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寄生蟲》一舉摘得第92屆奧斯卡四項大獎，使得韓國導演奉俊昊備受關注。事實上，他的早期創作便體現出在類型電影框架下別具一格的作者意識，即在公式化、模式化、商業化的電影創作中，利用一定的電影創作技法完成導演個人的觀點表達。《殺人回憶》作為奉俊昊的重要作品，同樣受到很多影迷的關注。該片拍攝於2003年，由真實歷史事件改編而成，講述了發生在韓國京畿道華城郡的連環殺人案。雖然故事本身就有如此大的噱頭，但導演並沒有將劇本處理成韓國版的《閆瑞生》，而是嘗試撥開浮在歷史事件上的迷霧，以藝術化的方式促使觀眾反省事件本身。這種藝術化方式尤其體現在影片的色調運用上，通過對色調的分析，我們可以更接近導演的作者意識，理解影片的主題。
《殺人回憶》劇照
影片開篇是一個男孩的臉部特寫。男孩抓住一隻蚱蜢後緩身站起，鏡頭隨之升高，展現出一望無際金黃色的麥田，麥田之上是陽光燦爛的天空，一幅豐收而又恬淡的景象呈現在觀眾面前。隨著故事的發展，樸探員（宋康昊飾）來到麥田邊並發現了藏匿的女屍，隨後鏡頭再次切向麥田的全景，“殺人回憶”的片名浮現。從色彩的心理效應角度講，暖色調會使人感覺興奮，從而激發人潛在的心理情感，使人情緒飽滿、愉悅，但電影開篇並沒有給人以相應的心理感覺。女屍的出現讓人感到不安，在這陽光燦爛的天空下、洋溢豐收的麥田邊，是一個年輕生命的消逝，即使在暖色調的包裹下仍然讓人不寒而慄。影像形式與劇情內容的反差，打破了觀眾舊有的欣賞模式，也讓觀眾開始思考導演的用意，這是導演引導觀眾、確立作者意識的開始。
《殺人回憶》劇照
進入影片的主體敘事，暖色調再也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是陰冷、昏暗的冷色調。順承開篇奠定的觀眾的不安心理，冷色調的大量使用加劇了這種心理效果，使不安逐漸轉化為一種恐懼。電影中，為了儘早破案，探員們對嫌疑人進行各種調查，甚至不惜屈打成招，但當所有人都覺得罪犯已經落網，案件可以結束時，卻因不斷有女性遇害，而不得不再次牽動起眾人的神經。觀察電影中場景及色調的變化，整個故事線的發展都是在一種陰冷、昏暗的場景下進行的，比如在毆打犯人的封閉空間，昏暗狹小的場景像是將嫌疑人已經置於牢籠，不管受審的過程如何，結果都會是像牢籠的預設一樣，讓嫌疑人成為名副其實的罪犯；又如在雨夜的田野，空無一人的黑夜空間本身就讓人心生恐懼，伺機而出的罪犯對年輕的女性來說無疑像死神一般，這種感覺也會穿過銀幕直接作用於觀眾的視覺體驗上；黑黢黢的火車隧道像極了要吞噬一切的黑洞，但對於要被定罪的犯人來說卻是生之門，這種反差再次讓觀眾深感絕望。正是在眾多以冷色調為基礎的場景中，《殺人回憶》通過故事的編織與空間的佈置，不斷累積負面的心理效果，讓人感到無望，這是從開篇暖色調與故事內容反差造成的不安心理向恐懼感的轉變。
《殺人回憶》劇照
故事發展到結尾，影片再次回到像開篇一樣的麥田，仍然是陽光下的暖色調。樸探員舊地重現，再次探頭觀察十幾年前曾經看到女屍的地方，卻意外碰到一個小女孩對他說幾天前也有一個人像他一樣查看，而且此人對小女孩說“想起在這以前做的事情……”，樸探員一再追問此人的樣貌，卻被告知，他就是一副普通人的樣子。整個對話過程始終是在陽光遍灑下的麥田中進行的，然而這樣的暖色調卻讓人感覺不到任何的溫暖，甚至比影片主體的冷色調還具有負面的心理效應。因為導演在這裡揭示了一個主題，每一個人都可能是罪犯，就像普通人一樣普通。在影片結束時，也出現了與開篇場景的細微差異，開篇的天空天氣晴朗，白雲朵朵，而結尾的天空卻陰雲密佈，陽光無法透出，喻示了揮之不去的人性之惡。
《殺人回憶》的整體色調結構是暖——冷——暖，呈現了一種整體意義的閉合性，尤其是開篇與結尾同一場景的選擇。但是，開篇的暖色調是讓觀眾在一種熟悉的模式下，讓觀眾產生疑惑，即給人心理愉悅的暖色調卻呈現了罪惡的事件，進而探求導演的作者意識。形式與內容的反差隨著劇情發展，色調集體由暖轉冷並與事件統一，讓觀眾開始在一幕幕的冷色調場景中接受導演的影像洗禮，也逐漸感到無力和絕望。最後，結尾雖然再次迴歸暖色調的開篇場景，觀眾卻不再產生開篇時的疑惑心理，因為導演恰恰將對人性的看法囊括其中，即人性是無法通過表象探知的，一如陽光下的罪惡。（張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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