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這調調
說到莫高窟的文物流失，我們不得不提到王道士。初讀他的時候，每當讀到文物流失，讓人咬牙切齒。以至於今天我們的莫高窟文化研究人員，還要低聲下氣的去大英博物館，隔著玻璃限時拍照錄像。而有些孤本經文，已經石沉大海，難覓蹤跡。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圓籙，一作元錄，又作圓祿。家貧，為 衣食計，逃生四方。清光緒初，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奉道教，後離軍，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遠遊新疆。約光緒二十 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區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佈施，兼四出佈道幕化，小有積蓄，乃於莫高窟第16窟東側建太清宮道觀，即今“下寺”。
敦煌莫高窟，又稱千佛洞，位於敦煌東南的鳴沙山，它和龍門石窟，雲岡石窟並稱為我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並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4萬餘件。
餘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裡面一篇文章《道士塔》著重記錄了一個民族罪人王道士，他販賣珍貴的壁畫給英國強盜斯坦因。讀完真是義憤填膺，恨不得我早生一百年攔住強盜的車子，把我們珍貴的遺產拼了命也要搶回來，接著再痛斥這個老道，怎麼就沒有民族尊嚴？
1931年這位受到譴責的老道士去世了，葬於莫高窟廟前大泉河東岸，去世前他瘋了，曾擬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層樓事未竟。奇怪的是他販賣文物的說法是我們國人自己說的，買走文物的斯坦因反倒在他的書中描述他是怎樣絞盡腦汁，欺騙這位老實巴交的文盲老道，用銀五百兩騙買經卷五百七十餘件。同時期的法國人也執這一說法。
一般來講，我們不能相信強盜邏輯。如果是心甘情願，那麼王道士兢兢業業，辛辛苦苦幾十年為何？如果不是被騙，道士晚年為何瘋掉？箇中辛酸，一人品味，旁人怎能理解？
讓歷史重回1990年6月26日，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裡，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並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籙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籙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後來連醉心於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結尾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寫了，功過自有公論。
長安城不良人
甘肅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坐落於河西走廊、絲綢之路上；與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
此外，在絲綢之路上還有許多石窟，形成了絲路石窟走廊，綿延千里。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克孜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甘肅除了莫高窟、麥積山石窟之外，張掖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縣炳林寺石窟，肅南馬蹄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平涼南石窟寺、慶陽北石窟寺，武山縣水簾洞石窟，甘谷縣大像山石窟、華蓋寺石窟，武山縣木梯寺石，西和縣法鏡寺石窟、八峰崖石窟，武山縣禪殿寺石窟等百餘座石窟。
然而，甘肅最著名的石窟要數敦煌莫高窟，被譽為20世紀最有價值的文化發現、“東方盧浮宮”。就是這樣一座藝術寶庫卻在晚清時期，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加之西方列強的文化侵略，莫高窟遭遇了中華文化史上空前浩劫。
在中學課本上，我們就學過餘秋雨《道士塔》；課文中描述了一個愚昧無知的道士是如何將佛教的經典這樣流到洋人的手裡的。風華正茂、書生意氣年代的我們，每當讀到此篇文章之後，無不對道士王圓籙的無知百般嘲諷，對清政府的軟弱咬牙切齒，對洋人的貪婪極盡詛咒。在而立之年的我們，經歷了世事變遷，也嚐了人間百態。再次面對這篇文章時，忽然驚出一身冷汗。我們在嘲笑王道士的無知，殊不知我們也在逐漸成為今天的王道士；在嘲笑清政府的保護不力，我能卻將文化遺址不加保護，或者過度開發成旅遊之地；在嘲笑洋人的貪婪，我們卻只看到文化遺址的經濟價值，同樣只有到了別人碗裡的時候，才大呼藝術的價值，才大喊對方是小偷、是強盜。
那麼，莫高窟的藝術浩劫的經過到底是怎樣的呢？
