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關係常常是待價而沽的

中國的婚姻制度中自古以來就有“門當戶對”一說，也因為這一基本原則衍生出來許多有趣的故事和複雜的文化。故事讓人津津樂道，文化使人回味悠長。

中國還有一句老話叫“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皇帝的女兒因為出身高貴，自帶豐富的政治資源和經濟利益，歷來在婚配關係中被視為奇貨可居。由此可見，婚姻關係中除了包含了感情基礎、審美情趣、價值認同，同時通常也會帶有一定的功利性的。

也正是因為這種功利性，後世的人們總是喜歡把“高中狀元”和“成為駙馬”捆綁在一起，似乎這樣才能滿足他們關於“才子”和“佳人”最完美的幻想，這畢竟是人們自以為是的幻想。皇帝的女兒確實不愁嫁，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皇帝的女兒就是婚姻關係中最受歡迎的政治資源了。

在唐朝，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同等條件下，那些文人士子更熱衷於追求“五姓女”，而相比之下地位更加尊崇的公主竟然不受歡迎。唐朝有個宰相叫薛元超，位極人臣之時，居然也發出了“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這樣的感慨。由此可見“五姓女”對於當時的士子們有多麼大的吸引力？

然而，何為五姓女呢？五姓女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呢？五姓女比公主還受歡迎的現象反映了唐代政治怎樣的尷尬呢？唐朝又是怎樣應對的呢？

01、何為五姓女？

千嬌百媚五姓女

話說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盛產名門望族。這些名門望族經過數代人的苦心經營，在社會上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受到世人的景仰和羨慕。對於老百姓來說，也就是現在的“羨慕嫉妒恨”了。

社會發展什麼最重要？人才最重要！這些世家大族由於家族之內人才輩出，屢屢出將入相，甚至一度到了能夠與高高在上的皇室分庭抗禮的地步。真正熟知歷史的朋友都知道，雖說在中國，秦朝是第一個建立君主集權的王朝，但是實際上，直到唐朝黃巢起義以前，中國的政治一直是以士族政治為主線的。門閥士族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說起士族門閥，真正意義的崛起在於東漢中期，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及至唐朝。其中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東晉的政權本質就是士族閥門政治，皇帝成了“白板天子”。而隋唐的建立和發展恰恰是傳承或者繼承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基礎，十分依賴豪門世家的擁戴與支持。這些大家族枝繁葉茂、規模龐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朝政，故此，地位尊崇無比。

如果在唐朝有“貴族”的概念，那麼“貴族”就是指這些士族門閥。而其中，有五個姓氏的世家大族堪稱豪門中的豪門，頂級中的頂級，貴族中的貴族。他們分別是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與太原王氏。由於其中李氏和崔氏各有兩個分支，所以他們又被稱為五姓七宗，也有人稱其為五姓七望或者五姓七家。

閥門士族內部傳承

這七大家族代表了古代士族的巔峰水準，俯望其他同儕，他們到底有多牛呢？

唐朝宰相薛元超說過自己平生有三大憾事，其中之一就是未能娶到五姓七宗家族中的女子為妻。要知道，首先，薛元超已經是一朝宰相了。其次，當時薛氏一族已經與韋氏、裴氏、柳氏三族並稱為“關中四姓”，屬於社會地位很高的望族了。這樣的身世、這樣的地位，面對五姓七宗仍需仰望。由此可知，五姓七宗在唐朝是怎樣的存在！

五姓女，顧名思義，就是這五姓七宗的女兒。這簡簡單單的三個字背後遠不是現在的“白富美”可以代替的。

02、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皇帝女兒也愁嫁

五姓女基本上可以說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如果這只是個別的現象，或許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畢竟，任何朝代都會有一群出類拔萃的人出現。

但是，在唐朝，無論美醜、不管善惡，只要是出身於五姓七宗的女子就能受到士子們的追捧，甚至於因此“嫌棄”唐朝的公主們。這就屬於“事出反常必有妖”了。

從政治和功利的角度來考量，說明“五姓女”和“公主”背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籌碼是失衡的，折射出來的唐代政治狀態是尷尬的。

更讓唐朝皇帝們心理失衡的是，非但身為宰相的薛元超娶不到五姓七宗的女子為妻，就連皇室想把公主嫁到五姓七宗，也不是心想事成的事。據傳，清河崔氏就因為嫌棄大唐皇室有胡人血統，並非純種漢人，居然拒絕迎娶過大唐公主。

