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想起了《病毒星球》這本書的一句話，“病毒：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那麼什麼叫“病毒”？
“病毒”這個詞是自相矛盾的，承自羅馬帝國，它原本就包含了兩面性，一面是能給予生命的物質，另一面則代表致命的毒液。病毒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是致命的，但它們也賦予了這個世界必不可少的創造力。創造和毀滅又一次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人無疑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種群，自然以及一切生物似乎在人類力量面前都不堪一擊。傳播瘟疫疾病病原體依賴人類宿主的存在，但又同時對人類的生活造成危害，影響了人類發展，甚至會在一些人類歷史重大事件、社會組織結構中的決定性的作用。
與其說是在探討疾病瘟疫的作用與危害，不如說是讓我們更清醒地認識人類自身的脆弱與侷限。
文中，將從人和瘟疫的博弈戰、瘟疫如何重塑國家的內部形態以及瘟疫對文化的影響，來分析疾病與人類的互動關係。
一 人和瘟疫的博弈戰
瘟疫的發生和流行，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是地方政府。每一次重大疫情的發生，均會引起大批民眾死亡，土地荒蕪，流民增加，巫術盛行，這些對地方統治帶來極大的衝擊和挑戰，以宋代為例，看人和瘟疫如何博弈。
在宋代政府的重視下，一些派到地方的行政官吏，對疫病發生的病因病症等多有觀察和記載，如認識到水源汙染、氣候反常和天行戾氣等是瘟疫形成的一些主要原因。某些地方官吏在長期防治疫病的過程中，精研醫理，探求療法，不僅積累了大量寶貴的臨床秘方、驗方和效方，而且撰寫了許多有名的醫藥方書著作，記載了大量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醫藥方劑。
關於宋代政府應對瘟疫的措施，筆者在《宋代政府對疾疫的防治》《宋代政府應對疫病的態度與措施》《宋代政府應對疫病的歷史借鑑》等文中探討了宋代皇帝和中央政府採取的防疫措施。
乾道元年(1165年)二月二十六日，監察御吏程叔逵奏：“臣聞凡人平居無事，飢飽一失其節，且猶疾病隨至，況於因飢之民，相比而集於城郭，春深候暖，其不生疾疫者幾希，故自古饑荒之餘，必繼之以疫癘。然臣竊以為眾之所聚，疾勢易成，轉相漸染，難以復治。仍官給文引，俾就歸業之處，請粥或米以存恤之。至於無所依歸之人，乃令就病坊安養。”
可見，“眾之所聚，疾勢易成，轉相漸染，難以復治”是疫病形成和傳播的重要原因。
宋時期，長期擔任地方官的沈括(1031—1095)撰有《沈存中良方》《靈苑方》和《別次傷寒》。其名著《夢溪筆談》列有專門的醫藥篇，記載了40餘種藥物的形態、配伍、炮製及其主治功用等，書中記載福建路漳州界，“有一水，號鳥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問水皆不可飲，飲皆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
蘇軾(1036—1101)在地方州府多年為官，撰有《東坡集要方》《聖散子方》《醫藥雜說》和《蘇學士方》等，記載了宋代醫學家和地方官吏治療各種疾病所用的本草、方劑、灸法、養生、煉丹以及醫案等內容。後人將蘇軾和沈括醫書合編為《蘇沈良方》和《蘇沈良方拾遺》，所收方劑中包含了大量治療瘟疫的秘方、驗方和奇方等，附有豐富的醫案。
宋代地方官吏是州縣地區防治疫病的核心力量，也是國家政權應對疫病的基層組織者和實施者。地方官吏按照國家疾病防控機制，對轄區內流行的疫病採取了政治、醫學和經濟等措施加以應對。
其中政治措施主要表現為及時向朝廷上報疫情信息，貫徹朝廷應對疫病的各項政令和措施，提出獎懲官吏的建議，祭祀境內名山河湖，打擊巫術和控制謠言等；醫學措施主要表現為派遣州縣醫生診治，發放藥物，公佈醫方，建立病坊，掩埋屍體等；經濟措施主要表現為劃撥錢糧賑濟，提供粥食，向朝廷申請度牒和減免租賦，有些地方官甚至還拿出俸錢和衣物等以資救疫。
地方官吏在防治瘟疫的過程中，撰寫了大量臨床實用醫學方書，收集了許多有名的秘方、驗方和效方，不僅有效地促進了官方正統醫學知識的傳播，而且對宋代醫學基礎理論、傷寒金匱、臨床診法、針灸推拿、醫學本草、臨證諸科、延年養生和醫學病案等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先民受科技醫療及認知水平所限，就能夠看清瘟疫的實質，摸清瘟疫傳播的規律，找到準確的阻隔與治療的方法。
二 瘟疫重塑了國家的內部形態
元末瘟疫，民不聊生，爆發紅巾軍農民起義。朱元璋順勢而起，於1368年，奪取政權，建元洪武。其後明朗276年，宦官專權，瘟疫盛行，百姓流落失所。李自成等揭竿而起。至1644年，崇禎帝被迫景山自縊，宣告明代滅亡。
尤其是明末在山西爆發、波及數省的大鼠疫，成為明王朝崩潰的導火索。據統計。明代水災次數最多，約計196次，平均每一年多就發生一次。水災頻率越高，時間越長，影響範圍越廣。對生產的破壞程度越嚴重，造成死亡人數越多，越容易引發瘟疫的產生。
如博野縣“正德十二年，淫雨，河決，瘟疫流行，屍骸遍野”。又“(嘉靖)十一年夏，漢中大水，民大疫”。河南襄城“崇禎五年六月十九日大水，較萬曆四年壬子大水更甚。是歲秋，人多瘧疾。冬，人多傷寒，死者甚眾”。
水災不僅使農業遭受巨大損失，出現饑荒，由水災引發的疫病更是雪上加霜。明代曾多次發生特大型旱災，僅崇禎年間，幾乎二年發生一次。旱災過後，收成銳減。饑荒出現，人大批死亡或流徙。
