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劲（1968-），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通讯作者）尹西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美国康奈尔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email protected]；赵闯,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清华大学技术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首届苏世民学者；朱心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 17ZDA082）；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015BAK26B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71704090）；本文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引用
Citation
陈劲,尹西明,赵闯,等.乡村创新系统的兴起[J].科学与管理,2018,38(1):1-8.
摘要
本文着眼于创新发展的最新趋势和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针对目前创新领域对乡村创新关注不足的问题，首次提出乡村创新系统的概念。乡村创新系统是围绕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主题，与创新相关的主体要素和非主体要素、地理要素和时空要素以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政策和文化在创新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系统。本文对比了乡村创新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的异同，提出乡村创新系统建设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网络组织建设“三位一体”驱动乡村振兴的机制，简述了乡村创新系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挑战，通过总结乡村创新系统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与典型案例，对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同时对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精准扶贫方略，完善国家创新与扶贫政策，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
创新驱动；乡村创新系统；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创新系统；反贫困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反贫困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已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17.9%上升至2017年末的58.52%，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981年的88.32%下降到了2017年的3.1% 。然而，我国仍然存在着诸如农业发展质量效益竞争力不高、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弱等矛盾和挑战，农村的创新发展和全面振兴迫在眉睫。而我国在过去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留守儿童问题、农村黑社会势力问题、腐败问题近年来频频发生；环境污染问题、城乡发展不均衡（叶兴庆, 2017）、农村集体行动力不足（王亚华, 2017a）、科技创新对农村发展支持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乡村治理体系变革刻不容缓。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国目前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依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仍然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号的“中央一号文件”也进一步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芝加哥学派著名社会学家派克（Ro be r t Ea r a Park）也明确提出，都市是西方社会的实验室，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现代西方的社会问题都是都市社会问题，而东方的社会问题是乡村社会问题。在派克写的《论中国》一文中，他指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就是乡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不同”（孙平, 2005）。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就是消除贫困（No Poverty），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中国问题的出路在乡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通过提升乡村创新能力，进而逐步建立乡村创新系统，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促进人民幸福。
在国际竞争方面，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竞争压力和现实挑战。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创新关注度高、进展快，但农业创新严重滞后。以美国、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国家在农业创新方面探索出不少的成功模式，为减少城乡差距、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例如，以色列十分重视农业的科技投入，农业发展走资源高效集约化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就已经达到96%（郭久荣, 2006）。虽然我国工程领域的科技创新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在量子通信、航天工程、人造卫星、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了国际领先优势（Chen &Yin, 2018），但是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等这些有关民生的消费品的创新水平很低，创新成效明显不足（陈劲，2017a），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产值仅为0.3%左右（以色列则占3%）。加强农业科技领域创新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一个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石。
