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陳勁（1968-），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通訊作者）尹西明，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美國康奈爾大學商學院訪問學者，[email protected]；趙闖,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清華大學技術創新中心博士研究生，清華大學首屆蘇世民學者；朱心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大項目（ 17ZDA082）；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 2015BAK26B0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 71704090）；本文受到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
引用
Citation
陳勁,尹西明,趙闖,等.鄉村創新系統的興起[J].科學與管理,2018,38(1):1-8.
摘要
本文著眼於創新發展的最新趨勢和聯合國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立足於鄉村振興戰略，針對目前創新領域對鄉村創新關注不足的問題，首次提出鄉村創新系統的概念。鄉村創新系統是圍繞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主題，與創新相關的主體要素和非主體要素、地理要素和時空要素以及協調各要素之間關係的制度、政策和文化在創新過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會經濟系統。本文對比了鄉村創新系統和城市創新系統的異同，提出鄉村創新系統建設的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網絡組織建設“三位一體”驅動鄉村振興的機制，簡述了鄉村創新系統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挑戰，通過總結鄉村創新系統促進鄉村振興的實踐經驗與典型案例，對國家和區域創新系統建設有重大的理論貢獻，同時對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精準扶貧方略，完善國家創新與扶貧政策，實現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關鍵詞
創新驅動；鄉村創新系統；鄉村振興戰略；國家創新系統；反貧困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建設和反貧困事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已經從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的17.9%上升至2017年末的58.52%，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從1981年的88.32%下降到了2017年的3.1% 。然而，我國仍然存在著諸如農業發展質量效益競爭力不高、農民增收後勁不足、農村自我發展能力弱等矛盾和挑戰，農村的創新發展和全面振興迫在眉睫。而我國在過去的發展中所出現的留守兒童問題、農村黑社會勢力問題、腐敗問題近年來頻頻發生；環境汙染問題、城鄉發展不均衡（葉興慶, 2017）、農村集體行動力不足（王亞華, 2017a）、科技創新對農村發展支持不足等問題進一步凸顯，鄉村治理體系變革刻不容緩。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從“落後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我國目前最大的發展不平衡依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仍然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1月2號的“中央一號文件”也進一步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芝加哥學派著名社會學家派克（Ro be r t Ea r a Park）也明確提出，都市是西方社會的實驗室，鄉村是東方社會學的實驗室。現代西方的社會問題都是都市社會問題，而東方的社會問題是鄉村社會問題。在派克寫的《論中國》一文中，他指出“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就是鄉村社會與都市社會的不同”（孫平, 2005）。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第一個就是消除貧困（No Poverty），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中國問題的出路在鄉村，鄉村振興的關鍵在於通過提升鄉村創新能力，進而逐步建立鄉村創新系統，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促進人民幸福。
