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文为朱雁冰先生所著《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一书的后记，先生向以译作卓著而名重于世，其实他对学术研究同样孜孜不倦。先生在大学读书时便热爱莱辛与海涅，后又转向莱布尼茨的研究，用功颇深。公号特别选刊先生撰写的这篇后记推送，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和怀念。
朱雁冰教授2015年摄于重庆北碚川外旧址
这本小书所收的几篇文章和附录莱布尼茨《关于中国哲学和二进位数体系的两封信》的中译文的完成和发表有过一条曲折的路，可以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爱读文学作品，自进大学修德语言文学专业，最爱读的是莱辛和海涅。
1985年8月去德国海涅就读过的哥廷根大学参加国际日耳曼学者联合会（IVG)会员大会，这小城，这小城里的旧校区和附近的哈尔茨山使我产生一种亲切感，因为我在海涅的作品里都熟悉了。大会结束后我选择的学术访问地点和机构是我心目中的另一个圣地——莱辛曾任馆长的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到达后我才知道，它的首任馆长是莱布尼茨）。我在那里逗留了两天，在主人的引导下仔细参观了图书馆的各个书库以及莱辛的旧居，爱读书的我一下子给吸引住了。后来与该馆学术负责人施帕恩（Sparn) 先生会见，两人交谈十分投合。他说明，这家以收藏古书和古写本闻名于欧美学界的图书馆可为对中古时代作专题研究的学者提供奖学金。
1986年初，我向该馆提出申请，我的研究题目是：儒家思想在十八世纪末以前的德国的接受。申请很快得到批准，我在该馆定为“中国年”的1987年初到达。随着工作的展开，我关注的重点从结果转向过程：逐渐对在儒学西渐的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耶稣会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便详细考察了耶稣会的历史和它的活动，尤其他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研读了在华耶稣会士首次译成拉丁文以《中国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为题在欧洲出版的儒家经典集，它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前十章，即习惯上称的《上论》。
我边读书边写作，陆续写成关于利玛窦和卫匡国的论文。前者初稿为德文，作为每月一次的在馆研究学者学术报告会的报告。我的报告被安排在1987年年底，即图书馆中国年结束之时。接着，我的兴趣转向对中国文化怀有特殊情感的莱布尼茨 ，研读他本人的一些著作和有关他的文献。我为这位西方最后一位博学学者（Unihistor)的博大胸怀深深感动，这位几乎在他那个时代的全部重要的知识领域都有所建树的伟大学者治学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丰富重要的知识领域，而且首先是以自己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不懈的工作使人类在理性思考和道德修养方面更臻于完美。[1]
莱布尼茨
他做人治学的这一崇高目的使他不怀任何偏见地于1699年编辑发表了《中国新消息》一书，他在该书开篇一段几乎是怀着激情写道：
命运的一个独特决断——我认为——使今天人类最高的文化和最高的技术文明集中于我们大陆的两端：欧洲和中国，后者如东方的一个欧洲装点着大地的另一端。也许至高无上的天意所遵循的目的便是，当最文明的（而同时又相距最遥远的）民族相互伸出臂膀的时候，会将存在于其中间的一切人纳人更富有理性的生活。[2]
在他死前两年，即1714年写成《论中国哲学》。我正是从《论中国哲学〉》和《单子论》发现了他与朱熹哲学思想的可比性。恰在此时我去汉诺威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参观莱布尼茨文献室的手稿和实物（如他发明的手摇计算机），有幸结识馆长和文献室主任海涅卡普(A.Heinekamp)先生，他们作为大会组委会成员递给我第五届莱布尼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邀请信，我欣然接受。当时我正边读边译《单子论》，很快便写成《莱布尼茨与朱熹》一文寄去，会议在1988年11月中旬举行，而我必须在9月底以前回国，未能与会，论文被收入会议文集。在此以前我已完成他的《论中国哲学》和《关于二进位数体系的信》的译事。
利玛窦和徐光启像， 载于德意志耶稣会士珂雪《中国图说》（1667年）
回国后，关于利玛窦和卫匡国两文的发表颇具戏剧性。1989年秋经人引荐，两篇文稿由我当时尚在上海工作的长女交某教授，希望能在他主编的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不定期辑刊发表。我立即得到回复：被接纳，信中不乏谬奖之言。同时盛情邀请我参加1989年12月“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接受了邀请，很快写成《〈中国哲人孔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准时与会并宣读论文。会后在《复旦学报》1990年第1期关于讨论会的综述中有一段谈到我的论文，给当时只是个副教授的我加上德语系主任的头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从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选出六篇先予发表，我的论文是其中之一。可以说给足了我面子。
会议期间我被告知，我的关于利玛窦和卫匡国的两篇论文将陆续在《复旦学报》发表，1992年3月，即在我交稿两年半之后我被告知，文稿已不知下落。我感到震惊，但我未予理会，我存有复印件，对我损失不大，何况当时工作很忙不愿为已成事实无法挽回的事费神。而且尽管我明知今后不会再与此公交往，仍不愿伤害读书人之间的和气。过了几个月，我将此事告知当时在香港工作的刘小枫先生，他让我将文稿寄给他。我于1992年9月7日将文稿寄往香港，他又转寄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房志荣教授。《耶稣会士卫匡国与儒学西传》发表在《神学论集》第94号（1992年冬），《从西方关于儒家思想的最早传说到利玛窦的儒学评介》发表于《神学论集》第96号（1993年夏）。发稿如此之快，我深感惊讶，这与上面提到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容我将后来的事放到这里来说。
2001年下半年我和夫人经香港去欧洲探亲访友并参加12月中旬在柏林举行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翻译与吸纳”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个会上与台北辅仁大学《神学论集》主编房志荣教授不期而遇，他说他将两文只相隔一期就接连发表是破例的。我躬身表示谢意。回国途经香港在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客居一周，其间偶遇上海那位教授的一个学生，他说先生正在台北访问，返程亦途经香港。我请他转达我对他的先生的问候。
