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他是一位值得尊敬韓國的對手

李世石先生本人可能並不同意這個判斷:他的退役標誌著一個時代的退隱。


李世石說,圍棋是個人的事。這意味著,你所下的棋,只是代表你個人的思考限度、精神力量與技術經驗。你所下的棋,包含的是你作為獨立個體在那些對弈時空中的靈感與激情,包含著諸多複雜而又獨特的、經過日積月累的持續訓練而形成的印象與觀念。你甚至不能代表處於同一水平線內的另一名棋手,你不能代表一個共同體、更無法代表全人類。你所下的棋,是你自身存在的顯現,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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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把從2016年初的AlphaGo橫空出世到2019年底的李世石退役整體地看作一個圍棋領域內的歷史轉變期,那麼在我看來,李世石的退役正宣告著這個轉變期的完結。對此,更穩妥的方案當然是讓後人去言說、總結,讓時間再往前流淌一會兒,看看接下來會流向何方,再對這一時期做出符合其後果的定位判斷。但是,當我們意識到未來的流向與我們的認識並非毫無關聯——我們對當下發生的事件如何理解,將在一定程度上建構它未來的模樣,我們在此刻便不能無動於衷或僅僅保持沉默。


圍棋AI對人類圍棋的技術超越究竟意味著什麼?對這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經過兩三年的發展,圍棋領域內的所有人應該都有了自己的回答。訓練方式的轉變,教學方式的轉變,解說方式的轉變,行業結構的轉變……每一個變化都延展出一系列的新課題,我們來不及停下來理解適應,已經開始摸索著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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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職業棋手來說,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是分化的。處於競技上升期或巔峰期的棋手,他們的當務之急是去適應這一變化,將圍棋AI的出現視為訓練方式的革新。這當然是一個理性的認識,從現代圍棋的歷史經驗來看,迅速適應新的訓練方式是提高技術水平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在前兩次的訓練方式革新(集體研究、網絡訓練)中未能及時適應的棋手基本上都遭遇了下滑甚至淘汰,而這一次訓練方式革新的變化之大、效用之強都是前所未有的。對局中遇到任何一個佈局變化,如果你是臨場思考而對方用AI仔細分析過,就變成了你蒙著眼與對方打架,或對方拿著標準答案與你同場考試、手握謎底與你一同猜謎。


一直以來我都不認為圍棋是一個強調記憶力的項目,我們從來都在說理解、理解,只有理解了才有價值,才能靈活運用。然而記憶力與記憶經驗在今天的競技圍棋中突然變得異常重要,重要到如果你不熟悉點三三的系列後續變化,連起手下星位都需要勇氣的地步。畢竟,當你使用臨場的對局靈感去對抗AI的勝率數據時,你所承擔的風險不僅僅是在佈局階段虧損10%甚至30%的勝率,更在於你腦力和用時的消耗,以及對局心理上的極大劣勢——你始終懷疑是否下了錯棋,而對方卻胸有成竹,這往往是比勝率虧損更嚴重的劣勢。以往像李世石這樣的棋手常常也不屑於採用集體研究得出的佈局套路,但在過去他們可以認為只是風格差異導致的局面理解不同,或者是對集體研究結論的不信任。而在今天,拒絕佈局套路不再意味著以個人經驗對抗集體經驗,而更接近於以個人經驗對抗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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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其實也不過是一個重新積累基礎經驗的過程,AI或者人用AI發現的諸多新定式成為了圍棋的基礎知識,仍有志於職業競技的棋手都需要補上這一系列的新課程。對於年輕棋手而言,推翻老定式,學習新定式,這一課已是必經之路。而對於已過巔峰期的棋手而言,這一課確實是困難的。這困難倒不在於破舊迎新對於曾深度參與建構圍棋舊世界的棋手而言更為艱難,我相信如李世石這樣對探索圍棋真理擁有強烈熱情的棋手並不會因拒絕變革而止步。真正的困難在於,以往所有的圍棋知識革新,畢竟都是一代代棋手們自己所創造的,而這一次,棋手不再是創造者。


當歷史上的棋手們去學習範西屏、施襄夏的九三投,去學習秀策的黑布局,去學習吳清源、木谷實的新佈局法……學習者可以從中找到一條革新的理念脈絡,可以從中看到創造者的精神,即便那些創造者們都已作古,我們仍然可以穿越時空與他們形成思想共鳴,我們可以看到在棋藝發展的這條道路上,這些前輩先賢們曾經以自身的天才開闢出怎樣的思維空間,又是如何“愈出愈奇”,使人類整體對圍棋技藝的認識一步步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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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海洋圍棋