貴為天子的唐文宗也只能發出“民間脩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兩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但是對比產生出來的傷害，又無法讓皇室家族真正的釋懷。

因此，自隋唐以來，曾有多位君王一直想要削弱閥門士族的影響力，比如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因為無法忍受他們的傲慢，命令重臣修《氏族志》。然而，在修撰初稿的時候，編修者居然無視皇室，而是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唐太宗當然不幹了，馬上讓其拿回去重改，皇室宗親的地位這才被抬高，只是最後卻收效甚微，對五姓七宗幾乎沒造成任何影響。

肥水不流外人田

為了保證高貴的血統，五姓七宗堅決不與外姓家族的人論及婚嫁，說句難聽的話，就是他們對其他家族甚至包括皇室宗親根本不屑一顧。

他們專注於幾大家族內部通婚來開枝散葉。按照自北魏以來形成的不成文的傳統，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世代締結婚約，趙郡李氏與博陵崔氏世代締結婚約，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締結婚約，而隴西李氏則與范陽盧氏世代締結婚約等等。

這種傲慢的做法顯然是不容於皇家的，但是幾大家族在建立朝代之際又出過大力，立下很多的功勞，李唐的統治者對他們既動不得，又動不了！委實給李唐的政治描上了一個大寫的“尷尬”。

03、唐代士族政治的前世今生

是可忍孰不可忍

首先我們不要過於相信唐朝皇帝的寬宏大量和仁慈博愛。要了解唐朝為什麼會對門閥士族一直保持相對溫和而又寬容的態度，就讓我們先來看看“士族政治”這個龐然大物是怎麼形成的吧，它在唐朝的政治制度中有多大份量。

東漢末年至魏晉時代，漢族士人講求門第出身。這種影響波及胡人政權，以至於鮮卑建北魏，出於與漢人高門達成政治合作的考慮，亦極重視門第，在孝文帝時代，曾十分隆重地對漢人腹地——“山東”地區的士族進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這裡的“山東”（崤山以東），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東、河北大部分與河南。

唐朝皇帝腦袋大

在時人眼裡，“山東士族”最高門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門了。排姓氏時，隴西李氏擔心不在尊位，故乘駝星夜赴洛陽，但到時“四姓高門”已定：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沒有隴西李氏。

其實，在當時，隴西李氏亦十分顯貴，孝文帝定士族，隴西李氏（雖然當時其房支已內遷至“山東”各地）雖未列“四姓高門”，但其李寶一支亦被定為甲族，最終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盧、鄭、王名列“四姓高門”，與當時掌握重權的隴西李衝有密切關係：“隴西李衝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特別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衝的推薦。但王家的影響力在北魏時已減退，至唐時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故唐時新“四姓”已為崔、盧、李、鄭。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時的廣泛流傳，使得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唐朝士族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到了中唐時期，社會對世家大族的觀念進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間的鴻溝不可逾越。“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這種傲慢背後的資本是他們幾百年積累的政治經濟實力和人才名聲影響。

唐太宗也有壓抑的時候

貞觀中，太宗皇帝就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

當時，太宗多次發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問：“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

唐太宗甚至命人修《氏族志》，以抬高皇室的影響，進而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

實際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東士族”時是極不自信的。因為皇室本身自稱其祖出自隴西李氏且以此為榮，多多少少有點“賊喊捉賊”的味道。

高宗時代，依舊打壓世家大族，並以法律的形式頒佈禁婚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結果依舊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們互相為婚，反倒在無形中增加了這些大族的資本：“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他們不僅蔑視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雖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但受懷疑，且有胡化之風，不為崔盧所重）。

唐文宗時，皇帝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但鄭覃寧可把孫女嫁給時為九品官的崔某。為此文宗才有上文的感慨：“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即使是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依然沒有任何衰減，可見門閥士族對大唐的政治影響有多深！

04、唐朝的政治制度為什麼要容忍閥門士族

一臉憂鬱的李世民其實也很無奈

如果說隋唐那些皇帝們不能看到魏晉的前車之鑑，明明知道閥門士族會對國家的政治制度帶來很大掣肘，還依然聽之由之，那麼我們確實可以給這些後來吃盡苦頭的皇帝們一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以盡諷刺之能事。