在创新研究发展方面，朴素式创新（Ra d jo u & Prabhu, 2015; Weyrauch & Herstatt, 2016; eliveld & Knorringa, 2018）, 负责任创新（Stilgoe, Owen, & Macnaghten, 2013; Pandza & Ellwood, 2013），包容性创新（Sonne, 2012; Soman, Stein, & Wong, 2014; Foster & Heeks, 2016; Pansera & Owen, 2018），创新与反贫困（Bradshaw, 2007）、创新与和平（Miklian & Hoelscher, 2017; 陈劲, 黄江, 2017）、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创新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社会挑战），创新与人才培养（托尼·瓦格纳, 2015）等新议题逐步涌现出来；而民间创新系统的建立和创新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的建设，是科技创新强国建设的新任务（陈劲, 2017b），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村创新系统的建立。如何结合国家战略，用体验经济、社群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激发基层创新活力，获得持久创新效益，成为新的研究要点。同时，从创新研究的分类上，一方面是基于区域的划分：国家创新系统（Freeman, 1987, 1995; Lundvall, 2010; Nelson, 1993）、区域创新系统（Cooke, 1992, 2004）、国家创业系统和区域创业系统（Ács, Autio, &Szerb, 2014; Chen & Zhao, 2015）；另一方面是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划分：产业创新系统（Malerba, 1996, 2002）和企业创新系统（陈劲, 黄淑芳, 2014）。这些划分方法缺少从城市、乡村二元视角对创新系统进行分析，缺少对乡村创新的系统研究。乡村创新系统是实现精准扶贫、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对目前创新系统研究的重要补充，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和新的创新概念正式提出，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正文
1 乡村创新系统与城市创新系统：城乡二元创新的综合分析框架
实现国家现代化不能落下农村（叶兴庆, 2017）。乡村创新发展是国家创新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乡村创新体系和城市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对促进和完善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基础性意义。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创新理论、区域经济学和系统论为基础，提出了城市创新系统的概念（赵黎明, 冷晓明, 2002; 赵黎明, 李振华, 2003），用以研究城市创新系统的原理和运行过程，为我国城市创新战略的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卢中华, 王玲, 2010）。
城市发展需要依托城市创新系统，城市创新系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和企业创新系统之间的桥梁，对建设创新型城市和智慧城市有重要作用（廖德贤, 张平，2005）。但是，正如社会学家派克所言,“西方的问题出路在城市，东方——尤其是中国——问题的出路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战略依托和振兴路径，是建立和完善乡村创新系统，从根本上推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目标。
与城市创新系统相对应，我们正式提出“乡村创新系统”的概念。所谓乡村创新系统，是指围绕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主题，各种与创新相关的主体要素（创新的主体和组织机构——包括农民、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中小企业等）和非主体要素（创新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条件），地理要素与时空要素，以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政策和文化在创新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系统。
为了便于学术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对乡村创新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的异同点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我们从创新目标、创新主体、基本要素、创新模式、创新环境、创新挑战、作用机制、产业依托、创新人才、创新政策等10个维度对城市创新系统和乡村创新系统作了初步的对比，提供了一个综合分析的框架视角（表1）。
正文
2 乡村创新系统建设“三位一体”驱动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
乡村创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的产生、扩散和应用，来调动乡村创新主体全面参与乡村创新，促进乡村创新系统内基础要素和支撑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通过互联网等中介组织网络实现与城市创新系统的协同联动，利用城市创新系统的创新扩散，加速乡村创新系统的生态发展与价值创造。具体而言，乡村创新系统通过对创新政策和活动的执行和评估、对创新资源的供给和优化配置，构建利于乡村创新的基础设施、资本体系（张红宇, 2015）和文化氛围，完善创新制度与创新政策，培育新乡村创新创业精神，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产生以及在乡村创新系统内的扩散应用，提高科技驱动在乡村创新的占比，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马晓河, 2015），最终实现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可持续发展。创新从来不是单一的技术投入或要素投入，而是科学、技术、政策、制度和网络建设协同促进的复杂过程（陈劲，尹西明, 梅亮, 2017；Chen, Yin & Mei, 2018），需要应用整合式的创新政策思维，从农业科技创新、制度和管理创新、网络与中介组织创新等多方面入手，推进乡村综合创新能力提升，全面贯彻创新驱动战略和精准扶贫方略，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见图1）。
2.1 科技创新赋能现代“三农”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乡村创新系统的发展核心是农业科技创新与扩散应用，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这一体系是由公共部门的农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构组成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业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农业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以及国内外农业科技创新环境组成的网络系统，其核心是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循环流转和应用。近年来，我国财政对农业科研的公共投资一直处在占农业产值0.3%的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1%有较大差距，与农业科技创新强国以色列的3%更是相去甚远（奚炜菁，2012）。
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仅是城市创新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农业科技创新最根本的驱动力。但是与城市创新系统不同之处在于，乡村创新系统中缺少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一知识生产主体，而且集体经济和乡镇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资金和管理经验等限制，其技术创新能力远逊于城市系统中的企业。因此，乡村创新系统建设在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创新队伍建设的同时，仍然需要依托与城市创新要素的协同，通过农业科技企业的自主创新与新型职业农民参与的用户创新，强化产学研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经验和我国农业发展探索表明，农业科技创新不仅是影响一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和乡村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纵观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均是在政府主导科技创新投入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合作机制，发挥大学在农业科技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合理引导企业和非政府公共投资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体系建设，注重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和农民素质的提高，为农业发展注入更多科技元素，提高单位土地和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
