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蔭，是中國古代一種歷史悠久的政治制度，可以說是分封世襲制度的一種遺留。因上輩有功朝廷，朝廷給予其下輩入學、任官的特權。封贈官員前輩官職和誥封妻子亦可算作一種恩蔭。在漢代為蔭任制，稱之為“任子”制，高級官員可以保舉其子弟為官。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清室遜位。清代規定，文職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俱準送一子入國子監讀書，因遇慶典而給予入監待遇的，亦屬恩蔭。
本質上說，恩蔭是一種皇家對官員的激勵機制，在歷史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古代中國家國同構，血緣關係是整個社會的核心關係，一個人出仕往往舉全家甚至全族之力，一個人犯大錯，則往往株連親族。如此一家禍福同擔，為了子孫的福祉，為官者有著為朝廷效忠的動力。所以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制時代，光耀門楣，蔭庇子孫不是道德上受指責的事，相反，是一種制度性安排，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標誌。
到了清代，恩蔭的規定越來越精細化，官員根據其級別、功勞大小和付出的代價，其所受的恩蔭是不同的。其中戰死在疆場或在履行公務中殉職的，子孫受恩蔭最重，這合乎情理，人家為朝廷連命都捨棄了。其次是有戰功的高官。同治十一年中興元勳曾國藩去世後，其子孫所受的恩蔭大概算是漢臣中最高一檔。在其生前其長子曾紀澤已經蒙恩蔭直接進戶部做員外郎。朝廷獲知曾國藩去世的消息，先後發了三道上諭對其後事精心安排，重點提到了恩蔭。據上諭載：
“一等侯爵即令伊子曾紀澤承襲”，“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準其一體會試；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給主事，均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
這道諭旨是清代恩蔭的基本範式和內容，它對曾國藩的直系男性後裔即兒子和孫子都做了安排。曾的一等毅勇侯是世襲罔替的，由其長子承襲，次子曾紀鴻和長孫（古代長孫的地位很高），直接給了舉人的身份，不必參加鄉試就可去會試，而對多少平民子弟來說，鄉試這一關來艱難了。後來曾廣鈞就是直接參加會試、殿試及第，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另外兩個孫子賞給員外郎的職銜，因為年紀小，等到成年後再分發到各部進行見習。
何謂“蔭及子孫”，這就是生動的案例。皇家對有功之臣子孫的恩蔭，主要內容是賞賜科舉資格和直接授官的兩項，說白了是給予一種特權。在皇權時代，這種做法在邏輯上和現實操作中有其合理性。因為在中國古代，江山社稷的“產權”屬於皇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也。皇家賞賜功臣政治上的特權，相當於用自己的財物犒賞有功者，道理說得通。中國基於儒家倫理構建的社會，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不是獨立的，而是因血緣緊密聯繫於一體，這種做法的現實合理性已在上文論及。
帝制覆亡後，從法理上說，所建立的共和國的一切權力歸人民，國家是公眾的，那麼官職、考試機構亦是公器。法律上人人平等，雖父子兄弟，成年後皆是獨立的民事主體。“恩蔭”也就喪失了存在的政治和法律基礎。所以現代國家，公權力給個人的各種獎賞，幾乎都是針對本人的，無論是發獎金、升職、頒勳章，等等。當然，只要基於婚姻和血緣關係的家庭存在，家庭其他成員依然可以間接受益於一人的獲獎。政府對某些職業的家庭頒發一種牌匾，如軍屬的“光榮之家”，亦著重於精神上的鼓勵和社會評價的提升。烈士的家屬獲得撫卹金，子女由國家出資撫養，這種行為不是“恩蔭”，而是因為養家的主要成員父或母為公共利益犧牲了，他不能再盡到贍養年邁的父母、撫養未成年子女的責任，那麼他為之犧牲的國家之管理者，應當替他來盡這份責任。至於烈士子女在一些重大考試中加分，也是這種邏輯，因為父或母在孩子年少時犧牲，孩子在成長和學習中和父母都健在的同齡人相比，處於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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