但事實上我們前文也說了，

士族政治，從東漢，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好像隨著經濟上的“佔田蔭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兩大特權的消失，而呈逐漸削弱消亡的局面。如果歷史真的是這麼發展的，唐朝實際上已是士族政治的尾聲時期了，那麼唐朝完全可以採取高壓政策重新設計更科學的政治制度。但這其實是一種極大的誤解。

就歷史事實看，中國士族政治時代有兩個階段最為輝煌，一是兩晉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時，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僅沒有暗淡；相反，卻再次奇異地輝煌起來——這並非簡單意義上的“迴光返照”。

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隋唐兩朝的立國基礎上是什麼？

隋文帝就曾想過要掙脫牢籠

隋朝的建立基礎是楊堅趁著女婿早逝，外孫年幼，大權在握，最後被關隴貴族推上了皇帝的寶座。隋文帝顯然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在統一天下，穩定政局之後，便開始著手實施“科舉制”，用以削弱閥門士族的影響。到了隋煬帝時期，一頓心急如焚的操作，引來天下大亂。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最先反隋的並不是農民起義，而是貴族倒戈，首先是楊諒、然後是楊玄感……

李淵也是士族政治的受益者

唐朝的建立基本上很隋朝的經歷差不多，我們不要被《隋唐演義》裡的精彩故事給矇蔽了。我們可以從李淵太原起兵時的實力狀況就可以略見一斑了，李淵從一城一地起兵造反，到建立大唐，前後只花了一年多時間。細思極恐呀！實際上，唐朝的建立還是關隴貴族和中原閥門士族一次共同選擇的結果。

所以，唐朝取代了隋朝的江山，不是沒有意識到隋朝的問題，不是不明白閥門士族對於皇權的威脅。相反，唐朝的皇帝可能理解的更為深刻。所以時機不夠成熟之前，一直不敢輕舉妄動。

05、唐朝的應對措施

咋辦？士族政治是把雙刃劍

顯然沒有一個政權是願意在政治上坐以待斃的，即便是曇花一現的東晉都垂死掙扎過，何況強盛一時的大唐帝國。只不過介於隋朝敗亡在前，唐朝的皇帝心有餘悸。而唐朝的皇帝為了鞏固政權，自抬身價，也在一直鼓吹自己的世家身份。所以面對這種“一面要用，一面被困”的政治尷尬，唐朝的皇帝們選用了相對的溫和和保守的措施而已。這在政治安全性上是正確的。

唐朝採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推行科舉制

武則天顯然沒有那麼多顧慮

隋文帝在位時，就曾廢除過九品官人法，改為科舉取士。目的便是選取人才，用以摧毀門閥士族的任官系統。可惜的是，因為隋朝存在時間太短，收效不大，即使在唐朝初年的時候，也因科舉制度不發達難以起到作用。

等到了武則天時期，隨著科舉制度逐漸完備，進士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地位越來越高，世家大族在人才方面的優勢才被逐步蠶食，影響力開始出現衰微的趨勢，但是他們在民間的威望依然無法撼動，這樣的狀況一直貫穿於整個唐朝年間。

但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製度導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而當時“五姓”多以門蔭入仕，不適應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一定程度上衝淡了士族的政治影響力。與此同時，一些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對士族的嫉恨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士族的勢力（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

“安史之亂”

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與其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係，再有就是在適應了科舉考試製度後，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考試中佔有特別的優勢。如范陽盧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百人，這一數量令人驚異。要知道，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錄取人數又少，盧氏能有此成績，自是藉助於家風與知識之厚。

但高門大族始終是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念的。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尤惡進士”

九品中正制簡直是為士族量身打造的

如果不是瞭解這樣的歷史來龍去脈，很多人都會站在今天教育制度先進性的角度去批判科舉制度的消極性。

但是對於唐朝而言，科舉制度在抑制士族政治方面還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是：

2、刻意培養新門閥

唐朝皇帝為了自己的姓氏地位操碎了心

唐朝士族對李唐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讓唐朝的皇帝們既難堪又難受。但過激的行為又怕會產生副作用，於是唐朝的皇帝們也在絞盡腦汁找出路。

無論是北魏時，還是唐朝時，天下士族，崔氏始終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時代，於中國北方，唯一可於之抗衡的是范陽盧氏，後來的“崔、盧、鄭、王”、“崔、盧、李、鄭”、“崔、盧、李、鄭、王”、“崔、盧、鄭、王、謝”，都是崔、盧排在前兩位。而鄭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終在“四姓”與“五姓”之內，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變化。