2.2 制度与管理创新激励全员参与
创新不是依靠单个方面的改进或提升，也不是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而是有组织、有设计地开展创新的结果（柯拉尔, 2017）。乡村创新能力的提升不只是政府主导的多元化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更需要通过因地制宜的城镇化（尹西明等, 2014）、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来加强乡村治理体系的服务与支撑能力，调动全员参与全要素创新的积极性，形成全民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制度经济学的共识之一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激励社会主体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国现阶段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通过制度改革保障农业创新主体参与积极性的典型代表。农村集体用地和宅基地“三权”改革（王亚华, 2017b）、农业生产支持保护制度完善、农业科技成果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等是适应市场化、国际化趋势，保护和调动农民、企业以及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全员参与乡村创新系统建设，实现乡村创新创业和综合能力提升的重要制度保障。与此同时，政府组织还应当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投入力度，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开发的政策与法律制定实施进程，实现农业发展、环境保护与自主创新的同步推进。
制度变革基础上的管理创新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保障。基层自治组织和乡镇企业通过管理模式创新激励和带动全员创新，是实现致富脱贫和农村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Sengupta, 2016）。鼓励农业专业化服务发展、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管理体系（吴小梅，2017）有助于降低农业劳动流流失、吸引农业创新人才，有效借助电子商务和农村电子政务也是提升农业和农村管理效率的新趋势（王亚华, 2017c）。
2.3 网络与中介组织创新加快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科技创新投入产出和保障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创新过程，借助网络与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市场化的力量实现农村供给侧改革、降低创新要素流动的时间与资金成本（王亚华, 2013）。而且，乡村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的机制类似，不是一个静态的创新环境，而是一个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成果快速扩散和赋能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动态系统（Nelson, 1993；Clarke, Chelliah & Pattinson，2018），创新系统内的知识、人才、资本与新技术的自由流动与应用速度，决定了乡村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因此，促进乡村创新能力提升、加快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加强网络组织能力建设，加快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促进创新成果的高效转化。在此过程中，社会化、立体化和网络化的中介服务体系、新型农业合作社、普惠金融融资体系、农业技术远程培训网络、信息化服务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等中介组织和网络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价值。尤其是现代互联网和现代物流普及对完善乡村创新网络基础设施、联通乡村创新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具有重要价值，这对加快城乡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流动、匹配城乡创新要素与商业机会、降低现代农业和旅游服务业与城市需求的对接交易成本具有显著作用。
正文
3 乡村创新系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挑战
建立和完善乡村创新系统，加快乡村振兴，完成精准扶贫和反贫困目标，实现城乡联动和可持续、包容性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诸多基于中国情境的挑战，也是创新学者面临的新的战略性议题。这一议题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和主要挑战主要包括创新政策、创新治理和经济发展三个方面。
3.1 创新政策：战略驱动与顶层设计保障乡村创新系统良性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乡村的体现与落实，相应的乡村创新政策既要遵循一般的创新政策规律，也要结合我国乡村发展现状与现有的创新资源基础、环境基础进行针对性的顶层设计。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规划下，将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乡村发展相结合，与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如何评估和优化现有的农业科技创新政策为乡村创新体系注入持久的知识资源？如何设计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促进城乡二元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完善？如何重塑农村经济市场秩序，强化支持乡村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
3.2 创新治理：创新过程和要素管理提升乡村综合创新能力
未来十几年是中国农村大变革时期，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深化与系统加强农村治理（王亚华，2017c），通过创新治理模式提升乡村综合创新能力。乡村创新系统的良性发展必须基于对创新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创新过程和创新要素的有效管理。现阶段我们该如何准确认识现有乡村创新体系的特征？如何建立有效的乡村创新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有哪些促进农村创新的路径和范式？如何将现有的创新理论，诸如包容性创新、朴素式创新、开放式创新应用于乡村创新系统的建设？如何营造重视农业人才、发展农业科技和开展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吸引新型农业人才返乡创新创业？如何认识乡村创新体系对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这些都是提升乡村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话题。