①莫高窟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各個時期的修建，已經形成了規模巨大的佛教聖地。但是元朝後期，隨著路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莫高窟也失去了昔日的輝煌。直到清朝晚期，盡然淪落到由一個道士來主持這個佛教聖地。1900年，直到有一天，王道士在打掃洞窟的時候，發現大量佛教經典的藏經洞。就這樣，塵封百年的莫高窟再次展現在世人眼前，打著考古幌子的洋人，瞬間猶如看見有縫雞蛋的蒼蠅，接踵而至的擁向莫高窟。
②1907年，英國考古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進行第二次中亞考古旅行時，沿著羅布泊南的古絲綢之路，來到了敦煌。最終只用了200兩銀兩，從王道士手裡便換取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
③1908年，精通漢學的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發現古代寫本後，立即從迪化趕到敦煌。在洞中揀選了三星期，最終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精華的敦煌文書，是最有價值的與最精華的。
④1909年，清廷要求甘肅和敦煌地方政府馬上清點藏經洞文獻，並運送進京。結果，清點之前王道士私藏，運輸過程中沿途官員們私自剋扣，從最初發現的五萬多件藏經洞文獻，最終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師圖書館，現均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⑤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處，掠走約600件經卷。
⑥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又以500兩銀兩向王道士手裡購得了570段敦煌文獻。俄國人奧爾登堡又從敦煌拿走一批經卷寫本，並進行洞窟測繪，還盜走了第263窟的壁畫。
⑦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關押了數百名俄羅斯沙皇軍隊士兵，他們在洞窟中煙熏火燎，破壞不小。
⑧1923年，哈佛大學蘭登·華爾納先後利用膠布粘取了大批有價值壁畫，有時甚至只揭取壁畫中的一小塊圖像，嚴重損害了壁畫的完整性。同樣，王圓籙為打通部分洞窟也毀壞了不少壁畫。
⑨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用特製的化學膠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
⑩1940年，張大千在此描摹壁畫時，發現部分壁畫有內外兩層，便揭去外層以觀賞內層。
總之，莫高窟文物的流失。王圓籙的無知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政府的不重視也是其中一方面原因；但是，這些都是今天社會可以避免的因素。然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類的貪婪無恥，這不僅有各國洋人，還有無知的王圓籙、無能的統治者們；這是人性的黑暗面，那個時代都存在的。可是如今社會，我們尚且將能夠避免的無知、重視都做的都有欠缺，何況對人性的貪婪呢。殊不知，我們現在嘲笑王圓籙、洋人、統治者，百年後人何嘗沒有為此嘲笑我們的不到位。我們唯有不忘初心，盡心盡力做一個普通的的文化傳承者。
安定郡小書生
莫高窟藏經洞在1900年6月22日被發現，當時破敗的莫高窟是王道士管的，名字叫王圓籙，他的助手首先發現了藏經閣，藏經閣的發現打開了敦煌學，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身，同時卻也使得敦煌文物開始流失。而關於王圓籙，不管好的壞的，他將永遠被人銘記。
在那個中國最弱的年代，中國文物保護的意識和手段都嚴重缺失，在那個列強世界擴張的年代，對其他國家文物掠奪的企圖和行動都很強烈。中國文物的流出似乎都是必然的。讓我獨自心傷一會……
王道士拿了幾個經卷上交知縣鑑定，知縣也拿給別的官員看，這些經卷走出的同時，消息開始傳開，有一些經卷開始流出，引起了當時在新疆的一些外國人士注意。當時，英德法俄等列強國家都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古探險。
題外話，在藏經閣被發現的前幾個月，甲骨文被發現。甲骨文是上古漢語，大約來自3600多年前，差不多發現了5000字，已確認1500字。中國兩個璀璨的文化在清末那個羸弱的時期被發現，真是讓人感嘆。
藏經閣珍寶的流失，主要參與人員，要提到三個人。第一個王道士，第二個英國人斯坦因，第三個翻譯蔣孝琬。
王道士他四處奔波，化緣錢財用於清理洞窟，發現藏經閣就開始向各級官員求助，他將所有的錢財用於保護修復洞窟，無私人使用一分錢。 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王圓籙的功過真的不好輕易下判斷，甚至我對他飽受詬病有一點同情。
斯坦因到達新疆後，聚集在那裡的外國考古學家有一個共識，就是不和中國學者合作，因為中國學者到了關鍵時刻，在有關文物所有權的上，心裡對外國人都有防備。但是蔣孝琬是例外，蔣孝琬還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博的知識， 在勸說王道士把文物賣給斯坦因的時候他沒有任何心靈煎熬，他騙王道士斯坦因從印度來，是要把當年玄奘取來的經送回原處，還願意付一些費用。中國人對《西遊記》唐三藏西天取經的故事都是很熟悉和喜歡的。蔣孝琬繪聲繪色的說，斯坦因勤勤懇懇的演，他神情莊嚴的一次次燒香拜佛，王道士對這個知音或者說對方的虔誠心動了，一開始送了他們幾本經卷，蔣孝琬閱讀和翻譯，後來由他做出取捨，最終斯坦因用極少的錢換取了中華文明好幾個世紀的大量文物。讓我再獨自心傷一會了…..
