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分“左中右”，文章也分“左中右”，瓷器收藏更分“左中右”，只要有“左中右”的地方，就有了矛盾，就有了山頭，就有了主義。
收藏本身是公平的，藏品卻不公平，因為有了“真贗鑑定”的話語權，同樣的藏品卻分成了兩個世界，一個皇家貴族，一個平民百姓。人的出身無法選擇，可是貴族出身的“國寶瓷器”，卻在自己的國度找不到自己身份，備受煎熬，“國寶”自從失去了貴族身份，只剩下苦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每當我們發現一個精美絕倫的藝術品時，每當一個精美藝術品被專家們貶為“贗品”時，也許你就擁有了改變瓷器歷史的機遇，當大量照本宣科仿製的贗品出現時，你的“臆造”藝術品，就有可能是歷史真實的再現。
我們的文化歷史很偉大，有著5000年的輝煌，我們民間的收藏卻很薄弱，只有少數二三十年，但是僅僅的幾十年，文化藝術珍品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
近幾十年來，不停的考古發現，不斷地工地開發挖掘，大量出土的藝術品填補了各地博物館的空白，填補了民間收藏的空白。大量新發現的藝術精品，讓我們耳目一新。我們在欣賞藝術品的同時，也為古人的藝術創造力而自豪。
中國皇權的收藏是中國藝術品發展歷史最為完整的寫照。但是近代中國的被侵略史，使原本清晰可循的藝術品發展歷史，特別是瓷器發展歷史，被西方列強的船堅力炮的摧殘的支離破碎，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前後100年的戰爭破壞、財富爭奪，使得大量的藝術品進入地下，埋在地下的藝術品之豐富，是近百年戰爭的集中表現。
動亂年代，寶藏從地上轉入地下，和平年代，再從地下走到地上，這是歷史索然。出土並不只代表陪葬品，還有大量躲避戰爭的收藏品，“尋寶”一直是我們的主題，好像永遠尋不完，可想而知，我們地下埋藏了多少寶藏。
我們民間收藏了多少，誰也說不清，現在我們要做的事，就是要勇於承認這些不斷出現的“國寶瓷器”，理論界和學術界也要推陳出新，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和完善這些理論，不能光吃老本，抱著舊觀念和舊權威，霸道地否定一切新生事物。
長期以來，瓷器藝術品從未享受到和書畫藝術一樣的崇高藝術地位，書畫藝術是文人藝術，溫文爾雅。瓷器藝術是工匠藝術，而把瓷器藝術劃為工藝品範疇。
當海外瓷器藝術品收藏價值不斷衝擊書畫價值時，我們才重新認識他的藝術價值，我們中國人可以創造出如此精美的藝術品，卻從來沒有成為價值的領導者。
2011年3月22日在紐約亞洲藝術週上。蘇富比紐約舉辦的戴潤齋中國瓷器工藝品珍藏專場，爆出了拍賣史上前無古人的紀錄：一件估價800到1200美元的瓷瓶，被眾多買家一舉拍到了1800.2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2億元)，足足高出2萬多倍。
這件拍品屬於紐約著名的古董商“戴潤齋”珍藏。據業內行家分析，參與競投的買家和許多圈內人士一樣，認為這件被蘇富比專家定義為仿製品的瓷瓶，恰恰是乾隆時期的真品。因此，拍賣結果才會出現如此驚人的價差。他還指出，這件瓷瓶無論就其器形、紋飾，還是其所採用的工藝，都是市場特別追捧的，因此拍到這樣的高價就不足為怪了。
這件拍品準確的名稱為“霽藍描金開光粉彩花鳥暗刻豆青釉如意加裝飾綬帶雙耳尊”，蘇富比認為這件瓷器可能為民國時期的仿品，並謹慎地將其年代描述為“類屬民國”。民國瓷器能夠買到這個價格，許多人感覺不可思議，各種議論千奇百怪，因為這件瓷器的最終成交價高達1800萬美元，摺合人民幣高達一億多元。
對於多年來一直以清三代官窯為旗幟的操作模式來說，一件無足輕重的近代仿品，賣到如此天價，無疑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顆原子彈，具有徹底摧毀傳統經營操作模式的意義，近現代瓷器第一次衝破了大拍場多年來給予的不平等待遇，第一次向大拍場和藝術品證實了近現代瓷器的藝術價值，使得拍賣機構和投資者逐漸迴歸到理性思維之中，從今以後近現代瓷器可以大大方方的登堂入室，拍賣機構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樣對於近現代瓷器不屑一顧，因為近現代瓷器同樣可以給他們帶來高額回報，而且可能更高。
瓷器從最初的使用器具走向欣賞器具時，就已完成向藝術的蛻變，它的青花藝術效果已經可以和水墨畫媲美了，它的三彩、五彩、鬥彩、洋彩、特別是琺琅彩的引進利用，它的色彩斑斕，把瓷器藝術推高到極致。他把文人書畫的理解和工匠技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美輪美奐的藝術珍品。它的每一件作品，不管它是“清三代”的還是晚清、民國的都是人類藝術的最高結晶。
在歷史上被稱為“康乾盛世”，當時社會開放，文人墨客加入進來，歐洲的彩繪技法也得到借鑑，瓷器製作工藝達到了極高的水平。有趣的是，三位皇帝的性格差異不但表現在各自鮮明的執政風格中，還影響到了官窯瓷器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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