罗马耶稣会教堂
1994年8月间，我应邀去德国参加在汉诺威举行的第六届莱布尼茨国际讨论会。我如期到达，报到时一位先生走来跟我打招呼，问我是否朱先生，我赶忙称是，他自报姓名，两人握手后找了个地方坐下。他对我从一个日耳曼学者转为莱布尼茨研究者颇感兴趣，我简单作了介绍，交谈良久，甚是相契。后来得知，
波泽（HansPoser)先生当时是德国莱布尼茨学会会长，柏林科技大学哲学系主任。这一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会议的与会代表中只有三张黄面孔：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另一个中国人是在波泽先生的系工作的李君，他询问的对象只有两个，非此即彼。我们同在一家饭店下榻，经常交谈。当他了解到我正在翻译莱布尼茨的《神义论》时，他立即将他尚为打印稿的论文《关于最好的世界中对恶的容许——论莱布尼茨的神义论证》取来赠我。（后来，我在为我《神义论》中译本写的《译者前言〉》的开篇第一段就引用了他对莱布尼茨神义论证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论断：以哲学的范畴深入信仰空间，从而有可能使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颠倒过来，这样的哲学不再是神学的奴婢，而是以信仰进行审判的理性。
他问我，近期有何打算，我说，我要将我在沃尔芬比特尔积累的资料写成文章；另外，此次来德途经北京时曾过访刚结识不久的弥维礼(Wilhelm K.Müller)博士，他在北京使馆区的德语学校教拉丁文，本人是虔诚的耶稣会士，因为我研究耶稣会的历史而对我怀有亲和感，这次北京相会两人长谈三个多小时。他建议我不妨研究一下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他与朱熹亦有可比点。我想，他言之有理。波泽先生静静地听着，未表达他的看法。回国后我写成《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一文。1995年春我获得多次资助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专给访问学者的奖学金。在我申请奖学金时我已与波泽先生联系好，请柏林科技大学哲学系和他本人分别作为我的工作单位和合作者，他欣然表示同意并着人为我安排住处。
同年初波恩大学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组织和主持的主题为“中国文化中的忧伤情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邀我参加并提交论文。我抓紧时间用德文写成《苦与乐——在弘道重负之下的士》。这一年6月底我与我的夫人一起去德国，首先在波恩逗留一周参加会议，鉴于与会者大都是来自欧美各国的汉学家，会议语言是中文和英文，我只能宣读中文稿。会后去瑞士巴塞尔访问老友
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他为我提供了一个长长的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的书目，这为我省去不少时间。并陪我们去处于阿尔卑斯山中的尼釆的隐居地希尔斯玛丽亚过了一个周末，使我们有幸参观这个哲人的故居。最后去柏林，一直待到11月底。尽管我挂靠科技大学，可大部分时间是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图书馆查阅文献，因为它的人文学科的藏书更多。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凭我的柏林居留证明可在多所大学图书馆办借书证，不交任何费用。而且还不须出示任何证明，在任何一所大学的阅览室查阅参考书和伏案阅读或写作。所以，自由大学迄今一直将我当成它在华的Alumne(校友）与我保持联系。
朱雁冰教授与夫人何鸿藻先生
关于朱熹与托马斯•阿奎那的论文，因一件接一件的译事而拖了很多年。最后痛下决心放下一切译事和杂务赶在我的母校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和我的恩师张威廉先生百岁华诞之前发表，献给教我做人和治学的恩师。
我在这里就本书所收论文的成文过程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么多，这也许会让人生厌。我之所以要写这些过程，是为了记述我所接触的学界人士曾经给我以怎样的帮助。我们这一代的德国学界人士戏称学界为Gelehrtenrepublik(直译：学者共和国），这是一个追求知识的共体，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差别。我此生有幸在这个共和国里遇上许多知音和乐于助人的同仁。他们给我提供机会，提出建议，无私地让我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邀请或者推荐我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从1985年到1996年我退休之前共参加了十一次国际学术会议，2001年12月柏林会议是我退休之后参加的唯一一次讨论会)。
正是他们的帮助，他们提供的机会，他们的鼓励，我才写出这里收人的和其他不宜收人这本小书的论文。我永远对这里提到的和未提到的我所接触到的同仁心怀感激之情。
这本小书之能问世全仰赖与我有多年交谊的知音和乐于助人的周运先生以及浙大出版社的同仁。在红尘滚滚，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他们能接纳这种不会有多少读者的东西甚是难能可贵。我谨用“大恩不言谢”这句俗话来表达此时我对他们怀有的感激之情。最后，我不会忘记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我写作其中某些论文时为我查找文献、校对引文、誊抄原稿或打印某些德文稿和作为第一批读者校阅定稿所付出的辛劳。这本小书虽轻，却承载着厚重的恩情、友情和我们全家的亲情。
朱雁冰
2013年1月16曰晨
重庆歌乐山麓
朱雁冰先生与家人的合影
注 释
[1] G.W.Leibniz, Norssinaa Sinica(《中国新事》)德文本序言，第Ⅶ页。
[2] G.W.Leibniz, Norssinaa Sinica(《中国新事》)德文本序言，第Ⅷ页。
朱雁冰（1933-2020），德语教授，196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曾任1986至1992年度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和1992至1996年度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日耳曼学联合会（IVG）会员。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作儒家思想在德国的接受（至18世纪末）的专题研究。译著涉猎哲学、基督教神学和文学等十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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