在國際競爭方面，中國的發展也面臨競爭壓力和現實挑戰。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創新關注度高、進展快，但農業創新嚴重滯後。以美國、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為代表的國家在農業創新方面探索出不少的成功模式，為減少城鄉差距、促進鄉村振興提供了經驗。例如，以色列十分重視農業的科技投入，農業發展走資源高效集約化的道路，20世紀80年代，以色列科技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就已經達到96%（郭久榮, 2006）。雖然我國工程領域的科技創新取得了長足進展，並在量子通信、航天工程、人造衛星、人工智能等領域實現了國際領先優勢（Chen &Yin, 2018），但是我國農副食品加工業、傢俱製造業、紡織服裝服飾業、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製品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製品和製鞋業等這些有關民生的消費品的創新水平很低，創新成效明顯不足（陳勁，2017a），農業科技投入佔農業產值僅為0.3%左右（以色列則佔3%）。加強農業科技領域創新成為新的發展方向和潛力所在，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是一個國家現代農業發展的基石。
在創新研究發展方面，樸素式創新（Ra d jo u & Prabhu, 2015; Weyrauch & Herstatt, 2016; eliveld & Knorringa, 2018）, 負責任創新（Stilgoe, Owen, & Macnaghten, 2013; Pandza & Ellwood, 2013），包容性創新（Sonne, 2012; Soman, Stein, & Wong, 2014; Foster & Heeks, 2016; Pansera & Owen, 2018），創新與反貧困（Bradshaw, 2007）、創新與和平（Miklian & Hoelscher, 2017; 陳勁, 黃江, 2017）、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創新應對氣候變化、全球變暖等社會挑戰），創新與人才培養（託尼·瓦格納, 2015）等新議題逐步湧現出來；而民間創新系統的建立和創新治理的社會參與機制的建設，是科技創新強國建設的新任務（陳勁, 2017b），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鄉村創新系統的建立。如何結合國家戰略，用體驗經濟、社群經濟、共享經濟等新經濟形態激發基層創新活力，獲得持久創新效益，成為新的研究要點。同時，從創新研究的分類上，一方面是基於區域的劃分：國家創新系統（Freeman, 1987, 1995; Lundvall, 2010; Nelson, 1993）、區域創新系統（Cooke, 1992, 2004）、國家創業系統和區域創業系統（Ács, Autio, &Szerb, 2014; Chen & Zhao, 2015）；另一方面是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劃分：產業創新系統（Malerba, 1996, 2002）和企業創新系統（陳勁, 黃淑芳, 2014）。這些劃分方法缺少從城市、鄉村二元視角對創新系統進行分析，缺少對鄉村創新的系統研究。鄉村創新系統是實現精準扶貧、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對目前創新系統研究的重要補充，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範式和新的創新概念正式提出，兼具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正文
1 鄉村創新系統與城市創新系統：城鄉二元創新的綜合分析框架
實現國家現代化不能落下農村（葉興慶, 2017）。鄉村創新發展是國家創新發展不可分割的部分，鄉村創新體系和城市創新體系作為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的重要支撐，對促進和完善國家和區域創新系統建設、提升國家創新能力具有重要基礎性意義。我國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以創新理論、區域經濟學和系統論為基礎，提出了城市創新系統的概念（趙黎明, 冷曉明, 2002; 趙黎明, 李振華, 2003），用以研究城市創新系統的原理和運行過程，為我國城市創新戰略的正確制定和有效實施提供了相應的理論依據（盧中華, 王玲, 2010）。
城市發展需要依託城市創新系統，城市創新系統作為國家創新系統和企業創新系統之間的橋樑，對建設創新型城市和智慧城市有重要作用（廖德賢, 張平，2005）。但是，正如社會學家派克所言,“西方的問題出路在城市，東方——尤其是中國——問題的出路在農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戰略依託和振興路徑，是建立和完善鄉村創新系統，從根本上推動解決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實現農業農村的可持續發展與現代化目標。
與城市創新系統相對應，我們正式提出“鄉村創新系統”的概念。所謂鄉村創新系統，是指圍繞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主題，各種與創新相關的主體要素（創新的主體和組織機構——包括農民、基層政府和自治組織、中小企業等）和非主體要素（創新所需要的物質、資源條件），地理要素與時空要素，以及協調各要素之間關係的制度、政策和文化在創新過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會經濟系統。
為了便於學術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對鄉村創新系統和城市創新系統的異同點有更為清晰的認識，我們從創新目標、創新主體、基本要素、創新模式、創新環境、創新挑戰、作用機制、產業依託、創新人才、創新政策等10個維度對城市創新系統和鄉村創新系統作了初步的對比，提供了一個綜合分析的框架視角（表1）。
正文
2 鄉村創新系統建設“三位一體”驅動鄉村振興的路徑機制
