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英國政治家；1854年來到中國，1861年起在上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職務，1863年正式接替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1908年休假離職回國，1911年死於英國白金漢郡，清廷追授其為太子太保；恭親王奕訢還親切稱之為“我們的赫德”。赫德曾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達半個世紀之久（1861年-1911年），在任內創建了稅收、統計、浚港、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關還創建了中國的現代郵政系統。
英國人赫德
一個主權國家的海關竟然被一個外國人把持半個世紀之久，這在我們現在人看來是喪權辱國的行徑，那為什麼又會發生？是被英國人的船堅炮厲“劫持”的嗎？
為什麼又是英國人赫德能夠把持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這個“肥缺”？而不是其他英國人抑或法國人、美國人、日本人？要知道其他列強也是覬覦這個崗位的。
一切都要從頭說起。
腐敗的“天子南庫”——皇帝及其親信的分贓之所
“洋船泊靠，商賈雲集，殷實富庶”，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廣州十三行。近代以前，這個遠離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貿文化底蘊，與紫禁城內的皇家生活結下不解之緣，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歷代清朝皇帝，對廣州海關，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清代皇帝的私人花銷主要出自內務府，而不是戶部。清代海關的收入部分上交戶部，還有一部分直接交到內務府，實際上就是進入皇帝的私囊，不受戶部的審計監控。除此之外，皇帝很多不好安排的花銷，也都找粵海關解決。清代皇帝結婚、過生日，廣州海關管理下的行商都要捐錢。僅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這59年中，廣州海關組織的捐款就達400萬兩，另外海關每年還會給皇帝私下裡進呈大量珍奇的舶來“貢品”。
廣州十三行還原圖
《劍橋晚清史》說：“按照清朝政策的公開表示，商業利益服從國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裡，甚至清朝歷代皇帝都把廣州貿易視為個人利益的重要來源，海關監督被外國人誤認為是戶部的代表，實際上，他由內務府授權，負責把廣州每年海關稅收多達855萬兩的現銀輸入統治者的私囊。海關監督功績之大小，視其滿足皇帝私人定額的能力而定。”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粵海關被稱為“天子南庫”(北京崇文門稅關，則被稱為“北庫”)所以海關監督(關長)一般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自己的親信擔任。按理說，海關監督是一個高度專業化、技術性的崗位。在要學習多年專業知識，有豐富的實際經驗者才能勝任。但是在大清，技術背景絲毫構不成障礙。這個職務都是由與皇帝或者后妃關係最近的內務府包衣來承擔，這些包衣有的甚至不識漢字。皇帝喜歡誰，就會誰到那當上兩年，讓他落個盆滿缽滿。道光年間，擔任遊墅關監督的延隆落下了209萬兩的虧空，擔任淮安關監督的中祥落下251萬兩的虧空，道光帝心疼他們。於是前後改授他們為粵海關監督，以便他們彌補虧空。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大清海關是皇帝及其親信的分贓之所。
這種分贓制決定了“粵海關監督的職務和一個固定的關稅則例是不相容的，因為他的能否盡職，全賴稅收的官方陳報額和取自商民的實收額之間的差額的大小”。“換句話說，他的主要任務，不是收額內的固定關稅，而是在國家規定之外多搞到錢。”