相比於人類理性能力內可以找到標準答案的死活與官子,佈局一直是棋手釋放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樂園。誠然,中盤的搏殺同樣對棋手的創造力和戰略能力提出要求,但畢竟中盤距離最終結果更近,其選擇的優劣更容易得到分辨;而佈局雖然發展出最多的理論,研究出極多的定式,但卻只能得到最少的共識。換句話說,由於佈局距離結果最遠,與結果的相關性最小,使得棋手在佈局階段獲得了最大的自由。因此,我們比較容易評價一名棋手的官子和死活能力的強弱,但我始終對於簡單地評價一名棋手佈局能力的強弱持一種謹慎態度,尤其是當我們採取一種精通佈局套路的立場去批評不常按佈局套路落子的棋手。一名棋手的佈局,往往包含著他對作為其後續的序盤、中盤的理解,包含著他對各處佈局陣勢的後續手段的獨特認識,也包含著他對於棋局未知空間的意識、感覺與想象——將這些加起來,正是一名棋手的所謂“風格”。從這一角度來說,棋手的佈局與他對圍棋的整體認識緊密關聯。


有一些實力強大的棋手,習慣於按照自己當前最熟悉的佈局套路開局,儘量將對局引入自己熟悉的格局,從而取得對全局的掌控。這樣的風格,固然是出於對勝利的慣性追求,但也不可否認是對競技圍棋的一種深刻認識。我並不完全同意“勝負師”與“求道派”的區分,在競技圍棋中,追求取勝自是題中應有之義,而探尋自己最擅長的取勝路徑本身也難以與所謂“求道”相區分。但是,在追求勝利之外,當棋手面對棋局時,還有一些其它的力量在驅動著我們,不同風格、不同性格、不同人生閱歷的棋手對此的感知實有強弱之分,這種分別並不決定技藝的高下、勝負的結果,但卻決定著棋手對於圍棋本身的認識。這種驅動力難以準確定義,因它混合著理性與非理性、意識與潛意識,我們暫且就其要領而言——這種力量就是創造的力量。對於這種力量的感知強弱,即是棋手創造感的強與弱。而創造感的強弱,直接影響著棋手對圍棋性質的認識——圍棋究竟更偏向藝術還是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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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海洋圍棋


毫無疑問,李世石是一位創造感極強的棋士,他的棋譜中充斥著將棋局引入陌生領域的激情,時而選擇在懸崖峭壁上跳躍翻騰,時而自降於黑暗地底尋一點靈明,不滿足於在既定的航線上平穩前行,寧願冒著暗礁冰山的風險駛向前所未見的風景。因此當他在退役前夕說出“我將圍棋視為藝術,我心中的圍棋是兩個人齊心協力創造一部作品”時,我們也就不應感到絲毫意外了。而他的退役,與韓國棋院的不和解當然是一種外力,而內在更深刻的原因,還是在於圍棋AI對他作為棋士的創造感的衝擊。

大概所有的棋手都認可AI帶來的圍棋技術飛躍,我們彷彿突然見到了千年以後的圍棋,幾乎所有的過往定式都被推翻。更讓人興奮的是,它不僅僅展示神蹟,甚至還是可學習的。我們把曾經經過無數次覆盤反思也想不明白的對局輸入電腦,便能看到確切的勝率和諸多變化圖漸次展開,對局面理解的所有分歧都有了結論。所有的妙手、緩著、戰略構思、氣合轉換,全都被勝率波動顯示為正解或與正解的距離。圍棋AI成為了所有棋手的指導者,同時也成為批閱試卷的審判者。我們這一代棋手當然是極其幸運的,以後的棋手再也不會像我們這樣跨越前AI時代與後AI時代,他們將從小學習三大複雜定式之點三三,從小用AI檢閱分析自己的對局。我們這代棋手完整地見證了圍棋AI的誕生與飛躍,我們在漫天雲霧中看見了圍棋之神的一個側臉,而就在此刻,某些棋手也聽見了圍棋之神的一聲嘆息——彷彿來自天外,又彷彿來自心底。


