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写到：
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性因素之一。
的确，纵观整个历史，相比于洪水猛兽、战争灾荒这些看得见的敌人，“疫病”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对人类的威胁其实更大——像我们所熟知的天花、麻疹、西班牙大流感等，都曾造成过上亿人口的死亡，其杀伤力足以让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汗颜。
而要论影响最深远的疫病，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绝对算一个。
“黑死病”有多恐怖呢？下面这一组数字或许可以告诉你：
- 不经治疗的话，死亡率近乎百分之百（尤其是其中的“败血型鼠疫”），可以说必死；
- 发病时间多则十天，少则不到一天，甚至有人早上发病中午就死了；
- 短短几年让整个欧洲减员2500万，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 14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人均寿命从原本就已很短的30岁缩短至20岁。
作为鼠疫的一种，“黑死病”的来源是鼠类所携带的鼠疫杆菌（即耶尔森菌），由其身上的跳蚤传播给人（先吸老鼠血，后吸人血，在吸人血的过程中将带菌血液反吐回人体，造成感染）。至于“黑死病”这个名字，是当时的欧洲人根据死者“
身体出现黑斑”的特征衍生出的。 关于黑死病的历史，相信很多人都有一定的了解。
但我觉得，要想深入地认识一个事物，就不能只着眼于事件本身，而必须去关注它背后广阔的社会背景，这里往往蕴藏着更根本的因素。
因此，我们更有必要了解的是：欧洲当时的社会卫生环境究竟是怎样的，才会让黑死病肆虐到这种地步？
在流行病学的研究中，人们通常将一场传染病的爆发分为3个层面：病发层面、传播层面和应对层面。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欧洲，则可以这样概括：
可以说，这几点为死神在欧洲的肆虐提供了完美的温床。
下面详述。
一、病发层面——“脏乱差”的生活环境
今天的欧洲在很多人眼中是“干净整洁、文明开化”的象征。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符合事实，但至少在中世纪，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那时的欧洲“脏乱差”的程度，很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
西班牙剧《黑死病》剧照
1、居住环境
当时的人们住房的样式普遍是
木头、劣质泥砖和稻草。通常是屋身为木质或劣质泥浆，然后用稻草、芦苇等搭屋顶。这样的房子，可以说老鼠要想进来不费吹灰之力。
至于屋内的卫生情况，更是不忍直视：有些城市中的贵族尚且是全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穷人家更是常常连床也没有，直接在地上用稻草打地铺了事。房间里堆满了极易招来老鼠的谷物和杂物，更不要提农村里“人畜混居”的情况比比皆是。
2、公共卫生
当时的人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公共卫生”的概念，甚至像巴黎、伦敦这样的大城市竟然都没有公共卫生系统（古罗马的下水道早已荒废，巴黎倒是从14世纪开建下水道，但施工进度非常缓慢，18世纪才修完），因此人们的生活垃圾、粪便等一般都是直接从窗户倾倒在大街上。而这些大街上的垃圾和粪便通常不会被及时处理，而是会被过往的行人和牲畜踩踏成新的路面。可想而知：一旦下雨，那画面有多美······
BBC纪录片《肮脏的城市》截图
巴黎倒是曾出台过“禁止往楼下倒粪便”的法令，但完全没有起作用，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把城内的粪便通通运到城外。但随着数量越来越多，最后甚至都快要越过城墙了，为了防止敌人们踩着粪山攻进城来，巴黎人们没有去清理粪便，而是选择加高城墙，可想而知那粪便的数量有多巨大······
连大城市巴黎尚且如此，整个欧洲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3、个人卫生
个人卫生方面的情况更是堪忧，最大的表现就是当时的人普遍不洗澡。
可能是因为古罗马时期的公共澡堂常常会让人染病，导致人们认为洗澡是生病的罪魁祸首：“洗澡时毛孔会张开，空气中的有毒物质就会进入人体，才导致人生病”。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不主张洗澡，尤其是热水澡。
根据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御医记载，这位“太阳王”每年只洗一次澡——要知道他可是17世纪的人了，而且还是国王，所以欧洲中世纪平民的个人卫生状况可想而知。
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
“肉体的清洁是对灵魂的亵渎，最受崇拜的圣贤之人，就是那些衣服结成硬块的污身。”——威廉•莱基《欧洲道德史》
总而言之：居住环境脏乱差、公共卫生基本是个笑话、个人卫生更是无从谈起 。可以想象，当携带着鼠疫杆菌的老鼠和跳蚤来到这样的环境，那无异于干草堆上落下一颗火星。
二、传播层面——数量巨大的人口流动
我们知道，老鼠、跳蚤他们本身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因此疫病的大面积传播，首要原因还是人本身的迁移。
比如，鼠疫最初从中亚传播到欧洲，就是通过热那亚、威尼斯商人的商船。
最初，人们是想到过“隔离”的。当时在发现船上有患病人员之后，意大利的城市迅速采取了隔离措施——严禁船员上岸，尤其是威尼斯建立了“40日检疫隔离制度”，要求等待观察40天。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老鼠和其身上的跳蚤才是真正的元凶，仅仅隔离患者是没有用的，病菌还是跟着老鼠成功登陆了欧洲。
