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英国政治家；1854年来到中国，1861年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正式接替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1911年死于英国白金汉郡，清廷追授其为太子太保；恭亲王奕䜣还亲切称之为“我们的赫德”。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1861年-1911年），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英国人赫德
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关竟然被一个外国人把持半个世纪之久，这在我们现在人看来是丧权辱国的行径，那为什么又会发生？是被英国人的船坚炮厉“劫持”的吗？
为什么又是英国人赫德能够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这个“肥缺”？而不是其他英国人抑或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要知道其他列强也是觊觎这个岗位的。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腐败的“天子南库”——皇帝及其亲信的分赃之所
“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广州十三行。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历代清朝皇帝，对广州海关，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清代皇帝的私人花销主要出自内务府，而不是户部。清代海关的收入部分上交户部，还有一部分直接交到内务府，实际上就是进入皇帝的私囊，不受户部的审计监控。除此之外，皇帝很多不好安排的花销，也都找粤海关解决。清代皇帝结婚、过生日，广州海关管理下的行商都要捐钱。仅从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这59年中，广州海关组织的捐款就达400万两，另外海关每年还会给皇帝私下里进呈大量珍奇的舶来“贡品”。
广州十三行还原图
《剑桥晚清史》说：“按照清朝政策的公开表示，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甚至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他由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855万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北京崇文门税关，则被称为“北库”)所以海关监督(关长)一般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按理说，海关监督是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性的岗位。在要学习多年专业知识，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者才能胜任。但是在大清，技术背景丝毫构不成障碍。这个职务都是由与皇帝或者后妃关系最近的内务府包衣来承担，这些包衣有的甚至不识汉字。皇帝喜欢谁，就会谁到那当上两年，让他落个盆满钵满。道光年间，担任游墅关监督的延隆落下了209万两的亏空，担任淮安关监督的中祥落下251万两的亏空，道光帝心疼他们。于是前后改授他们为粤海关监督，以便他们弥补亏空。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大清海关是皇帝及其亲信的分赃之所。
这种分赃制决定了“粤海关监督的职务和一个固定的关税则例是不相容的，因为他的能否尽职，全赖税收的官方陈报额和取自商民的实收额之间的差额的大小”。“换句话说，他的主要任务，不是收额内的固定关税，而是在国家规定之外多搞到钱。”
海关监督是皇帝的亲信和家奴。他到任之后，会复制这个体制。任用自已的亲信和家奴来管事。在清代，外任官吏通常都会携带大量亲信家人赴任，比如粤海关监督上任时，按国家规定，就可带家人60名，到任之后，他们会把这些人安插到各个最关键的岗位，因为在人治社会，只有这些亲信才靠得住，这样一来粤海关就成了海关监督的“家大下”。这些人自然也就依权势，为所欲为。他们虽然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甚至看不懂账薄，但是都天才地通晓贪污贿略勒索钱财的技巧。比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被革职的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曾利用家人73口经管关口一切事务，纵容家人“多征少报，苦累客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被革职的粤海关监督富勒浑，刚上任，他的一个家人李世荣即索取众商缴付1000银元。另一个家人段士俊则强行摊派各商，每人要购买1斤人参，从中得利银4700两。此后他又“点派各口岸，令书巡等缴银19600余两”。
清代海关官员的制度性腐败对海关税收和海外贸易产生很大影响
海关里唯一的专业人士，就是本地的书役。只有他们懂得海关复杂的规定，看得懂那些天书一样的账簿。但问题是，他们身份低贱，永远没有上升空间，不管多么努力也永远不可能当上官员，所以他们工作唯一的动机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多为自己捞些钱。
因此整个粤海关就成了一个恶性盘削集团，成了一只寄生吸血的巨大蚂蟥，外商与行商就成了它的“宿主”。每个海关监督在三年任期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量饱其私囊。
鸦片战争的爆发，其根本原因当然是英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但是广州海关的贪腐却是英国人不断强调的借口。比如英国谈判代表璞鼎查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一份照会中强调：
“以粤海关与随带之衙役，左右勒索额外苛求，以致正饷加倍三四。系英人不服，致启鲜之大端。”
大清海关主权的拱手相送其实并不是洋枪巨舰的胁迫