斯坦因曾回憶：“深夜我聽到了細微的腳步聲，那是蔣在偵查，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帳篷周圍出現。一會兒他抗了一個大包回來，那裡裝有今天白天挑出的一些東西。王道士鼓足勇氣同意了我的請求，但條件很嚴格，除了我們三個外，不得讓任何人得知這筆交易，哪怕絲毫暗示。”
有沒有哪位大俠去斯坦因奪走中國文物的路上埋伏，把那些文物搶回來？ 可是就算搶回來了，那些文物的命運又怎麼樣呢？那些留下來的文物，被中國各級官員破壞的比帶出國外的少嗎？
關於莫高窟，我想提一下陳萬里，他也是當時莫高窟的一位翻譯。當時的一些美國學者用化學溶劑把莫高窟的壁畫粘到紗布上剝下牆壁，帶回美國。他們帶去美國的莫高窟壁畫引起轟動，於是第二次來到莫高窟，這一次他們什麼都沒能帶走，因為幾十個村民放下了自己的事情，從十五公里外趕過去監視美國人，最終迫使美國人無法行動。而這件事情的發生是因為陳萬里先生，他是美國人去莫高窟時從北京請的翻譯，到到莫高窟第二天，他藉口母親生病離開了美國人，去向村民通報了美國人要做什麼。
歷史的關鍵時刻，總有人讓人無奈，總有人讓人心傷，也總有人讓人崇敬！
小賀公子
莫高窟藏經洞，堪稱一部中國古代藝術史的百科全書，敦煌都流失了哪些珍貴文物？這裡面又隱藏著怎樣的內幕？文史誌異來回答。
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道士和一個神秘的洞穴。
這名道士，就是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發現者。在一百多年前，那些舉世震驚的文物就是從他的手裡流向國外的。於是這一百年來，人們對他是褒貶不一，唾罵、惋惜、憎恨，甚至還有敬意始終圍繞在他的身上。王圓祿，湖北麻城人，約1850年出生，農民，略識文字，年少時因災荒逃難至西北肅州一帶(今甘肅省酒泉市)。清光緒初年，王圓祿入伍當了一名兵勇，退伍後，他在當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號“法真”，歷史上稱其之為“王道士”。
王道士出家後不久開始向西雲遊，當走到敦煌莫高窟時，他突然停下腳步，而這個時間大約是1898年。他見這裡儘管荒涼，但寺院的香火沒斷，還有附近百姓的供養與施捨。經過多年漂泊的王道士此時年近半百，衣食無靠，他很想找個地方度過殘生。莫高窟是個出家人的地方，清靜優雅，自然成了他心中一個理想的落腳地。還有一點，當時的敦煌百姓是佛、道都信的，所以雖身為道士，也不妨礙他在莫高窟住下來。
王圓祿一住下來，就積極地整修當時已很破敗荒涼的洞窟。莫高窟當時分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住在最為荒涼的下寺。當時正趕上敦煌縣民眾重修莫高窟，他便四處化緣募捐，主動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下寺共有三個洞窟，當年王道士花了兩年時間才清理乾淨，並用化緣的錢蓋起了三層樓。底層如今編號為第16窟。王道士就是在這第16窟中偶然發現了那個震驚世界的藏經洞。
發現藏經洞
王道士在1911年曾給清政府寫過一篇名為《催募經款草丹》的信，內容就是索要一筆款項。也許是因為當時辛亥革命的爆發，後來這封信並沒有發出。但此信中對藏經洞的發現有個有意思的敘述：“至(光緒)貳拾陸年五月貳拾陸日(即1900年6月22日)，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山裂一縫，貧道同工人用鋤挖之，欣出閃佛洞一所。”很顯然，這個有點小聰明的王道士這是想神化他發現藏經洞的過程。不過，他到底是如何發現藏經洞的，歷史上一直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逐漸被很多人所接受，具體細節是這樣的：