鄉村創新系統的主要功能是通過新知識、新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的產生、擴散和應用，來調動鄉村創新主體全面參與鄉村創新，促進鄉村創新系統內基礎要素和支撐性要素的自由流動，並通過互聯網等中介組織網絡實現與城市創新系統的協同聯動，利用城市創新系統的創新擴散，加速鄉村創新系統的生態發展與價值創造。具體而言，鄉村創新系統通過對創新政策和活動的執行和評估、對創新資源的供給和優化配置，構建利於鄉村創新的基礎設施、資本體系（張紅宇, 2015）和文化氛圍，完善創新制度與創新政策，培育新鄉村創新創業精神，促進新知識、新技術的產生以及在鄉村創新系統內的擴散應用，提高科技驅動在鄉村創新的佔比，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馬曉河, 2015），最終實現農業農村農民三位一體可持續發展。創新從來不是單一的技術投入或要素投入，而是科學、技術、政策、制度和網絡建設協同促進的複雜過程（陳勁，尹西明, 梅亮, 2017；Chen, Yin & Mei, 2018），需要應用整合式的創新政策思維，從農業科技創新、制度和管理創新、網絡與中介組織創新等多方面入手，推進鄉村綜合創新能力提升，全面貫徹創新驅動戰略和精準扶貧方略，實現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見圖1）。
2.1 科技創新賦能現代“三農”發展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鄉村創新系統的發展核心是農業科技創新與擴散應用，農業科技創新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這一體系是由公共部門的農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農業科技推廣服務機構組成的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體系、農業企業技術創新體系、農業科技中介服務體系以及國內外農業科技創新環境組成的網絡系統，其核心是農業科學技術知識的生產、循環流轉和應用。近年來，我國財政對農業科研的公共投資一直處在佔農業產值0.3%的水平，與國際平均水平1%有較大差距，與農業科技創新強國以色列的3%更是相去甚遠（奚煒菁，2012）。
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不僅是城市創新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農業科技創新最根本的驅動力。但是與城市創新系統不同之處在於，鄉村創新系統中缺少大學和研究機構這一知識生產主體，而且集體經濟和鄉鎮中小企業由於規模、資金和管理經驗等限制，其技術創新能力遠遜於城市系統中的企業。因此，鄉村創新系統建設在強化農業科技創新投入和科技創新隊伍建設的同時，仍然需要依託與城市創新要素的協同，通過農業科技企業的自主創新與新型職業農民參與的用戶創新，強化產學研合作與科技成果轉化應用。
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經驗和我國農業發展探索表明，農業科技創新不僅是影響一國農村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也是國家創新體系和鄉村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發展現代農業的重要支撐。縱觀美國、日本、以色列等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均是在政府主導科技創新投入的基礎上，引入市場競爭合作機制，發揮大學在農業科技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合理引導企業和非政府公共投資參與農業科技創新和應用體系建設，注重通過科技成果轉化和農民素質的提高，為農業發展注入更多科技元素，提高單位土地和投入要素的產出效率。
2.2 制度與管理創新激勵全員參與
創新不是依靠單個方面的改進或提升，也不是自然而然生髮出來的，而是有組織、有設計地開展創新的結果（柯拉爾, 2017）。鄉村創新能力的提升不只是政府主導的多元化科技創新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更需要通過因地制宜的城鎮化（尹西明等, 2014）、土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和經營管理制度的改革，來加強鄉村治理體系的服務與支撐能力，調動全員參與全要素創新的積極性，形成全民創新創業的文化氛圍。制度經濟學的共識之一是通過產權制度改革激勵社會主體參與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我國現階段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就是通過制度改革保障農業創新主體參與積極性的典型代表。農村集體用地和宅基地“三權”改革（王亞華, 2017b）、農業生產支持保護制度完善、農業科技成果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等是適應市場化、國際化趨勢，保護和調動農民、企業以及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全員參與鄉村創新系統建設，實現鄉村創新創業和綜合能力提升的重要制度保障。與此同時，政府組織還應當加大對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技術投入力度，加快農業高新技術開發的政策與法律制定實施進程，實現農業發展、環境保護與自主創新的同步推進。
制度變革基礎上的管理創新是實現鄉村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保障。基層自治組織和鄉鎮企業通過管理模式創新激勵和帶動全員創新，是實現致富脫貧和農村包容性增長的重要途徑（Sengupta, 2016）。鼓勵農業專業化服務發展、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管理體系（吳小梅，2017）有助於降低農業勞動流流失、吸引農業創新人才，有效藉助電子商務和農村電子政務也是提升農業和農村管理效率的新趨勢（王亞華, 2017c）。