由此可見，唐朝王室在“五姓”底蘊競爭中絲毫佔不到上風。李唐統治者也曾想過通過通婚的方式去逐漸“同化”或者“吞併”其他閥門士族，可惜人家根本不買賬。

所以，唐朝統治者不得不去團結其他可以團結的力量。所以在唐朝，還有僅次於“五姓七家”的士族，如京兆韋氏（16位宰相）、河東裴氏（17位宰相）、河東柳氏(3位宰相)、河東薛氏（2位宰相）、弘農楊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個為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東晉南朝四大僑姓王、謝、袁、蕭中的一員，蘭陵蕭氏累世與隋唐皇室聯婚，而成為“關隴集團”的重要成員，作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貫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這些新舊門閥的崛起與李唐培養新門閥來對抗舊世家的策略是分不開的。

3、重排姓氏名次

李世民其實想來很多辦法

隴西李氏和趙郡李氏之所以能夠排在“五姓七望”最前面，主要得益於唐朝皇室源自這一家族。唐高祖李淵稱其祖上出自西北著名的隴西李氏，但據更多史料顯示，李氏家族更可能是出自一個較小的支派：趙郡李氏。

不過，如果不考慮政治地位的話，無論是隴西李氏還是趙郡李氏，其影響力都遠遠比不上另外四個姓氏的家族。

“四姓”家族大都出自東北部，每個家族都延續了數百年時間，所以到了唐朝時期，他們已經取得了非常優越的社會地位。這幾個世家大族在地方上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都極高，擁有巨大的特權和勢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和中央政府爭奪權勢。他們內部之間又以通婚的方式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特權地位。他們的家族優越感竟然發展到把李氏皇族視為暴發戶。

努力有時候也改變不了現實

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命幾個大臣編纂一部全國有名的世家大族族譜。編纂工作由太宗皇帝親信的一些資深官員擔任，為了使族譜排名儘量客觀公正，參與編纂的官員沒有一人出身於世家大族。

可是當主編纂官高士廉把已完成的概要呈送給皇帝看的時候，皇帝卻當場勃然大怒。原來，編纂官員竟然把博陵崔氏位列第一;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這幾個家族位列第二;李氏皇族排在第三位。李世民立即要求重新編纂，並明確要求排列的家族地位要與其成員在朝廷中擔任的官職聯繫起來。

公元638年，這本題為《貞觀氏族志》的修訂本正式發佈後，李氏皇族排在第一，唐高祖和唐太宗的母系親戚排在第二，博陵崔氏位列第三。

重新洗牌還是沒有效果

李世民之所以要搞這麼一個世家大族排名，並非是閒著無聊，而是有重要的政治目的，即試圖貶低以“四姓”為首的世家大族地位，抬高李氏皇族及其支持者的地位。可是，在社會上“四姓”的聲望似乎並沒有受到多少損害。唐朝最有名望的大臣，如房玄齡、魏徵、李勣等人都還以自己的子女和“四姓”家族中的子女聯姻為榮。

06、尾聲

黃巢最後歪打正著

唐朝是中國最著名的盛世，但其背後依然存在這樣的政治尷尬，不得不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而且唐朝歷代君主的應對措施也不能說有什麼大的錯誤，但最後往往收效甚微。由此可見，歷史的發展是一種趨勢和規律，士族政治是歷史文化發展必經的一個階段。

這種局面，直到唐朝末年爆發了黃巢起義，整個國家的經濟、政治秩序完全被打亂，才得以改變。世家大族的家園與產業在黃巢起義中受到了毀滅性打擊，更重要的是其族譜也遭到了破壞，族人流離失所，死傷無數。世家大族從此衰落，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辛辛苦苦幾百年，一不小心回到解放前。失去了族譜的門閥士族們，就跟我們現在存了一大筆錢在銀行裡，卡沒了，身份也證明不了了。自此以後，幾大世族日益衰落，最終與庶民再也沒有區別，同樣也沒有了往日的風光與超然地位，取而代之的則是地主紳士階級。

造成這一局面的黃巢，恰恰是一個士族政治的追逐者，是一個科舉制度的失敗者。歷史極具諷刺地安排了一個私鹽販子用他的怒火焚燒了閥門士族的榮耀。即便最後黃巢也只是為“五代十國”那些“地主”作了嫁衣裳，但還是歪打正著地改變了歷史的走向。不得不說：歷史真的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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