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後，把它做了香堂，還請了個當地的讀書人楊先生一起來接待香客，抄寫道經之類。楊先生愛抽旱菸，每回都用根芨芨草點菸，然後隨手把草插到身後的牆壁上。且每次抽完，還順手在牆上磕磕煙鍋。有一天，這位楊先生點完煙把草插到牆縫裡沒插到底兒，覺得不大對，然後仔細用煙鍋敲牆壁，發現聲音是空的。楊先生就把這個奇怪現象告訴了王道士。夜深人靜時，楊先生和王道士二人悄悄來到壁畫前，把牆壁這麼一扒開。隨著塵土逐漸散去，兩人驚訝地看到，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滿滿的經卷文書和各種佛像文物。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就這樣呈現在了世人面前。
這就是歷史的戲劇性，而王道士雖沒什麼文化，但他心裡很清楚，自己找到了一個很值錢的寶庫。他不知道的是，他一生的命運也將隨著藏經洞的發現而改變。王道士向當地知縣報告了發現藏經洞這件事，並送去了一些藏經洞的文物。知縣命其就地封存，而後報告給了當時的甘肅學政，著名的金石學家葉昌熾。但當時正是八國聯軍侵華的日子，清朝搖搖欲墜，官場腐敗成風，沒有人顧得上這種事情。
斯坦因的貪婪
斯坦因，1863年生人，祖籍匈牙利，英國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在英國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從1900年開始，先後進行四次中亞探險，盜掘和騙購了中國西北地區大量漢簡文物，敦煌文書、畫卷等。第一個將敦煌藏經洞文物盜運到外國的人，就是這個斯坦因。1900年—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進入中國，在新疆的和田，尼雅遺址盜掘了大量的漢晉簡牘文物。1906年4月，他第二次進入中國，這次的中國之行，竟使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敦煌藏經洞文物。
這裡有必要再提一人：蔣孝琬。湖南人，生年不詳，自1883年起便在甘肅和新疆的官府中為各種官員充當師爺。此人思維敏捷，能言善辯，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僱傭充當秘書，人稱“蔣師爺”，負責翻譯和與當地官府民眾打交道，疏通關係，全力輔佐斯坦因掠取中國文物。
斯坦因和蔣師爺到了莫高窟時，王道士出門化緣去了。無奈的斯坦因在敦煌足足等了兩個月之久。5月22日上午，他終於見到了王道士。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裝出一副對藏經洞不感興趣的樣子，隨後他讓蔣師爺悄悄試探王道士對藏經洞裡東西的態度，並許諾有意為莫高窟捐獻一筆款項。這個承諾讓王道士有點動心，有了錢，他就可以整修更多的洞窟。不過即便如此，王道士還是沒讓斯坦因進入藏經洞。但一個偶然的機會，斯坦因耍了個花招，用欺騙手段，最終進入了藏經洞。
在參觀莫高窟的過程中，斯坦因得知王道士對唐玄奘非常崇拜，隨口就附和說自己是玄奘的追隨者，謊稱自己是沿著玄奘走過的路線來到莫高窟的，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經卷。這一招，對於王道士這樣一個虔誠的信仰者很靈。1907年5月23日，一個炎熱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蔣孝琬三人一起進入藏經洞。隨後，斯坦因開始挑選洞內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日，整整六天時間，斯坦因把藏經洞裡的所有文物選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認為最珍貴的寫本和畫卷。在這期間，王道士提出了捐款的事，狡猾的斯坦因沒有立即答應，他要把藏經洞裡所有的文物全部看完，才能視情況而定。
三次秘密交易