如“崇禎十二三年連荒，顆粒不收”，“萬曆十六年五月，山東、陝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人口死亡不僅引發疫情，流民的遷移更把疫病傳播至其他地區。致使疫情不斷擴大，死者無數，慘不堪言。
據不完全估計，萬曆八年至十六年，我國北方地區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多達700萬人。崇禎年間北直隸疫區人口由崇禎初年的1095萬人銳減至730萬人。山西人口由崇禎乏年的1024萬下降至620萬人。陝西、山東等地的死亡人口也均在數百萬以上。
明代萬曆和崇禎三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三省人口死亡總數超過1000萬人。在東南地區，從崇禎五年至十七年連續十二年有疫病爆發。
正如《吳縣誌》所記“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者”。嚴寒的氣候使得水災、旱災、蝗災等如影隨形，饑荒頻繁發生，繼而導致鼠疫等瘟疫高發，形成“水旱災一饑荒一瘟疫”的惡性循環。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從建立直至崩析，與瘟疫的爆發與流行都有密切的關係。瘟疫左右了王朝的更迭，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三 瘟疫對文化的影響
瘟疫不僅影響人的身體，歷史的更迭，同樣還能極大地影響人的心理，瘟疫的背後自有一套價值體系。傳染病的流行往往獨立於人的意圖之外，面對大規模爆發的瘟疫、快速發病死亡的人群，人們很可能瞬間丟失了生存的意義，要填補這一空白，不同文化的人群有著不同的選擇。
許多人選擇尋求宗教的救贖，譬如基督教曾將意義賦予在瘟疫中突然死亡的教徒們，認為他們是受到了上帝的拯救，從塵世中解脫。對於死者的親友，死者是去往天國的這種想法給他們帶來的慰藉是巨大的。對於那些不信教的人或異教徒，瘟疫帶來的災禍就可以說是上帝的懲罰，可以說瘟疫彰顯了上帝的力量。
晚清時期嶺南地區瘟疫一直在流行，當時的氣候因素、地理環境因素是誘發瘟疫爆發的主要原因。相對於現在而言，清代當時對於瘟疫的傳播主要採用的手段有預防和治療之法，就是有用“磺強水”“滅微生物以絕其源”；“遠避染病之人及其人所使用之器物”，並用火燒或沸水來消毒。
可在醫療水平有限的情況下，當時的潮汕地區的官民首先想到的是各方神靈。
“中國風氣素喜佞神，每遇三節，必舁城隍神出巡，謂之節會，歲歲行之，莫或廢也。地方官等事，意在俯視民情，未嘗高懸厲禁。”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遊神賽會，如潮州府城的遊神賽會“營安濟聖王”。在潮城遊神的時候除了安濟王之外，還有“關帝聖君”的一天遊神，“玄天上帝”的兩天遊神，雖然這些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鬼神致疫思想影響，但是人們希望能夠通過這些活動得到上天的幫助和諒解。通過神靈的保佑，人們希望可以順利的康復，疫情能夠儘快的消失殆盡。
對於當時民眾自身而言，首先想到的就是祈求神靈的保護，在民眾的認識裡，鼠疫由瘟神引起。正如史料中記載的一樣，普寧縣的民眾認為：“鼠疫是瘟神下降，生死命中註定，是元數。瘟神夜間在街路走，只聽到鐵鏈鐺啷之聲音。又說此鬼要隨聲，隨煙火，故一至晚間，各村斷煙火、跑人聲，熱鬧市坊，變為荒涼之景地”。因此，民眾在面對兇猛的疫情時顯得很茫然無助，他們自然的就會想到去祈求神靈的庇護和保佑。
其實從兩宋時期，就開始嚴厲打擊巫術，控制巫醫，推廣醫藥。兩宋時期，巫術在民間的流行與存在造成部分地區民眾在疫病流行時期不敢尋醫，不敢視疾，不敢服藥，甚至出現遺棄親屬的行為，嚴重地威脅到朝廷政令的貫徹和地方政府的救治活動。
因此，為了有效地防控各類疾病和重大瘟疫的流行，以及傳播官方正統醫學知識，地方官吏對“巫醫”的非法活動採取了打擊、控制和改造的措施。
天聖元年(1023年)，夏竦(985一1051)任江南西路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知州。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時洪州大疫，夏竦一方面上奏朝廷，彙報疫情；另一方面命醫製藥分給居民，“下令捕為巫者杖之，其著聞者黥隸他州”。
從古至今，民眾對神靈都存在一種敬仰和依賴的心理。認為許多自然現象、社會現象都是神靈意志的體現，非人力所能改變。瘟疫在危害人類健康及生命的同時，也摧毀著人類的意志。絕望的人們認為，瘟疫是上天的懲罰，所以祈求上天神靈是最好的方式，只有誠心祈福才能平安度過瘟疫。
瘟疫影響了文化，現代醫學出現之前，瘟疫迫使人類演化出各種各樣的預防手段和心靈療法，以宗教文化的方式流傳下來。無需懷疑，人類面對疫病的脆弱是難以改變的，瘟疫與人的故事還將繼續。
參考書籍：《瘟疫來了：宋朝如何應對流行病》《瘟疫與人》《明史》《明實錄》《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疫情研究》《宋代政府應對疾病的歷史借鑑》《蘇軾文集》《沈括夢溪筆談》《本草衍義》《北宋政府對巫醫的控制與改造》《清史稿》《清聖祖實錄》《病毒星球》《中國災害通史·清代卷》《三千年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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