外国人一百多年来跪求中国公开并固定关税税率，一直没有得到天朝首肯。但是通过鸦片战争，他们的要求充分得到了满足。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帝国开始实行多口通商，并且进出口税率被定为5%，这比原来20%的实际税率明显降低。但是奇怪的是，进入大清国库的关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明显上升。鸦片战争前约20年，粤海关税额一直在150万两左右。但是1843年中英贸易恢复后，在实征税率大幅降低的情况下，税额在当年就冲上了200万两的大关。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从五口通商中收取的关税，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被迫固定税率的中央政府居然尝到了关税透明化的甜头，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
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都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
小刀会起义，清朝海关官员逃入租界寻求保护，维护海关主权就更无从谈起了
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收到税款后也如数交给了中方。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脑洞大开，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
“任凭总理大臣道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
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鸦片战争让中国堕入沉沉黑暗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中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宣之时，威妥玛曾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来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尽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为例，说他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当英国人赫德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诉具体谈到海关改革时，“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
有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之所以从中国手中得到了海关管理权，进行了有效的海关制度改革。除条约和列强这一保护伞外，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也是海关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后盾。制度创新得以成功的原因与改革的利益取向有关，由于海关创制的结果有利于中央财政，尤其在偿还战争赔款方面更是得到清王朝的信任，所以“总税务司卒能排除众难，渐将集权制度推行于各关也”。
赫德登上历史舞台
赫德是当时英国北爱尔兰人，开始他在宁波领事馆做翻译，后来到广东海关管理税务通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恭亲王奕诉对他的诚实、能干和专业素养非常信任。他甚至说，“如果我们有100个赫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因此，1863年，赫德得以接任总税务司，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中国海关的管理。
赫德加入的时候，中国海关最红的人物是英国人李泰国，他比赫德大两岁，但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海关税务司。1861年3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并邀请他北上议事。傲慢的李泰国看到太平军的威力，“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请假回国休养，临行前，他指定赫德前往北京，代向恭亲王奕䜣述职。
英人李泰国对清朝的态度是看不起，一味蛮横无理
李泰国拱手相让的机会赫德当然不会错过，他早就看不惯李泰国在中国人面前的飞扬跋扈。在北上的路途中赫德写下这样一篇日记，“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中国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当年5月，赫德见到了奕䜣的头号亲信、总理大臣文祥，他事先准备了9份文件，向文祥详细讲解了长江口岸通商、税务等问题。文祥虽为总理大臣，但是在洋务方面其实也是个“菜鸟”，赫德的讲解对他来说简直是瞌睡遇上了枕头。相比较李泰国的颐指气使，赫德谦恭而礼让，并且汉语流利、学识渊博、业务熟练，第一次见面就和文祥谈笑风生。几天后，赫德又征服了矜持的恭亲王奕䜣，奕䜣对外人称呼他为“我们的赫德”。6月30日，他被正式任命为署理总税务司，7月9日，赫德在日记中记载，清朝政府给他涨了一倍的薪水，月俸800两白银。
不得不承认的赫德功绩——高效清廉的大清海关
赫德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海关的腐败。晚清海关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前，因为非法鸦片贸易的猖獗，海关官员最主要的来钱方式变成了庇护鸦片走私。各级海关关员都“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所有的人，从最高级的海关监督到最低级的杂役，都参与了这种腐败。他们定期向商人索取高额的费用，然后默许鸦片走私的进行。正是在这种放纵下，走私变得极为平常，有时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海关的腐败不仅让外国商人头痛，其实也是中国历代皇帝头疼的问题。皇帝们虽然对自己的亲信们都很关照，但是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治下任何一个部门腐败成风，历代皇帝都试图对海关的腐败加以约束和整顿，比如雍正帝即位之初就指出关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种种黑幕：“国家之税额，听猾吏之侵渔，以小民之脂膏，饱奸胥之欲壑”。从乾隆到嘉庆年间，对关榷之弊要“严办示惩，不稍宽贷”之类的警告也屡屡见诸谕旨，但均收效甚微。到了道光年间，税关腐败已经登峰造极。
赫德却不想仅仅以同样的反贪风暴来改变海关面貌。他要做的，是从制度上彻底更新、对腐败来个釜底抽薪。
- 赫德首先做的，是建立新的会计制度