斯坦因後來寫了本書，他這樣描述自己在藏經洞裡的所見：“只見一束束經卷一層一層地堆在那裡，密密麻麻，散亂無章。經卷堆積的高度約有10英尺，總計約近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間僅能勉強容下兩個人。”根據斯坦因的描述進行推算，藏經洞的容積大約是19立方米。滿滿的堆的全是歷代各種經卷文書畫卷，有四五萬卷左右。這些藏書不全是抄寫的經書，其內容廣泛得難以想象：涉及各種宗教經典，儒家經典，文學作品，戲曲劇本，繪畫書法，聲韻資料，樂譜，古樂舞資料，天文曆法，算學，醫學，釀造，冶煉，鍛造，印刷，教育，農業，水利，體育競技等等。
斯坦因弄走的藏經洞文物後來絕大部分藏在大英博物館。現在大英博物館內的敦煌文物，僅從文字來說，有漢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回鶻文，粟特文，佉(qu)盧文，梵文等，對於研究這些古老文化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文獻內容幾乎涉獵了各個領域：天文地理，醫學穴位圖，軍事文書，世道小說，舞譜曲譜，算經，字帖，周易占卜，地契，賣身契，甚至還有當地學郎的習字畫稿。
斯坦因是第一個進入藏經洞的學者，也是歷史上第一個詳細勘察藏經洞的人。可斯坦因和王道士這麼明目張膽地把幾萬卷書搬來搬去，又對藏經洞地面進行挖掘，當地政府卻一點也沒覺察。斯坦因在把藏經洞的所有文物全部挑選了一遍後，曾想用2000兩銀子弄走藏經洞裡所有的東西，但王道士沒答應。經過討價還價，王道士允許斯坦因用200兩銀子換走之前挑選出來的畫卷和寫卷文書，再加上55捆典籍寫卷。這就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間的第一次交易。
斯坦因在後來的回憶中這麼評價這次交易：“當我今天回過頭來檢視我用4錠馬蹄銀換來的無價之寶時，覺得這筆交易簡直有點不可思議。”而按照王道士的話來說：“除了我們三人，不能有任何人知道我們做成的這筆交易，不能把這項交易透露給任何一個活著的人。”王道士自覺做了虧心事，為了觀察交易是否走漏了風聲，5月31日他離開莫高窟，前往敦煌縣城化緣。他在敦煌城遊蕩了一個星期後又壯著膽子回來。6月6日，他與斯坦因進行了第二次交易。這次交易也是白天偷偷地挑選，半夜由蔣師爺一捆捆地拎到斯坦因的帳篷裡。
6月7日，斯坦因開始打包裝箱。他擔心這批文物夜長夢多，所以準備儘快離開敦煌。1907年6月12日，斯坦因離開敦煌，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寄存在安西直隸州衙門裡。隨後前往南部的榆林窟和小千佛洞，夢想能再找到一個藏經洞什麼的。此時敦煌爆發了農民起義，9月26日斯坦因回到安西並待了12天。這12天裡，他和王道士進行了第三次秘密交易。這是貪婪的斯坦因在返回英國前撈的最後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這次交易，斯坦因沒有親自去，而是由他的得力秘書——蔣師爺一手操辦。在一個寂靜的深夜裡，蔣師爺從藏經洞裡又拎出了230個捆子，總數近3000卷的文書。1907年10月8日，斯坦因的駝隊離開甘肅。至此，敦煌藏經洞文物開始向世界流失。斯坦因心滿意足地回到了英國，當這些文物在英國一露面，立刻轟動了世界。同時，王道士也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奪者。
第二個進入藏經洞的外國人