圍棋後AI時代,學習和模仿AI下法已成為有志於競技的棋手幾乎唯一的道路。由此而來的問題是,對於將圍棋視為藝術的棋手而言,這條道路無異於自我降格——將棋手從創造主體降格為模仿者。誠然,棋手並未完全喪失創造的空間,理解力與再現能力仍然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困難恰恰在於,由於佈局的可模仿性,佈局從棋手最自由的創作空間,變成了最需要模仿的、最不自由的對局階段。如今出現的所有佈局新手變化,只有由AI下出或由人用AI研究得出的區別。而隨著這些新套路的數量逐漸堆積成山,佈局的創作空間必將越來越窄。以往棋手若通過自己的埋頭鑽研想出一個有力的新手,往往要經過其後成百上千盤的實踐以及數月乃至數年的集體研究才能確認其可行性與正解(甚至始終存在分歧),而在今天,新手剛剛落在棋盤上,觀者已對其是否成立了然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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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無法接受棋手成為模仿者的自我降格,又無法接受守舊帶來的競技上的嚴重劣勢,於是對李世石而言,退役幾乎成為了唯一理性的選擇。李世石說:“藝術是把你自己的顏色放進一些東西里,那是我所努力去做的”。而當“自己的顏色”面對一個突然出現的高維審判者,藝術與競技在圍棋領域內似乎前所未有地難以共存。


自日本的四大家爭棋時代以來,圍棋中的藝術總體上被理解為由人的極限創造指向棋的客觀正解,這是競技圍棋的藝術觀。李世石的隱退,標誌著這個漫長時代的退隱甚至終結。當客觀正解(雖然是近似正解)已然自動顯現在我們面前,我們面向正解的創造似乎已失去其存在的根基與必然性,我們發現了自身的渺小,我們獲得了理智的謙卑。當然,即便正解就擺在那兒,完美的模仿仍然非常困難,今天與未來走在競技圍棋道路上的棋手們,首先需要使自己成為優秀的模仿者。即便在柏拉圖的藝術理論中,對真理的模仿仍然是有價值的。


如果參考尼采在《悲劇的誕生》裡提出的那個著名理論,我們可以看到李昌鎬的棋是“日神”式的,是充滿理性、秩序和確定性的棋;而李世石的棋是“酒神”式的,是充滿激情、想象和不確定性的棋。日神式的棋,接近於科學精神;酒神式的棋,接近於藝術精神。至於吳清源先生的棋,則讓人更多地感到一種日神與酒神的結合,即科學與藝術的中和,其中還有一些宗教的色彩。AI降臨,如同日神現身,陽光普照,所有人如沐春光,而酒神隱匿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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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圍棋的藝術是否就此終結了?對此我倒並非完全絕望。當指向正解的競技圍棋中的藝術被迫隱匿,藝術作為人的自我表達、內觀反思,作為對規律知識的理性辨識與普遍應用等等,在圍棋中仍然存有巨大的潛在發展空間,而這或許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扇天窗。只是,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去打開它?


這是一個“祛魅”的時代。不止是圍棋,在藝術、文學、甚至哲學領域,“祛魅化”的進程早已得到認識與反思。在尼采“上帝之死”的呼喊下,神秘的權威轟然倒塌,一切價值亟待重估。而科學主義與消費主義形成規訓的合力,人們的日常生活愈發同質化,個體經驗的價值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文學領域,羅蘭·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原意固然是對作品本身仍抱有某種“去作者化”的期待,但作者的退出與其說是一種主動選擇的策略,不如說是一種被迫的退讓,這種退讓伴隨著的是在東西方都愈發強烈的“文學已死”的哀嘆。作者的隱匿退出,作品的同質化與套路化,創造性的消亡,新形式的缺失……如果說這些危機在文藝領域還只是影影綽綽地呈現於敏銳專業的人群心中,那麼在圍棋界,這些危機在技術飛躍的這兩三年裡,已經實實在在地擺在所有人面前。當棋士不再能依靠自身獨特的著法風格和創造性得到辨認,轉而靠棋盤外的言論噱頭和花邊新聞去吸引公眾注目;當棋士不再將圍棋視為凝結生命精氣的命運之藝,而只視為一種市場機制下通過自身努力來獲取名利報償與優越地位的工具,這種“祛魅”後的虛無使我們不得不對“棋士之死”這一命題發出並非假設性的疑問。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吳清源先生仙去,李世石先生隱退。棋士之名實,如何能重塑?這問號指向未來,而我們必須面對。


我想,當人工智能發展到更高的階段,當人類的哲學和藝術獲得了更深的認識,未來的人們回望來時路,一定會銘記2016年3月13日,在舊時代退隱、新時代來臨之際,一名叫李世石的棋士下出了不在AI計算之內的一手棋,並由此成就了人類正式面對AI的唯一勝局。雖然李世石說他只代表個人,但那步棋,卻是標誌著人類自由思想的符號,凝結著千萬年來人類創造力與靈感的光芒,完成了李世石“酒神”式圍棋藝術的最終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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