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有料的文史
“臉”是全人類共有的身體器官。如果用“中國人要臉”來概括我們的性格，乍一看似乎很可笑，還有點帶諷刺的意思。但是，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臉”一詞絕不僅僅指人的面部，它是一個具有多種含義的複合詞。這之中包含的意思，遠遠超出了字面所描述或理解的範圍。或許換個詞，更能準確代表中國人對“臉”這事的看重：面子。
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中有這麼段精彩的話：在歐美，一人吃了耳光而不能決鬥以報復，那是他失了榮譽，不是失了面子。另一方面，倘有一位道臺老爺的醜陋公子逛窯子受了侮辱，他馬上回去帶一隊巡警來逮捕這個妓女，並封閉那妓院。那是他有面子，吾們實在不能說他保持了他的榮譽。
無論在東西方，人們都講個臉面。不過，在西方研究者眼中，我們中國人是格外要面子的民族。這種說法，到底是客觀的，還是帶有偏頗？這一期的《西方眼看中國》，料爺就和您聊聊這個問題。
面子與看戲
在中國，“看戲”算得上是全民娛樂方式。中國人愛看戲，和英國人愛看體育比賽、日本人愛看相撲、西班牙人愛圍觀鬥牛的程度不分伯仲。中國戲曲愛表現現實題材，因此國人在看戲的時候，審美距離總是特別近——觀眾總會把自己想象成戲中的角色，甚至把這種戲劇性的思維和行動，帶到了實際生活裡。
這種情景有很多。比如，當一個人必須捍衛自己時，即使聽眾只有兩三個人，他也會向一群人說這樣的話：“既然每個人都在這裡，我也不怕當著你們的面說…”如果他給自己辯白成功了，便認為可以有尊嚴地“下臺”了，否則就覺得是自己“下不來臺”。
戲曲中講“搭臺子”
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人特別在意“面兒上”的形式，甚至超過了內容本身。如果一個人能夠時機恰當的說出一些漂亮話兒，那麼他演戲的慾望就可以得到滿足。這是我們中國人默認的一種“場面話兒”，分辨真假就顯得你太不解風情、不識時務。聽這番話的人就如同是觀眾，無需去了解那些幕後花絮，否則我們將破壞這場戲留下的美好印象，相當於“拆了人家的面兒”。面對複雜的現實生活，人們做一些適當的戲劇性動作就是“有面子”，相反，如果這點操作都不講究，則是“丟面子”。因此，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一旦知道“面子”是什麼，就會了解中國民眾的許多性格與說話辦事兒。
面子與鄉村社會
中國人獲得“面子”的方式以及對“面子”的調控原則，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這對於西方人來說往往是難以理解的。面對中國人，西方人常常用規則高於一切的方式來思考和解決問題，而忽視了“面子文化”這種戲劇性的因素，忘記了它在中國社會存在的特點——顯而易見，卻難以捉摸、興衰不受管制。
古代農村司法，並非一味的按國法
這種“面子文化”在古代中國農村非常常見，甚至成為鄉村社會的非正式社會控制手段之一。村民之間通常存在一些雞毛蒜皮小糾紛，如果有人想成為和事佬，那他必須三思而後行、仔細斟酌，讓雙方的“面子”都能兼顧。因為"面子"具有可交換性和可逆性，爭面子行為在村莊會形成面子等級結構。這種和事佬，就是“鄉村裁判”。民間爭執與糾紛的解決，不是通過官府，而是經由鄉村的具有“職役”功能的人出面解決。在處理農村糾紛時，不可避免地要做到“天理、國法、人情”，但
在處理的最後，一定要保證在情理上過得去，佔理那方不能得理不饒人，要“賣個面子”給調停人，調停人也要“顧全顏面”，不至於哪一家在村民們面前“丟了面子”，也就是所謂的“揆諸人情”。在中國鄉村，調解的目的不是維護正義，而是容納各方的“面子”。因為儘管正義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對東方人來說卻並不現實。當然，這種“面子”在鄉村熟人社會中非常好用，但在當代城市社會中，鄉村社會中的"面子"懲罰和維護，也就不再那麼起作用了。面子與送禮和消費
中國古代的送禮
在送禮這事上，中國人也特別講究“面子”。“送禮”是一種人際交往行為，內部有一套行為規範，“收禮”和“受禮”都有相應的衡量標準，因此雙方都要遵循這些規則，認真把這禮送出規矩。送一份厚禮給別人，就算是給那個人“面子”。而對於收禮者來說，最好的處理方式是既不全收也不拒收，只收其中一部分，推脫一番才是“不失面子”。中國人的“送禮”行為，屬於一種未雨綢繆、提前的人情投資。通過提前的“送禮”行為，溝通好人際關係，為在以後的交往中拜託對方“給自己個面子”打好基礎。
而中國面子文化在消費領域，也一直很成氣候。在中國農村，住宅攀比、葬禮攀比、婚宴攀比、壽禮攀比等各色的攀比消費，都極為引人注目，甚至屢上社會新聞，這其中，就是在鄉里鄉親面前掙個“面子”的思想作祟；在城市，奢侈品的消費更是常見，這不是為了生存感受和尊嚴，而是為了地位和身份，只有這樣消費的一群人才能這樣消費，只有這樣消費的才屬於這一群人，他們要藉此區別與他人的不同，要標榜自己的社會地位。歸結起來，是為了
在“面子”中感受到個人的存在價值。一點思考
要面子的典型：阿Q
在中國人看來，“面子功夫”是種扮演社會角色、做給別人看的功夫。我們中國的文化中，保全面子這事太重要了。即使是魯迅筆下的阿Q這等社會底層小人物，被他人打敗時，也不忘說“我就算被兒子打了”，給自己一個精神勝利法，保住自己的臉面。
看似“要面子”是貶義，但何嘗不是我們中國人維持內心平衡與社會秩序的一種“智慧”呢？“面子”是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人格特徵、社會文化的綜合體，源自“禮”的恥感文化。“禮”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規定了等級差異，因此我們中國人自古就特別注重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要講個“禮兒”；而西方文明源於“罪惡感”。“罪惡感”關注的是事情本身而不是人本身，通過內省的方式審視是否違背個人和事情的原則。因此，不會因人而改變自己做事的規矩，人的利益和臉面，是不能凌駕於事件之上的。
因此，西方受個人主義取向影響，集體規範與期望較低，試圖建立人與人之間“平等性”關係，即使發生衝突，也是人事兩份，對事不對人。所以，西方人用自己的文化原則和標誌，很難接受中國人的“死要面子”，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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