伯希和，1878年出生於巴黎，著名漢學家，法蘭西遠東學院漢學教授。此人在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在北京收購了大量中國古籍文物。他是第二個進入藏經洞的外國人。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到了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又去敦煌縣城化緣了。伯希和隨即趕往敦煌縣城找到王道士。王道士答應伯希和可以進入藏經洞，但讓他先行返回，自己隨後即到。有了和斯坦因打交道的經驗，此時的王道士顯得從容不迫，甚至這次王道士的狡黠得到了一次很充分的發揮。他回到莫高窟後，卻告訴伯希和藏經洞的鑰匙忘在敦煌縣城了，得讓人去取。無奈之下，伯希和只好繼續等。這期間，王道士告訴他，斯坦因曾花過大價錢買走文書，還給他留下了很多的錢。王道士這種暗示性的話，讓伯希和自然是高興得心花怒放。這一年的3月3日，伯希和如願進入了藏經洞。他是個漢學家。所以他選出來的東西價值最高。他以每小時100卷，每天1000卷的速度過目，足足有三個星期蜷伏在藏經洞裡，共瀏覽了15000-20000卷子，挑出來幾千卷精華。
伯希和白天挑選卷子，晚上便把他認為最有價值的藏在衣服裡偷偷帶回營地。1908年3月26日，他的挑選工作結束，付給了王道士500兩銀子，換走了數千件挑選出來的文書畫卷。1908年10月間，伯希和到達北京，隨即把絕大部分敦煌文物偷偷運往法國巴黎。同時伯希和留下了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文獻，在對人炫耀的時候，引起了中國一些學界人士的注意。至此，敦煌藏經洞文獻流失的事情才在中國學術界公開。
王道士的罪孽
1910年清政府下令將剩餘藏經洞文物運往京師圖書館。當時的相關文件數字顯示是：十八箱。這十八箱文物，也僅僅才8000多卷。且就是這剩下的八千卷，在最後運往京城的路上也是邊走邊丟，每到一地都要遭受當地官員雁過拔毛式的掠奪。這就有一個問題，藏經洞的藏品大約有四萬多件，斯坦因拿走的有萬卷左右，而伯希和拿走了大約6000件。但最後運到京師圖書館的卻只有八千多捲了。這裡似乎存在著至少一兩萬卷左右的缺口。這麼多文書跑哪兒了？
伯希和離開敦煌後，王道士見奇貨可居，膽子越來越大，開始私藏經卷文書。但具體數目不詳，只知不停地有外國人為了這些寶藏紛至沓來，找到王道士，而王道士也能不斷地拎出一捆捆的文書。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險隊到達敦煌，從王道士手裡弄走500餘卷文書。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從王道士手裡用500兩銀子弄走570卷文書。1914年至1915年，俄國鄂登堡探險隊剝走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時期壁畫多方，並盜走一些塑像。其拿走的藏經洞遺存文書具體數目不詳。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到達敦煌，此人堪稱不折不扣的強盜。得到藏經洞文書三卷，並盜走唐代供養菩薩一尊。隨後用特製膠布沾走珍貴壁畫中他認為最為精彩的部分，總面積32006平方釐米。華爾納在揭取壁畫時採取的方式極其無知、愚蠢、拙劣、粗暴，導致珍貴的千年壁畫受到了永久性的摧殘。
而目前世界館藏敦煌文物的大致情況是這樣的：英國人斯坦因兩次掠走文物過萬件；英藏文物編號已達11604號；法國人伯希和掠走敦煌文書約6000件；日本人掠走敦煌文書約500餘卷；俄國人鄂登堡掠走文獻不詳，俄藏編號已達18943號。至此，藏經洞足足四萬多卷的古代文獻大部分被劫往國外，分散在世界各地。
回頭再看王道士，無論怎麼說，他都是敦煌藏經洞文物流失的罪人，是他發現並愚蠢地賤賣了那些珍貴的文化瑰寶。而事實上，王道士的一生過得相當清苦，他從外國人手裡換來的那些錢全用來整修石窟和造像，發展香火。除了清理淤沙外，他把歷代珍貴的殘破造像毀掉，而重新造出廉價的塑像。王道士至死都在忠貞不渝地執行著他那虔誠的破壞工作。他臨死前的日子並不太好過：隨著敦煌文物流失事件的逐漸公開，年近八旬的王道士整日提心吊膽，晚年的他不得不靠裝瘋賣傻來躲避懲罰。1931年，年過八十的王道士悄然離開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