3.3 创新与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速乡村创新系统发展
农业现代化是推动农村现代化、实现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通过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和金融财税制度改革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李美云, 2005）、县域经济、集体经济和农村中小企业发展是乡村创新系统的重要内容。如何通过乡村创新系统的建设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与创新？农业产业体系如何创新与完善？三农人才队伍和新型职业农民创新能力如何提升？如何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村经济提质提效？农业科技创新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创新经济学机制是什么？如何突破现有产权和土地制度改革困境，实现城乡创新系统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些都是超越了一般城市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范畴的独特议题，需要在实践探索中找寻乡村创新系统建设的“中国方案”。
正文
4 乡村创新系统助力农村发展的典型案例与主要经验
4.1 科技创新促进农业跨越式发展——以隆平高科与华大基因为例
农业发展，种业先行。成立于1999年并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名字命名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以“推动种业进步，造福世界人民”为使命，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商业育种体系以及国际先进的生物技术平台，以“种业运营”和“农业服务”两大体系为切入点，依托持续的研发创新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变革。隆平高科拥有500余人的全球化研发团队，年研发投入占企业营收比例约10%，在中国、菲律宾、印度、美国、巴西等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和实验基地，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研发创新能力居世界领先水平。与此同时，隆平高科依托隆平公益基金会开展农业领域的科技服务慈善活动，并积极开展援外农业培训和项目合作，迄今已为亚非拉6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5000余名农业技术人才，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种业与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2017年跻身全球种业企业前十强。
基因科技，保障农粮安全，造福人类。为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和人类饮食结构，同时响应国家农业发展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号召，华大小米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大小米”）于2015年在深圳成立，依托华大基因集团各大高新技术平台，着眼于谷子从育种、种植到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依托以谷子为模式生物的基因组学及分子育种研究成果，批量获取并保护了谷子的遗传信息核心知识产权，完成了谷子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揭示出谷子抗旱节水、丰产、耐瘠等生理机制，为全球范围内深刻认识谷子生物特性、表型和生理机制，推动新兴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农业科技支撑，有望成为驱动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的技术引擎之一。
4.2 乡村治理变革提升乡村创新生态建设——以浙江义乌何斯路村与奉化滕头村为例
浙江义乌的何斯路村在乡村治理创新方面着力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探索出“功德银行+基层党建”的治理新道路。功德银行通过记录村民的善行并换算为各家各户的积分，鼓励村民互帮互助形成奉献的精神。信用是乡村熟人社会的通行证，假如没有信用二字，乡村的治理寸步难行。何斯路村通过将信用具象化，党员代表起示范作用，创造了一个互信互利的乡村社会。
浙江滕头村原来是奉化市萧王庙街道的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相当落后，素有“有女不嫁滕头郎”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农民纷纷退包土地、进城务工，土地大面积抛荒。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傅企平提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改革方案，带领村民开启了土地经营改革的步伐，随后滕头村又陆续成功实施了旧村改造、集体企业股份制改造、生态农业建设等三个乡村创新体系的跃升，最终把原来只有300户约800人的穷乡僻壤小村庄打造成了联合国“地球生态500佳”村庄和首批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示范区和国家5A级旅游区。正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不断变革，助力滕头村探索出了“连锁滕头”的生态创新发展模式。
4.3 基于互联网的中介网络组织变革提升乡村创新能力——以浙江丽水淘宝村为例
阿里巴巴农村战略是“互联网+”在乡村渗透、促进乡村网络组织建设的典型代表。随着乡村的物流体系日益完善、宽带覆盖面扩大，一些“淘宝”村逐渐形成规模，截至2017年底，阿里平台催生了2118个淘宝村，电商带动就业人数超过2800万人，2017年全国淘宝村销售额达到1200亿元。以浙江丽水淘宝村为例，他们通过邻里示范、社交示范和网商协会平台互相学习交流，自发推动了乡村村民自主创业的热潮，进一步吸引了物流等配套服务商的聚集，从而推动了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是通过大数据和新零售的创新管理模式推动乡村创新网络建设、实现城乡联动、农民脱贫、农村发展的典型案例。
结论
5 结论与启示
为了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针对目前创新领域对乡村创新的关注不足等问题，首次提出了乡村创新系统的概念。随后，本文指出了乡村创新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的异同，提出了乡村创新系统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网络组织建设“三位一体”驱动乡村振兴的机制，简述了乡村创新系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挑战。最后简要总结了乡村创新系统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与案例，为我国科技创新工作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创新系统论，对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同时对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精准扶贫方略、完善国家创新与扶贫政策，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注： 注释和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本文摘自《科学与管理》杂志2018年38卷第1期。文中所涉及到文字、图片版权均属《科学与管理》杂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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