海關監督是皇帝的親信和家奴。他到任之後，會複製這個體制。任用自已的親信和家奴來管事。在清代，外任官吏通常都會攜帶大量親信家人赴任，比如粵海關監督上任時，按國家規定，就可帶家人60名，到任之後，他們會把這些人安插到各個最關鍵的崗位，因為在人治社會，只有這些親信才靠得住，這樣一來粵海關就成了海關監督的“家大下”。這些人自然也就依權勢，為所欲為。他們雖然沒有任何專業知識，甚至看不懂賬薄，但是都天才地通曉貪汙賄略勒索錢財的技巧。比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被革職的粵海關監督李永標曾利用家人73口經管關口一切事務，縱容家人“多徵少報，苦累客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被革職的粵海關監督富勒渾，剛上任，他的一個家人李世榮即索取眾商繳付1000銀元。另一個家人段士俊則強行攤派各商，每人要購買1斤人參，從中得利銀4700兩。此後他又“點派各口岸，令書巡等繳銀19600餘兩”。
清代海關官員的制度性腐敗對海關稅收和海外貿易產生很大影響
海關裡唯一的專業人士，就是本地的書役。只有他們懂得海關複雜的規定，看得懂那些天書一樣的賬簿。但問題是，他們身份低賤，永遠沒有上升空間，不管多麼努力也永遠不可能當上官員，所以他們工作唯一的動機就是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多為自己撈些錢。
因此整個粵海關就成了一個惡性盤削集團，成了一隻寄生吸血的巨大螞蟥，外商與行商就成了它的“宿主”。每個海關監督在三年任期內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儘量飽其私囊。
鴉片戰爭的爆發，其根本原因當然是英國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但是廣州海關的貪腐卻是英國人不斷強調的藉口。比如英國談判代表璞鼎查在《南京條約》簽訂後的一份照會中強調：
“以粵海關與隨帶之衙役，左右勒索額外苛求，以致正餉加倍三四。系英人不服，致啟鮮之大端。”
大清海關主權的拱手相送其實並不是洋槍鉅艦的脅迫
外國人一百多年來跪求中國公開並固定關稅稅率，一直沒有得到天朝首肯。但是通過鴉片戰爭，他們的要求充分得到了滿足。鴉片戰爭以後，大清帝國開始實行多口通商，並且進出口稅率被定為5%，這比原來20%的實際稅率明顯降低。但是奇怪的是，進入大清國庫的關稅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明顯上升。鴉片戰爭前約20年，粵海關稅額一直在150萬兩左右。但是1843年中英貿易恢復後，在實徵稅率大幅降低的情況下，稅額在當年就衝上了200萬兩的大關。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從五口通商中收取的關稅，一直處於上升的狀態，被迫固定稅率的中央政府居然嚐到了關稅透明化的甜頭，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諷刺。
1853年，上海爆發了小刀會起義，在混亂期間，上海海關運轉失靈，海關官員都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隻還在港口等待，貿易還是得繼續進行。
小刀會起義，清朝海關官員逃入租界尋求保護，維護海關主權就更無從談起了
英、法、美三國的領事商量了一下，決定三國各派一人，成立了稅務司，“代替中國政府”管理上海海關。這顯然是對中國主權的一種嚴重侵犯，不過令中方官員意外的是，外國人居然能誠實認真地收稅，收到稅款後也如數交給了中方。而且，在外國人的管理下，上海海關貪汙腐敗明顯減少，徵收額明顯上升。“稅收大增，政府善之”。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腦洞大開，很高興地同意由英國人代管中國海關，並寫入與英美等國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第十款：
“任憑總理大臣道請英人推行幫辦稅務，並嚴查漏稅、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隻及分設浮椿、號船、塔表、望樓等事。”
從此開始由外國人代管海關行政，最高長官稱“總稅務司”，意即“總司海關稅務之事”。實際上全權負責管理海關事務。
鴉片戰爭讓中國墮入沉沉黑暗
外國人管理中國政府事務，這當然是西方侵犯中國主權的一個鐵證。但是中國政府在這件事情上並非完全出於被動。在英國外交官威妥瑪與中國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談論海關改革事宣之時，威妥瑪曾表示，如果能按外國制度來推行中國海關的改革，並不一定由英國人來管理：“中國儘可以僱用中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等等”。沒想到文祥馬上回答，“用中國人不行，因為顯然他們都不按照實徵數目呈報”，並且以原來管理上海海關的薛煥為例，說他近三年來根本沒有報過一次賬。”後來當英國人赫德來到北京，與恭親王奕訴具體談到海關改革時，“恭親王與赫德談了些中國官場上極為敏感的話題。恭親王說，中國官員幾乎無人可信，對比之下，外國人的報告較為可靠“。