2.3 網絡與中介組織創新加快創新要素自由流動
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創新制度建設的根本目的在於，提升科技創新投入產出和保障多元主體參與鄉村創新過程，藉助網絡與中介組織、行業協會等市場化的力量實現農村供給側改革、降低創新要素流動的時間與資金成本（王亞華, 2013）。而且，鄉村創新系統和國家創新系統的機制類似，不是一個靜態的創新環境，而是一個促進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創新成果快速擴散和賦能農業、農民、農村發展的動態系統（Nelson, 1993；Clarke, Chelliah & Pattinson，2018），創新系統內的知識、人才、資本與新技術的自由流動與應用速度，決定了鄉村創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因此，促進鄉村創新能力提升、加快鄉村振興的關鍵，是加強網絡組織能力建設，加快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和促進創新成果的高效轉化。在此過程中，社會化、立體化和網絡化的中介服務體系、新型農業合作社、普惠金融融資體系、農業技術遠程培訓網絡、信息化服務體系和現代物流體系等中介組織和網絡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支撐價值。尤其是現代互聯網和現代物流普及對完善鄉村創新網絡基礎設施、聯通鄉村創新系統和城市創新系統具有重要價值，這對加快城鄉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流動、匹配城鄉創新要素與商業機會、降低現代農業和旅遊服務業與城市需求的對接交易成本具有顯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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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鄉村創新系統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挑戰
建立和完善鄉村創新系統，加快鄉村振興，完成精準扶貧和反貧困目標，實現城鄉聯動和可持續、包容性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既對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諸多基於中國情境的挑戰，也是創新學者面臨的新的戰略性議題。這一議題未來研究的可能方向和主要挑戰主要包括創新政策、創新治理和經濟發展三個方面。
3.1 創新政策：戰略驅動與頂層設計保障鄉村創新系統良性發展
鄉村振興戰略是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鄉村的體現與落實，相應的鄉村創新政策既要遵循一般的創新政策規律，也要結合我國鄉村發展現狀與現有的創新資源基礎、環境基礎進行針對性的頂層設計。如何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整體規劃下，將農業科技創新、產業發展與鄉村發展相結合，與農村土地制度、產權制度改革相結合？如何評估和優化現有的農業科技創新政策為鄉村創新體系注入持久的知識資源？如何設計鄉村治理體系創新，促進城鄉二元創新系統的建設與完善？如何重塑農村經濟市場秩序，強化支持鄉村創新的中介服務體系？
3.2 創新治理：創新過程和要素管理提升鄉村綜合創新能力
未來十幾年是中國農村大變革時期，鄉村振興需要全面深化與系統加強農村治理（王亞華，2017c），通過創新治理模式提升鄉村綜合創新能力。鄉村創新系統的良性發展必須基於對創新規律的準確把握以及創新過程和創新要素的有效管理。現階段我們該如何準確認識現有鄉村創新體系的特徵？如何建立有效的鄉村創新能力評估的指標體系？有哪些促進農村創新的路徑和範式？如何將現有的創新理論，諸如包容性創新、樸素式創新、開放式創新應用於鄉村創新系統的建設？如何營造重視農業人才、發展農業科技和開展創新創業的文化氛圍，吸引新型農業人才返鄉創新創業？如何認識鄉村創新體系對區域創新體系以及國家創新體系的內在關係與作用機制？這些都是提升鄉村綜合創新能力的重要話題。
3.3 創新與經濟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速鄉村創新系統發展
農業現代化是推動農村現代化、實現農民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通過產權制度、經營制度和金融財稅制度改革促進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李美雲, 2005）、縣域經濟、集體經濟和農村中小企業發展是鄉村創新系統的重要內容。如何通過鄉村創新系統的建設實現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與創新？農業產業體系如何創新與完善？三農人才隊伍和新型職業農民創新能力如何提升？如何通過科技成果轉化和科技服務體系建設促進農村經濟提質提效？農業科技創新要素投入與產出的創新經濟學機制是什麼？如何突破現有產權和土地制度改革困境，實現城鄉創新系統要素的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這些都是超越了一般城市經濟學和創新經濟學範疇的獨特議題，需要在實踐探索中找尋鄉村創新系統建設的“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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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鄉村創新系統助力農村發展的典型案例與主要經驗
