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語言學家，哲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榮譽退休教授。同時喬姆斯基也是世界著名的左派知識分子，長期活躍在美國的政治評論界，以對美國政府及其政策的批評而聞名。本文想要介紹的是由對喬姆斯基超過四年的拍攝訪談集結而成的紀錄片——《美國夢之安魂曲》。
美國夢一詞最早由歷史學者亞當斯於1931年定義，即“ ‘美國夢’就是夢想中的這樣一片土地，在那上面每個人都可以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圓滿，並且那些有能力或者成就的人總是充滿機會 ”。安魂曲（Requiem）又名追思曲，是天主教悼念死者儀式上使用的合唱套曲。在紀錄片中可以看到，喬姆斯基所想要悼念的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這段時期是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社會平等程度在提高，社會高度民主化，被稱作美國的黃金時代。而當代美國，在喬姆斯基看來，卻走向了消解民主化力量與權利財富集中的道路，與美國夢的願景背道而馳。
民主的辯論與路徑
對民主制度的辯論由來已久，要辯論民主制度繞不開一個議題是，“多數人的暴政”，即大多數人會組織起來侵害少數人的利益。對多數人的暴政通常有兩種解決路徑，一種是國家在政治體制設計時對民主進行限制，維護統治精英階層的利益。美國最初的憲法也是這麼設計的，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在制憲會議曾說道：“社會的主要關切是保護少數富人免受多數人的侵害”，所以最初的憲政體制將大多數權利置於參議院手中，此時的參議院議員還不是普選，而是在富人中選出的。而另一個路徑是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所論述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要解決多數人的暴政問題，就要“減少社會的不平等”，現在的福利國家所奉行的就是這種思想。
所以民主從一開始就不是二元的，不能用簡單的民主，非民主制度而概括，民主是一個光譜，應有程度之分，在這個光譜中來自統治精英階層的逆民主化力量與來自民眾的民主化力量一直在進行對抗。喬姆斯基談到，如果審視美國曆史，這兩種路徑一直爭鬥不休，其間有過衰退，也有過進步。例如60年代，就是顯著的民主化時代，原本既冷漠，又消極的一群人，他們組織了起來，積極地提出訴求，在很多方面也改變人們的觀念。平權運動、反戰運動、環保運動在那個時代風起雲湧。民主化運動引發了強烈的反應，原本消極順從的大眾開始給國家權力帶來太多的挑戰，隨後遭到統治精英階層的巨大反衝，美國從此開始走向逆民主化的道路。
財富的集中
自70年代起，讓經濟結構有兩個重要的轉變，即金融產業在整體經濟佔比的提升和將生產的離岸外包。
從70年代開始，對金融行業的監管漸漸被放鬆，99年，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不得合併的監管也被廢除。金融機構可以開展更多的高風險業務，行業中的投機資本流動急劇增加。而當行業的整體風險變得不可承受的時候，金融危機就發生了。要知道在五六十年代，並沒有什麼金融或經濟危機。在70年代時，通用電氣公司在美國單靠資金運作就能夠賺的比其生產活動還要多，2007年金融機構的利潤佔全美全部企業利潤的40%。喬姆斯基認為經濟的金融化對經濟生活的貢獻是可疑的，並使得社會暴露在經濟危機的風險之下。
此外生產的離岸外包利用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紅利，打壓了國內工人的整體工資，工人的工作變得沒有安全感。
與此同時，稅制的改革也加劇了財富的集中。相比於五六十年代，富人和公司所需要交納的稅款更少了。稅制改革不僅降低了富人收入的邊際稅率，還傾向於保留每個人都需要繳納的所得稅和消費稅，減少紅利稅。而頭部的10%富人階層有將近60%的收入來自於股息和資本收益。2010年資本收益佔總稅收的比例也降至15%左右。
喬姆斯基認為稅改所基於的以減稅刺激經濟的想法只是一個藉口，他更贊同收入的再分配，因為窮人因生活所迫總是要花掉這些錢的，從需求端拉動經濟。對經濟系統的重新設計，使得財富日益集中，中低收入階層卻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從而更容易被控制。