有歷史學家認為，英國之所以從中國手中得到了海關管理權，進行了有效的海關制度改革。除條約和列強這一保護傘外，中國政府的支持和認可也是海關制度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後盾。制度創新得以成功的原因與改革的利益取向有關，由於海關創制的結果有利於中央財政，尤其在償還戰爭賠款方面更是得到清王朝的信任，所以“總稅務司卒能排除眾難，漸將集權制度推行於各關也”。
赫德登上歷史舞臺
赫德是當時英國北愛爾蘭人，開始他在寧波領事館做翻譯，後來到廣東海關管理稅務通過一個多月的接觸，恭親王奕訴對他的誠實、能幹和專業素養非常信任。他甚至說，“如果我們有100個赫德，我們的事情就好辦了”。“因此，1863年，赫德得以接任總稅務司，開始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對中國海關的管理。
赫德加入的時候，中國海關最紅的人物是英國人李泰國，他比赫德大兩歲，但已經當了好幾年的海關稅務司。1861年3月，總理衙門正式任命李泰國為大清帝國海關總稅務司，並邀請他北上議事。傲慢的李泰國看到太平軍的威力，“不願與可能會覆滅的王朝保持緊密的聯繫”，請假回國休養，臨行前，他指定赫德前往北京，代向恭親王奕訢述職。
英人李泰國對清朝的態度是看不起，一味蠻橫無理
李泰國拱手相讓的機會赫德當然不會錯過，他早就看不慣李泰國在中國人面前的飛揚跋扈。在北上的路途中赫德寫下這樣一篇日記，“我必須時刻牢記，海關是中國衙門，而非外國機關。既然如此，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圍繞中國的利益開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國，或引起中國人的反感”。當年5月，赫德見到了奕訢的頭號親信、總理大臣文祥，他事先準備了9份文件，向文祥詳細講解了長江口岸通商、稅務等問題。文祥雖為總理大臣，但是在洋務方面其實也是個“菜鳥”，赫德的講解對他來說簡直是瞌睡遇上了枕頭。相比較李泰國的頤指氣使，赫德謙恭而禮讓，並且漢語流利、學識淵博、業務熟練，第一次見面就和文祥談笑風生。幾天後，赫德又征服了矜持的恭親王奕訢，奕訢對外人稱呼他為“我們的赫德”。6月30日，他被正式任命為署理總稅務司，7月9日，赫德在日記中記載，清朝政府給他漲了一倍的薪水，月俸800兩白銀。
不得不承認的赫德功績——高效清廉的大清海關
赫德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海關的腐敗。晚清海關的腐敗，已經達到了無可復加的程度。鴉片戰爭之前，因為非法鴉片貿易的猖獗，海關官員最主要的來錢方式變成了庇護鴉片走私。各級海關關員都“廣泛地參與了走私活動，並從中獲得了鉅額的經濟利益。所有的人，從最高級的海關監督到最低級的雜役，都參與了這種腐敗。他們定期向商人索取高額的費用，然後默許鴉片走私的進行。正是在這種放縱下，走私變得極為平常，有時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
海關的腐敗不僅讓外國商人頭痛，其實也是中國曆代皇帝頭疼的問題。皇帝們雖然對自己的親信們都很關照，但是他們也不希望自己治下任何一個部門腐敗成風，歷代皇帝都試圖對海關的腐敗加以約束和整頓，比如雍正帝即位之初就指出關稅徵收過程中存在種種黑幕：“國家之稅額，聽猾吏之侵漁，以小民之脂膏，飽奸胥之慾壑”。從乾隆到嘉慶年間，對關榷之弊要“嚴辦示懲，不稍寬貸”之類的警告也屢屢見諸諭旨，但均收效甚微。到了道光年間，稅關腐敗已經登峰造極。
赫德卻不想僅僅以同樣的反貪風暴來改變海關面貌。他要做的，是從制度上徹底更新、對腐敗來個釜底抽薪。
- 赫德首先做的，是建立新的會計制度
清代海關原來的會計賬簿是落後的四柱式。在舊式會計賬目中，不但所有陋規和灰色收入不能體現，甚至收到的“正稅”也存在被化公為私的現象。1865年，赫德對中國海關最早的記賬形式進行了改革，他淘汰了中國傳統的舊式賬冊，建立了一套“嚴格的、詳細的和絕對可靠的”會計制度。中國海關會計制度體系的基礎是英國公共財產特別委員會制定並於1866年實行的所謂英國新財政制度。這套新制度對海關稅收的上繳和留用可以進行詳盡的便於查詢的記錄。明晰的財會記錄使得做假賬更加困難，從而有效地遏止了海關腐敗行為的滋生，提高了海關行政的效率。
赫德組建的海關樂隊
