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夏天，陝西省寶雞市寶雞縣的一位叫做陳堆的農民，發現自己後院土崖，被雨水沖刷而出現了險情。他趕緊前去修補，沒想到，他卻發現了一隻青銅器。在那個年代，文物意識普遍淡薄，陳堆只知道銅可以賣錢，便抽空去城裡的廢品店，將其賣了30元錢。
這在當時來說，不算一個小數目，可見這件青銅器的分量不輕。陳堆走後，這件青銅器卻被寶雞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佟太放一眼看中了。文物工作者怎麼會在廢品店呢？原來，那時候的文物氛圍普遍不濃，許多百姓都隨意變賣還錢，全國各地的博物館，都有專人守在廢品店。佟太放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成功地挽救了這件國寶重器。
只不過，當時的他工作經驗並不豐富，只是隱隱約約感覺這件文物大氣規整，古樸凝重，立即向單位彙報。寶雞市博物館安排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前來確定，兩人商議，就以原價將這件青銅器帶回了博物館。
陝西省的專家們都被邀請到寶雞，經過精心鑑定，根據器形和紋飾，確定是西周時期的青銅尊。因為上面的饕餮紋很多，所以被命名為西周饕餮銅尊。這一下，寶雞博物館無異於平白撿寶。因為陝西文物很多，青銅器更是舉不勝舉，但這是寶雞博物館自1958年建成後，第一件館藏的青銅器，意義重大。
如果沒有後來機緣巧合的一件事，這件文物雖然重要，也不過是地方博物館的收藏品，遠遠達不到舉世矚目的程度。1975年，北京舉辦的一次文物展覽，改變了它的命運。當時，北京有專家路過寶雞博物館，看到了這件文物，覺得很有特點，便提議讓它參加展覽。
送至北京之後，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一說為故宮博物館的唐蘭）在上手鑑定時，發現底部隱隱約約還有文字。就是因為有些模糊，所以一直沒有被人發現。經過專家的仔細辨別，這12行共122字的銘文是這樣的：
唯王初壅，宅於成周。 復稟（逢）王禮福，自（躬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鹹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我們知道，青銅器價值的高低，一是重量和規格，越大越重的青銅器，就越是受到重視。二是它的銘文，銘文的數量越多，記載的內容越是重要，文物的價值也越高。以這個標準，這件高為38.8釐米，重為14.6公斤的青銅尊，當然談不上國之重器，但它的銘文實在是太有意義了。
首先，銘文的內容是寫這件文物的來歷，它是西周早期何氏宗室貴族的祭器。它記錄了周成王繼承武王的遺志，將都城遷往洛陽的事件。平王遷洛，是歷史記載的大事，這件青銅器的銘文，確定無疑地證明了它的真實性。
其次，在這件青銅器的銘文之上，還出現了“德”字，與我們現在所寫的並沒有多少區別。按照年代順序，商朝的青銅器上，“德”字都是寫成“得”，再看現在已發現的青銅器，之後“德”字就廣泛應用了。所以，它是“德”字第一次出現。
更為重要的是，在銘文之中，有一句“宅茲中國”，這是關於“中國”二字的第一次記載。對於每一個炎黃子孫而言，這有多麼重要，不用再細說了吧？
就是因為明確了製造者的姓名，按照文物命名規則，它重新被命名為“何尊”。這個名字，簡練而霸氣，它的重要性更是使其成為了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從默默無聞到大紅大紫，區別就是底部那隱晦不清的122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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