權利的集中
70年代開始，政治遊說發展迅速，美國的商業部門嘗試控制立法，管制漸漸被解除。1976年巴克利訴瓦萊奧案確立了金錢也是言論的一種形式，2009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確立了公司作為一種法律擬製，同樣也具有言論自由權。公司在公共議題中漸漸取得了不相稱的話語權，使得財富和權利集中的閉環愈發緊密了。選舉費用飆升的今日，美國兩黨源源不斷的從大公司獲得政治獻金，政治上獲得的權利很快會轉化為立法，如稅收政策、管制政策和公司治理規定等一攬子政策的修訂，從而再一次加速財富的集中。
而2008年金融危機就反應了這種權利和財富的集中的情況，美國政府最終出面救市，對金融機構進行注資。危機的成本由納稅人支付，而像高盛集團這些危機的製造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在危機之後變得更有權勢了。“大而不能倒”的觀念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背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投資失敗者應該出局，如果大眾對此聽之任之，那下次危機來臨時，情況也仍會如此，納稅人將承擔苦果。
民主力量的消解
60年代風起雲湧的民主化運動震懾到了統治的精英階層，對他們而言，團結是危險的，給國家權力帶來了帶來了太多挑戰。
喬姆斯基談到精英階層不遺餘力地嘗試摧毀這種觀念，讓人不再相信團結背後所基於的這些人類的基本情感，培植一種狹隘的利己主義。社會福利體系依賴的恰恰是這種團結、互相扶持的原則。減稅使得公司和富人從它們應盡的社會責任中抽離，因為資金的缺乏，原有的各類社會福利體系也無以為繼。人們雖然憤怒，但也必須另找他途，人們被迫承擔更多的責任，私有化也應運而生。美國五六十年代的公立教育曾領先世界，而現在教育的私有化使得普通美國人在讀完大學後負債累累，以至於無法追求夢想。
其次就是要對組織力量進行限制，對資方而言，勞工組織一直是他們的一大障礙。早在二戰後，一系列的限制法案陸續出臺，在里根執政的80年代，風頭更甚，到2014年，私營企業工人參加工會的比例下降到了7%。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開始消解。
與此同時，公關業和廣告業也發展了起來，無孔不入的宣傳干擾了人們對信息的感知，讓不知情的人們做出非理性的選擇。讓人們去購買他們原本不需要的東西，去支持他們所不瞭解的政策。這些宣傳機構著力與重塑一套信念體系，讓人們依照宣傳所構建的信念體系行事。其中被最成功塑造的觀念就是讓佔有物品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通過需求的製造，讓人們陷入日常生活的瑣碎之物，無暇滋事。
被邊緣化的大眾
如此一來，大眾被邊緣化，在當代美國，有約70%的民眾無法對政策產生影響。人們當然也知道，他們受挫、憤怒且憎惡政府機構。人們零散的洩憤且互相攻擊，無法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組織和行動。社會關係受到腐蝕，人們只在乎他們自己，而不再為他人挺身而出。喬姆斯基認為，美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如果再不逆轉，將變成其醜陋的社會，那時社會的正常人類本能和情感都被耗盡。
喬姆斯基呼喚民眾團結起來爭取權利，政府的強權仍非常有限。在影片的最後，喬姆斯基引用他多年的摯友，霍華德·津恩的話道：
“真正偉大的是那些默默實幹的人民，是他們奠基了那些載入史冊的重大事件。他們成就了往昔的偉業，他們也將書寫未來的輝煌。”
筆者後記
喬姆斯基的批判理路還是相當有啟發性的，但在紀錄片中，喬姆斯基像是要將美國70年代後的逆民主化進程描繪成統治的精英階層精心的行動，這我不能完全同意，這些事情當然確實在美國發生了，如果要說是精英階層有意識的行動未免有點牽強。要對一個國家進行系統性的操縱是困難的，民主化和逆民主化力量本就處於長久的博弈之中。歷史是偶然與必然的交混，只是在近50年裡民主化力量敗下陣來，美國走向了一個逆民主化的道路。長期的失敗在民眾間也滋長了一種民粹主義情緒，這樣看來特朗普的當選可能也沒那麼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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