赫德專門設立了稽查賬目稅務司，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對各關財務會計制度進行監督。其中正稽核專門負責巡視各口海關，每年至少去每個港口檢查賬簿和賬日一次，檢查方式是抽查，“他會出其不意地下去並做到：1、賬目一直記到最近的；2、金庫金額和賬簿試算表相符合；3、因為人們不知道他什麼地方不檢查，所以他的巡查就將使一切都更加仔細。”
- 赫德做的第三件事，是人事制度改革，對海關進行換血，把海關重要崗位基本上都換為外國人。
赫德堅持，總理衙門必須賦予他人事的全權，“總稅務司是唯一有權將人員予以錄用或革職、升級或降級，或從一地調往它地者。這一制度的要點是“進人必考”。其他任何人和機構，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安插自己的私人。在這方面赫德主要借鑑的也是英國經驗，因為當時的英國已經擁有一套高效廉清的文官制度。赫德在選擇海關僱員時實行全球招考公開選拔，先後在上海、九龍、廣州、青島和倫敦等地設置考點，不管是誰介紹來的人，必須參加考試。
赫德在廣州有位牧師朋友，希望赫德能夠為其兒子喬治·俾士在中國海關裡安排一個職位。赫德礙於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辭，“但他要求喬治·俾士到倫敦的辦事處報名參加考試。結果，這位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因條件不符面被淘汰。
- 赫德做的第四件事，是在處理違規行為上，赫德非常果斷，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從不搞“下不為例”。
“貪汙、侵吞、挪用、受賄等不廉行為者，一經稅務司上報總稅務司，將予立即開除”。這一點他說到做到，甚至自己也會主動負連帶責任。1873年4月，一個副稅務司的失職造成了海關23000兩銀子的損失，赫德認為自己有失察之責，用自己的錢填補了這個虧空。
- 赫德做的第五件事，是配合以上制度改革，赫德還進行了工資制度改革。
我們講過，清代舊式海關各級工作人員名義上工資都極低，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給大清帝國免費打工，但是實際上他們卻個個都是超級富翁。赫德說：“中國的禍根在於官員薪俸低微不足。”赫德說，為了使海關改革卓有成效，必須用支付高薪的方式使關員們保持廉潔。“一切費用，不可減少。若少，則所用之人，必為奸商所買。”赫德制定了《中國海關管理章程》，實行高薪養廉。但是前提是公開透明把海關關員的收入曬在陽光下。除了基本年俸外，關員還享有年度獎金和福利津貼。員工在海關工作一定年限後，能獲得一筆額外的工資，如表現突出還會得到額外獎金和津貼。在海關幹得越久，獲得的待遇就越高，保障也越豐厚，這無形之中提高了人員參與腐敗的成本。高薪養廉制度使關員無後顧之憂，也不必去冒貪汙中飽的巨大風險，也保證了關員們的工作熱情，促使他們長期地為海關效力。“海關之所以能如此高效運作與其高薪的作報酬是直接相關的。”
廣州海關
綜合起來看，赫德的幾項管理制度是相互關聯的：高激勵機制讓關員們“不想貪”，先進的會計制度和審計監督制度，讓關員們“不能貪”;嚴明懲戒制度，讓關員們“不敢貪”，這三者互為補充，不可分離。赫德不僅自己在海關實行高薪養廉，還把這個做法作為一項重要建議貢獻給清朝政府，希望能夠推廣。意料之中，清政府並沒有採納這一建議。
在赫德的管理下，關稅收入迅速提高。1861年，海關稅收是490餘萬兩，到了1871年，僅僅十年，就達到1100餘萬兩，翻了一番，到1904年赫德離職時，已經達到302065萬兩，翻了六倍多。
與此同時，1861年海關稅收約佔清政府總財政收入的9%，到了1864年這一比例增加到了12%，到1885年增加到了188%，而到了1887年，由於稅釐並徵的實行，海關稅收佔清政府財政的比重迅速提高到了2435%。
赫德主掌的海關極大緩解了清政府的財政窘境。稅收猶如國家經濟的血液，清政府在瀕死的邊緣，獲得了海關稅收大量增加所帶來的新鮮血液讓它又苟延了幾十年的壽命。
作為一名職場人，赫德的成功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反思赫德海關改革的成功，主要有四點值得我們職場人借鑑：
首先，任何公司都存在頑疾，解決頑疾，靠搞運動的方式解決不了，治標不治本，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制度建設上。
其次，除了制度建設的成功外，還有就是赫德本人的素質。赫德是一個度誠的宗教徒，又是一個極為敬業的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工作狂。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數十年如一日。此外，總稅務司這個職務處於多重焦點之下，清政府雖然把海關委託給他管理。但是從制度上來說，可以隨時換掉他，與此同時，德、法、俄、日等國家，都對總稅務司一職垂涎三尺，如果他行為稍有不檢點，就很可能下臺，這讓他不得不殫精竭慮，抓好管理。所以是否用對人也是團隊、事業能否持續走下去的關鍵。