而在传入欧洲大陆之后，病菌随人口流动而蔓延的速度也丝毫没有减弱——
在欧洲的各大城市之间，行脚商、乞丐和无业游民等各色人物来回往返。尤其是数量巨大的乞丐和无业游民（曾有当时有历史学家记录：光佛罗伦萨就有17000名乞丐），这些人既不注重自身的卫生，又难以管辖，堪称移动的病原体，当他们从一个城市被驱逐到另一个城市，自然就会让疫病在各大城市间蔓延。而当城市被瘟疫肆虐，人们势必会恐慌地逃向附近的乡村，又会将疾病带去那里······
通过以上两点可以看到：欧洲当时的卫生环境和人口流动，已经为传染病的大面积扩散打下了“完美的基础”。
此刻的欧洲百姓面前，只剩下了最后一道防线——医学。
那么，当时欧洲的医学水平，又能否拯救他们呢？
三、应对层面——裹足不前的医学
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前，欧洲的医学水平可以说始终停留在古罗马时期。
在当时，由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提出、古罗马的盖伦发扬光大的“体液说”依然盛行。
“体液说”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和黑胆四种体液组成，不同的人因为各体液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而四种体液的平衡，决定了人体的健康。如果生病，那就是因为体液不平衡，通常来说，是“血”多了。因此，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放血！（或：催吐、灌肠，总之一定要让你出点东西，要不怎么“重新回到平衡”呢）
并且，帮你进行“放血”操作的，很可能不是什么专业的医生（当时也没有），而是你的“Tony老师”……嗯，那时的“外科大夫”是由理发师兼任的（因为当时唯一的知识阶层——教会规定不能研究、伤害、解剖人体，所以这种“低贱”的工作就交给了理发师）。
放血疗法在西方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甚至直到18世纪时还在流行，像华盛顿、莫扎特等人的直接死因，就是放血太多给放死的。
华盛顿像
“Tony老师主外，教会主内”
当然，作为中世纪欧洲社会最大的势力，教会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如果说精于“放血”的Tony老师负责的是“外科治疗”的话，那“内科治疗”就是教会的职责了。
但很显然，教会通常只会将病因归结为“个人罪孽”，“信仰不够虔诚”等，认为这是上帝给人类降下的惩罚，因此他们所能给予的治疗方式往往就是让神职人员帮病人“祈祷”、“忏悔”。
“瘟疫源于人类的罪孽，因为他们享受美好时光却忘记感恩上帝。”——英国约克大主教威廉·苏支
毫无疑问，无情的现实挫败了他们的信仰——祈祷非但没有用，相反，由于神职人员为了祈祷需要轮流面对众多病人，因此很容易被感染，这导致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死亡率最高的群体。
眼见祈祷无效，人们怀疑是自己的信仰还不够虔诚，所以很多人走上大街，一边忏悔一边拿鞭子鞭笞自己，表示罪孽深重、虔诚忏悔，甚至有人将自己活活抽死。
之后，他们又把仇视的目光对准了犹太人和巫女，认为这场病是他们的恶毒诅咒，于是一群群犹太人和“女巫”被活活烧死。
落后而迷信的应对措施
很显然，这些“治疗”手段通通都是无效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很多人认为黑死病是通过空气中的“瘴气”、“邪气”传播的，所以有人发明了一种防护服，即著名的“鸟嘴面具”——长长的“鸟嘴”里塞满了草药和香料，长袍的表面也涂上一层蜡，用来防止“瘴气”侵入。并且为了和病人保持距离，他们通常用一根长长的手杖来做检查。或许这种防护服在当时已算先进，但由于整体医疗环境的落后，这也没有给医生带来太大帮助。
鸟嘴医生
当时欧洲的医学水平，在黑死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由其在欧洲大陆上肆虐。
结语
黑死病在欧洲大陆上肆虐的最高峰，是在1346到1353年间，此后暂时告一段落，但依旧长久地侵袭着欧洲人民，直到17世纪才完全结束。
至于黑死病最终平息的原因，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人口损失过快导致传染途径被切断——因为能杀死的都已经杀死过了。此外也有人认为是因为气候变化，还有一种最新的说法认为，是18世纪一批从亚洲迁徙到欧洲的老鼠逐渐挤压了原宿主老鼠的生存空间，让传染源逐渐消失才最终停止了传播。
但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场疫病也彻底改变了欧洲——
它倒逼了医学的进步，打击了在欧洲医学界流行了上千年的“体液说”，也促进了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教会此后也放开了解剖尸体的禁令，为人体解剖学等现代医学的诞生创造了环境······
另外，人们心态也产生了变化：经此大难的人们开始追求现世的美好生活，文艺复兴的大幕拉开，人类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春》，波提切利
《疫病何以肆虐？——一项医疗环境史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李化成；华中师范大学，沈琦
《中世纪西欧黑死病的传播与流动人口的关系》，云南大学，王林
《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西南民族大学，魏晨光
《飞翔的尸体与一次欧洲人口灭绝》，河森堡
《论黑死病对西方医学发展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高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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