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曆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其著作《瘟疫與人》中寫到：
疾病，特別是傳染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性因素之一。
的確，縱觀整個歷史，相比於洪水猛獸、戰爭災荒這些看得見的敵人，“疫病”這個看不見的敵人對人類的威脅其實更大——像我們所熟知的天花、麻疹、西班牙大流感等，都曾造成過上億人口的死亡，其殺傷力足以讓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汗顏。
而要論影響最深遠的疫病，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絕對算一個。
“黑死病”有多恐怖呢？下面這一組數字或許可以告訴你：
- 不經治療的話，死亡率近乎百分之百（尤其是其中的“敗血型鼠疫”），可以說必死；
- 發病時間多則十天，少則不到一天，甚至有人早上發病中午就死了；
- 短短几年讓整個歐洲減員2500萬，約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 14世紀後半葉，歐洲的人均壽命從原本就已很短的30歲縮短至20歲。
作為鼠疫的一種，“黑死病”的來源是鼠類所攜帶的鼠疫桿菌（即耶爾森菌），由其身上的跳蚤傳播給人（先吸老鼠血，後吸人血，在吸人血的過程中將帶菌血液反吐回人體，造成感染）。至於“黑死病”這個名字，是當時的歐洲人根據死者“
身體出現黑斑”的特徵衍生出的。 關於黑死病的歷史，相信很多人都有一定的瞭解。
但我覺得，要想深入地認識一個事物，就不能只著眼於事件本身，而必須去關注它背後廣闊的社會背景，這裡往往蘊藏著更根本的因素。
因此，我們更有必要了解的是：歐洲當時的社會衛生環境究竟是怎樣的，才會讓黑死病肆虐到這種地步？
在流行病學的研究中，人們通常將一場傳染病的爆發分為3個層面：病發層面、傳播層面和應對層面。
從這個角度來審視當時的歐洲，則可以這樣概括：
可以說，這幾點為死神在歐洲的肆虐提供了完美的溫床。
下面詳述。
一、病發層面——“髒亂差”的生活環境
今天的歐洲在很多人眼中是“乾淨整潔、文明開化”的象徵。且不論這個觀點是否符合事實，但至少在中世紀，完全不是這樣。事實上，那時的歐洲“髒亂差”的程度，很可能會讓你感到吃驚······
西班牙劇《黑死病》劇照
1、居住環境
當時的人們住房的樣式普遍是
木頭、劣質泥磚和稻草。通常是屋身為木質或劣質泥漿，然後用稻草、蘆葦等搭屋頂。這樣的房子，可以說老鼠要想進來不費吹灰之力。
至於屋內的衛生情況，更是不忍直視：有些城市中的貴族尚且是全家人擠在一間屋子裡，窮人家更是常常連床也沒有，直接在地上用稻草打地鋪了事。房間裡堆滿了極易招來老鼠的穀物和雜物，更不要提農村裡“人畜混居”的情況比比皆是。
2、公共衛生
當時的人們可以說完全沒有“公共衛生”的概念，甚至像巴黎、倫敦這樣的大城市竟然都沒有公共衛生系統（古羅馬的下水道早已荒廢，巴黎倒是從14世紀開建下水道，但施工進度非常緩慢，18世紀才修完），因此人們的生活垃圾、糞便等一般都是直接從窗戶傾倒在大街上。而這些大街上的垃圾和糞便通常不會被及時處理，而是會被過往的行人和牲畜踩踏成新的路面。可想而知：一旦下雨，那畫面有多美······
BBC紀錄片《骯髒的城市》截圖
巴黎倒是曾出臺過“禁止往樓下倒糞便”的法令，但完全沒有起作用，最後也只能無奈地把城內的糞便通通運到城外。但隨著數量越來越多，最後甚至都快要越過城牆了，為了防止敵人們踩著糞山攻進城來，巴黎人們沒有去清理糞便，而是選擇加高城牆，可想而知那糞便的數量有多巨大······
連大城市巴黎尚且如此，整個歐洲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3、個人衛生
個人衛生方面的情況更是堪憂，最大的表現就是當時的人普遍不洗澡。
可能是因為古羅馬時期的公共澡堂常常會讓人染病，導致人們認為洗澡是生病的罪魁禍首：“洗澡時毛孔會張開，空氣中的有毒物質就會進入人體，才導致人生病”。因此，當時的人們普遍不主張洗澡，尤其是熱水澡。
根據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御醫記載，這位“太陽王”每年只洗一次澡——要知道他可是17世紀的人了，而且還是國王，所以歐洲中世紀平民的個人衛生狀況可想而知。
法國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四（1638-1715）
“肉體的清潔是對靈魂的褻瀆，最受崇拜的聖賢之人，就是那些衣服結成硬塊的汙身。”——威廉•萊基《歐洲道德史》
總而言之：居住環境髒亂差、公共衛生基本是個笑話、個人衛生更是無從談起 。可以想象，當攜帶著鼠疫桿菌的老鼠和跳蚤來到這樣的環境，那無異於乾草堆上落下一顆火星。
二、傳播層面——數量巨大的人口流動
我們知道，老鼠、跳蚤他們本身的活動範圍是有限的，因此疫病的大面積傳播，首要原因還是人本身的遷移。
比如，鼠疫最初從中亞傳播到歐洲，就是通過熱那亞、威尼斯商人的商船。
最初，人們是想到過“隔離”的。當時在發現船上有患病人員之後，意大利的城市迅速採取了隔離措施——嚴禁船員上岸，尤其是威尼斯建立了“40日檢疫隔離制度”，要求等待觀察40天。但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老鼠和其身上的跳蚤才是真正的元兇，僅僅隔離患者是沒有用的，病菌還是跟著老鼠成功登陸了歐洲。
