请以其军隶神策军，诏许之”。河东节度使马燧部将符璘，被拜为“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 又以“神策行营”的名义，强行把京畿和关内的诸军兼并，如凤翔镇、银夏镇的军队等。这些战斗力很强的藩镇军队和边军的编入让神策军军力大大提升。

扩编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召募士兵，这些兵士大都来自富家子弟，如白志贞在建中四年所召募的三千“子弟军”，还有贞元初期李泌把因陇右失陷而留居京师的西域朝贡酋长，安西、北庭校吏及其子孙4000人尽数都召入神策军。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统军。时禁军戍边者，禀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皆统于中尉，其军遂至十五万人。

作为中央军待遇都很优厚，所以大家都期望被召入神策军。在这次扩编以后，神策军还进行过多次规模较小的扩编使总兵力达到15万人之多。

实力强大的神策军在维护中央政权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德宗的孙子唐宪宗即位后平藩的主力正是神策军，宪宗实现“元和中兴”神策军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唐德宗崇陵

“敛财”充实内库

平叛藩镇的战事旷日持久，庞大战线让军费开支达到“月费钱百三十万缗，常赋不能供”（一缗就是一贯钱，等于1000文铜钱）。“安史之乱”和吐蕃入侵长安后的的唐朝廷财政体系基本崩溃，时局动荡不宁。代宗没有留给德宗足够的物资储备来支撑长期的战争。所以德宗削藩不能成功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缺钱。“泾师之变”后，德宗在逃亡期间他更是体会到了“穷困”的窘迫和艰难。“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得到上天眷顾重回帝京的德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深知金钱的重要，从这时候起德宗便由理想主义者转变为现实主义者。

后世史家认为德宗“贪财聚敛”的主要依据是建中平藩战争中把京师和地方弄的鸡飞狗跳的借商、僦质、税间架、除陌钱，以及贞元期间接受地方藩镇大佬的进奉和放纵宦官进行“宫市”。这些被史家作为德宗皇帝的政治“污点”，如果把这些行为放在前面所提到的特的历史环境下仔细考究就能明白德宗敛财的表现不仅是劫后余生的必然选择，也还因为他心里仍有振兴大唐的期待。

事实上通过各种方式搜刮来的财物德宗没有任意挥霍，穷侈极奢。他生活简朴，到了晚年甚至戒绝了自己的嗜好和欲望，临死前的遗诏还要求“园陵制度，务求俭约”。敛聚的钱财并未被德宗个人所浪费，那么德宗背着骂名，敛财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德宗是在为后来的削平藩镇聚集物质基础，宪宗的元和削藩取的成功就离不开德宗打下的良好物资基础。从这来看，李适是一个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皇帝。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德宗还采取了一系列以关中为重点的救济措施，对于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争取人心、充实巩固关中取得明显成效。在对外族战争上，贞元期间德宗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又为“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总结：不可否认德宗在用人识人方面存在“不察”的问题。怀着雄心壮志的他救唐心切，他曾经无限接近成功，有过站在帝国之巅的错觉，虽然他最终跌落谷底，我认为他内心一直未放弃强盛大唐的执念。其后期任用宦官、猜忌文臣、贪图钱财等等，都是当时情境下君王的自然甚至必然选择。正是有德宗的不断试错，才能为其后的宪宗继续削藩成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是有他不顾身后史家的恶评的“敛财”才有了实现“元和中兴”的财力储备。唐德宗处在盛唐向中唐的社会转型期，他不仅奠定了“元和中兴”的基础，更为后世政治、经济领域多项制度奠定了基础。所以历史上对德宗的评价确实有失公允，德宗确实是一位被低估有能力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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