在上海期間的赫德
第三，他把握好了自己與中國政府的定位。赫德多次重申：“總稅務司署乃系中國機關，總稅務司系受中國政府之任命，辦理海關事務。故總稅務司在執行行政上，對於中國政府系協助之性質。自不應蔑視中國之主權，而謂政由我出。”赫德非常清楚這樣做的理由：“我們做的是中國的工作，人家付錢讓我們做的是中國的工作，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的話，我們必須遵從中國的方式和觀點。”
赫德非常注意尊重中國政府的權威，而中國政府對新式海關的管理也感到滿意，給了赫德極大的管理自由空間。晚清的中國海關也稱“洋關“、”新關”，管理國際貿易。與之相對的則是內地的“常關”、“舊關”，由清政府官員主管。“洋關”高效廉潔，“常關”貪腐蔓延，形成鮮明對比。所以晚清政府給了赫德極高的評價，“伏查總稅務司赫德自咸豐四年來華，至同治年補授今職，綜理各關稅務，佈置周密，收數遞增，確著成效”，“中國海關歲收稅項日見起色，莫不盛推總稅務司綜核之功”。"1908年，清政府賞赫德尚書銜，並在他死後追封太子太保，這是外國人在中國獲得的最高榮譽。
從中我的體會是職場中“向上管理”的重要性，也許你覺得你的老闆或者上級主管屁事不通，但是他們能拉起這份事業或者坐到那個位置，就一定有他的優秀之處，我們只有學會充分的尊重人，才能擺正自己在小到職場、家庭，大到社會中的位置，才能做出理性的、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決策。
第四，赫德的改革是理性的、漸進的。赫德有著英國式的現實主義精神，他主導的新海關與中國舊海關並非一刀兩斷，面是有所繼承。比如新式海關在稅款解繳存放方面繼續沿用了傳統的關銀號制度，一直到辛亥革命後才逐漸由新式銀行取而代之。赫德曾經說過：“中國對於歐洲的任何制度都不會原封不動地接受，因此必須改頭換面，才能適合中國人的眼光。改頭換面以後內部的骨架子必須是堅固有力的，五官四肢仍然是完備的，全體的職能當然還是可以實現的；不過正如同普通的內地人看一個穿大禮服的中國人覺得奇怪一樣，一個嚴格的西方專家看見這種改頭換面的制度也會覺得不順眼的，我主張緩步穩進，開始時只做一些必須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但是有眼光的人們大概會因小見大，看到將來發展的遠景的。
我的體會是任何變革都不能過激，不能激進，所謂過猶不及。在擯棄原有制度的糟粕的同時，必須要吸取其精華，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赫德的功與過
很多人對赫德的評價很高，英國思想家羅素說：“如果外國管理者對中國政府負責，而不是對外國負責，那麼他的管理就能夠起到教育作用而且有助於把中國建設為一個高效的國家。”史學家唐德剛在論及晚清海關的管理制度時寫道：清未民初的海關和其後由海關辦的郵政，卻是洋人替我們代管的，是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員工給福利最好而貪汙絕少的兩個現代化大機關。
當然，我們要看到，赫德管理的中國海關，也有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對華人的歧視：海關主要管理崗位都是西方人，在赫德任內，直到1907年才有一名叫張福庭的華員做到代理亞東關稅務司。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赫德的所作所為，很多時候代表的是英國利益而且一個外國人那麼長時間把持中國的海關，這本身就是對中國尊嚴的極大損害。所以可以說，中國海關主權是由赫德一手徹底破壞的，他把中國海關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性質的海關。
結語：
道德約束和制度約束，赫德與中國官員進行過一次有趣的討論。1864年7月29日，赫德同中國官員董恂和文祥一起漫談“道德”這個話題，赫德回憶：“我說中國人和我們不同之處可以追溯到根本的出發點：中國人說人性善，我們說人性惡。中國人因而求助於教育養成的規矩；我們則通過嚴懲，對違法進行治理和處罰，樹立法律和規章。”
這句話確實值得玩味，可能中國人與歐美人在意識上的差異也確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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