而在傳入歐洲大陸之後，病菌隨人口流動而蔓延的速度也絲毫沒有減弱——
在歐洲的各大城市之間，行腳商、乞丐和無業遊民等各色人物來回往返。尤其是數量巨大的乞丐和無業遊民（曾有當時有歷史學家記錄：光佛羅倫薩就有17000名乞丐），這些人既不注重自身的衛生，又難以管轄，堪稱移動的病原體，當他們從一個城市被驅逐到另一個城市，自然就會讓疫病在各大城市間蔓延。而當城市被瘟疫肆虐，人們勢必會恐慌地逃向附近的鄉村，又會將疾病帶去那裡······
通過以上兩點可以看到：歐洲當時的衛生環境和人口流動，已經為傳染病的大面積擴散打下了“完美的基礎”。
此刻的歐洲百姓面前，只剩下了最後一道防線——醫學。
那麼，當時歐洲的醫學水平，又能否拯救他們呢？
三、應對層面——裹足不前的醫學
在近代科學革命之前，歐洲的醫學水平可以說始終停留在古羅馬時期。
在當時，由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提出、古羅馬的蓋倫發揚光大的“體液說”依然盛行。
“體液說”認為：人體由血液、粘液、黃膽和黑膽四種體液組成，不同的人因為各體液所佔的比例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特質，而四種體液的平衡，決定了人體的健康。如果生病，那就是因為體液不平衡，通常來說，是“血”多了。因此，最簡單的處理辦法就是——放血！（或：催吐、灌腸，總之一定要讓你出點東西，要不怎麼“重新回到平衡”呢）
並且，幫你進行“放血”操作的，很可能不是什麼專業的醫生（當時也沒有），而是你的“Tony老師”……嗯，那時的“外科大夫”是由理髮師兼任的（因為當時唯一的知識階層——教會規定不能研究、傷害、解剖人體，所以這種“低賤”的工作就交給了理髮師）。
放血療法在西方可以說是源遠流長，甚至直到18世紀時還在流行，像華盛頓、莫扎特等人的直接死因，就是放血太多給放死的。
華盛頓像
“Tony老師主外，教會主內”
當然，作為中世紀歐洲社會最大的勢力，教會也不是什麼都不做——如果說精於“放血”的Tony老師負責的是“外科治療”的話，那“內科治療”就是教會的職責了。
但很顯然，教會通常只會將病因歸結為“個人罪孽”，“信仰不夠虔誠”等，認為這是上帝給人類降下的懲罰，因此他們所能給予的治療方式往往就是讓神職人員幫病人“祈禱”、“懺悔”。
“瘟疫源於人類的罪孽，因為他們享受美好時光卻忘記感恩上帝。”——英國約克大主教威廉·蘇支
毫無疑問，無情的現實挫敗了他們的信仰——祈禱非但沒有用，相反，由於神職人員為了祈禱需要輪流面對眾多病人，因此很容易被感染，這導致了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了死亡率最高的群體。
眼見祈禱無效，人們懷疑是自己的信仰還不夠虔誠，所以很多人走上大街，一邊懺悔一邊拿鞭子鞭笞自己，表示罪孽深重、虔誠懺悔，甚至有人將自己活活抽死。
之後，他們又把仇視的目光對準了猶太人和巫女，認為這場病是他們的惡毒詛咒，於是一群群猶太人和“女巫”被活活燒死。
落後而迷信的應對措施
很顯然，這些“治療”手段通通都是無效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很多人認為黑死病是通過空氣中的“瘴氣”、“邪氣”傳播的，所以有人發明了一種防護服，即著名的“鳥嘴面具”——長長的“鳥嘴”裡塞滿了草藥和香料，長袍的表面也塗上一層蠟，用來防止“瘴氣”侵入。並且為了和病人保持距離，他們通常用一根長長的手杖來做檢查。或許這種防護服在當時已算先進，但由於整體醫療環境的落後，這也沒有給醫生帶來太大幫助。
鳥嘴醫生
當時歐洲的醫學水平，在黑死病面前毫無還手之力，只能任由其在歐洲大陸上肆虐。
結語
黑死病在歐洲大陸上肆虐的最高峰，是在1346到1353年間，此後暫時告一段落，但依舊長久地侵襲著歐洲人民，直到17世紀才完全結束。
至於黑死病最終平息的原因，直到今天曆史學家們還在爭論。一個被廣泛接受的說法是，人口損失過快導致傳染途徑被切斷——因為能殺死的都已經殺死過了。此外也有人認為是因為氣候變化，還有一種最新的說法認為，是18世紀一批從亞洲遷徙到歐洲的老鼠逐漸擠壓了原宿主老鼠的生存空間，讓傳染源逐漸消失才最終停止了傳播。
但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場疫病也徹底改變了歐洲——
它倒逼了醫學的進步，打擊了在歐洲醫學界流行了上千年的“體液說”，也促進了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教會此後也放開了解剖屍體的禁令，為人體解剖學等現代醫學的誕生創造了環境······
另外，人們心態也產生了變化：經此大難的人們開始追求現世的美好生活，文藝復興的大幕拉開，人類歷史即將翻開新的一頁。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春》，波提切利
《疫病何以肆虐？——一項醫療環境史的研究》，陝西師範大學，李化成；華中師範大學，沈琦
《中世紀西歐黑死病的傳播與流動人口的關係》，雲南大學，王林
《從黑死病反觀14-17世紀英國的社會生活和醫療狀況》，西南民族大學，魏晨光
《飛翔的屍體與一次歐洲人口滅絕》，河森堡
《論黑死病對西方醫學發展的影響》，華東師範大學，高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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