4.1 科技創新促進農業跨越式發展——以隆平高科與華大基因為例
農業發展，種業先行。成立於1999年並以“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名字命名的袁隆平農業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隆平高科”），以“推動種業進步，造福世界人民”為使命，通過構建全球化的商業育種體系以及國際先進的生物技術平臺，以“種業運營”和“農業服務”兩大體系為切入點，依託持續的研發創新推動農業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和產業變革。隆平高科擁有500餘人的全球化研發團隊，年研發投入佔企業營收比例約10%，在中國、菲律賓、印度、美國、巴西等國家設立研發機構和實驗基地，主要農作物種子的研發創新能力居世界領先水平。與此同時，隆平高科依託隆平公益基金會開展農業領域的科技服務慈善活動，並積極開展援外農業培訓和項目合作，迄今已為亞非拉60多個發展中國家培訓了5000餘名農業技術人才，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種業與農業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在2017年躋身全球種業企業前十強。
基因科技，保障農糧安全，造福人類。為改善全球生態環境和人類飲食結構，同時響應國家農業發展政策和“一帶一路”倡議的號召，華大小米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大小米”）於2015年在深圳成立，依託華大基因集團各大高新技術平臺，著眼於穀子從育種、種植到深加工的完整產業鏈，依託以穀子為模式生物的基因組學及分子育種研究成果，批量獲取並保護了穀子的遺傳信息核心知識產權，完成了穀子基因組圖譜的繪製，揭示出穀子抗旱節水、豐產、耐瘠等生理機制，為全球範圍內深刻認識穀子生物特性、表型和生理機制，推動新興農業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農業科技支撐，有望成為驅動中國現代農業科技的技術引擎之一。
4.2 鄉村治理變革提升鄉村創新生態建設——以浙江義烏何斯路村與奉化滕頭村為例
浙江義烏的何斯路村在鄉村治理創新方面著力發揮村民主體作用，探索出“功德銀行+基層黨建”的治理新道路。功德銀行通過記錄村民的善行並換算為各家各戶的積分，鼓勵村民互幫互助形成奉獻的精神。信用是鄉村熟人社會的通行證，假如沒有信用二字，鄉村的治理寸步難行。何斯路村通過將信用具象化，黨員代表起示範作用，創造了一個互信互利的鄉村社會。
浙江滕頭村原來是奉化市蕭王廟街道的一個遠近聞名的窮村，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條件相當落後，素有“有女不嫁滕頭郎”的說法。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迅猛發展，農民紛紛退包土地、進城務工，土地大面積拋荒。時任村黨支部副書記的傅企平提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改革方案，帶領村民開啟了土地經營改革的步伐，隨後滕頭村又陸續成功實施了舊村改造、集體企業股份制改造、生態農業建設等三個鄉村創新體系的躍升，最終把原來只有300戶約800人的窮鄉僻壤小村莊打造成了聯合國“地球生態500佳”村莊和首批全國文明村、全國生態示範區和國家5A級旅遊區。正是鄉村治理體系的不斷變革，助力滕頭村探索出了“連鎖滕頭”的生態創新發展模式。
4.3 基於互聯網的中介網絡組織變革提升鄉村創新能力——以浙江麗水淘寶村為例
阿里巴巴農村戰略是“互聯網+”在鄉村滲透、促進鄉村網絡組織建設的典型代表。隨著鄉村的物流體系日益完善、寬帶覆蓋面擴大，一些“淘寶”村逐漸形成規模，截至2017年底，阿里平臺催生了2118個淘寶村，電商帶動就業人數超過2800萬人，2017年全國淘寶村銷售額達到1200億元。以浙江麗水淘寶村為例，他們通過鄰里示範、社交示範和網商協會平臺互相學習交流，自發推動了鄉村村民自主創業的熱潮，進一步吸引了物流等配套服務商的聚集，從而推動了鄉村電子商務的發展，是通過大數據和新零售的創新管理模式推動鄉村創新網絡建設、實現城鄉聯動、農民脫貧、農村發展的典型案例。
結論
5 結論與啟示
為了更好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農業農村農民發展，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本文立足中國國情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趨勢，針對目前創新領域對鄉村創新的關注不足等問題，首次提出了鄉村創新系統的概念。隨後，本文指出了鄉村創新系統和城市創新系統的異同，提出了鄉村創新系統從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網絡組織建設“三位一體”驅動鄉村振興的機制，簡述了鄉村創新系統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挑戰。最後簡要總結了鄉村創新系統促進鄉村振興的實踐經驗與案例，為我國科技創新工作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實現鄉村振興的創新系統論，對國家和區域創新系統建設有重大的理論貢獻，同時對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精準扶貧方略、完善國家創新與扶貧政策，實現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注： 註釋和參考文獻詳見原文。
本文摘自《科學與管理》雜誌2018年38卷第1期。文中所涉及到文字、圖片版權均屬《科學與管理》雜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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