清代海关原来的会计账簿是落后的四柱式。在旧式会计账目中，不但所有陋规和灰色收入不能体现，甚至收到的“正税”也存在被化公为私的现象。1865年，赫德对中国海关最早的记账形式进行了改革，他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式账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详细的和绝对可靠的”会计制度。中国海关会计制度体系的基础是英国公共财产特别委员会制定并于1866年实行的所谓英国新财政制度。这套新制度对海关税收的上缴和留用可以进行详尽的便于查询的记录。明晰的财会记录使得做假账更加困难，从而有效地遏止了海关腐败行为的滋生，提高了海关行政的效率。
赫德组建的海关乐队
赫德专门设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其中正稽核专门负责巡视各口海关，每年至少去每个港口检查账簿和账日一次，检查方式是抽查，“他会出其不意地下去并做到：1、账目一直记到最近的；2、金库金额和账簿试算表相符合；3、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什么地方不检查，所以他的巡查就将使一切都更加仔细。”
- 赫德做的第三件事，是人事制度改革，对海关进行换血，把海关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
赫德坚持，总理衙门必须赋予他人事的全权，“总税务司是唯一有权将人员予以录用或革职、升级或降级，或从一地调往它地者。这一制度的要点是“进人必考”。其他任何人和机构，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安插自己的私人。在这方面赫德主要借鉴的也是英国经验，因为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一套高效廉清的文官制度。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实行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在中国海关里安排一个职位。赫德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面被淘汰。
- 赫德做的第四件事，是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不搞“下不为例”。
“贪污、侵吞、挪用、受贿等不廉行为者，一经税务司上报总税务司，将予立即开除”。这一点他说到做到，甚至自己也会主动负连带责任。1873年4月，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造成了海关23000两银子的损失，赫德认为自己有失察之责，用自己的钱填补了这个亏空。
- 赫德做的第五件事，是配合以上制度改革，赫德还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
我们讲过，清代旧式海关各级工作人员名义上工资都极低，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给大清帝国免费打工，但是实际上他们却个个都是超级富翁。赫德说：“中国的祸根在于官员薪俸低微不足。”赫德说，为了使海关改革卓有成效，必须用支付高薪的方式使关员们保持廉洁。“一切费用，不可减少。若少，则所用之人，必为奸商所买。”赫德制定了《中国海关管理章程》，实行高薪养廉。但是前提是公开透明把海关关员的收入晒在阳光下。除了基本年俸外，关员还享有年度奖金和福利津贴。员工在海关工作一定年限后，能获得一笔额外的工资，如表现突出还会得到额外奖金和津贴。在海关干得越久，获得的待遇就越高，保障也越丰厚，这无形之中提高了人员参与腐败的成本。高薪养廉制度使关员无后顾之忧，也不必去冒贪污中饱的巨大风险，也保证了关员们的工作热情，促使他们长期地为海关效力。“海关之所以能如此高效运作与其高薪的作报酬是直接相关的。”
广州海关
综合起来看，赫德的几项管理制度是相互关联的：高激励机制让关员们“不想贪”，先进的会计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让关员们“不能贪”;严明惩戒制度，让关员们“不敢贪”，这三者互为补充，不可分离。赫德不仅自己在海关实行高薪养廉，还把这个做法作为一项重要建议贡献给清朝政府，希望能够推广。意料之中，清政府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在赫德的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1861年，海关税收是490余万两，到了1871年，仅仅十年，就达到1100余万两，翻了一番，到1904年赫德离职时，已经达到302065万两，翻了六倍多。
与此同时，1861年海关税收约占清政府总财政收入的9%，到了1864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2%，到1885年增加到了188%，而到了1887年，由于税厘并征的实行，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的比重迅速提高到了2435%。
赫德主掌的海关极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窘境。税收犹如国家经济的血液，清政府在濒死的边缘，获得了海关税收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鲜血液让它又苟延了几十年的寿命。
作为一名职场人，赫德的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反思赫德海关改革的成功，主要有四点值得我们职场人借鉴：
首先，任何公司都存在顽疾，解决顽疾，靠搞运动的方式解决不了，治标不治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制度建设上。
其次，除了制度建设的成功外，还有就是赫德本人的素质。赫德是一个度诚的宗教徒，又是一个极为敬业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工作狂。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数十年如一日。此外，总税务司这个职务处于多重焦点之下，清政府虽然把海关委托给他管理。但是从制度上来说，可以随时换掉他，与此同时，德、法、俄、日等国家，都对总税务司一职垂涎三尺，如果他行为稍有不检点，就很可能下台，这让他不得不殚精竭虑，抓好管理。所以是否用对人也是团队、事业能否持续走下去的关键。
在上海期间的赫德
第三，他把握好了自己与中国政府的定位。赫德多次重申：“总税务司署乃系中国机关，总税务司系受中国政府之任命，办理海关事务。故总税务司在执行行政上，对于中国政府系协助之性质。自不应蔑视中国之主权，而谓政由我出。”赫德非常清楚这样做的理由：“我们做的是中国的工作，人家付钱让我们做的是中国的工作，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的话，我们必须遵从中国的方式和观点。”
赫德非常注意尊重中国政府的权威，而中国政府对新式海关的管理也感到满意，给了赫德极大的管理自由空间。晚清的中国海关也称“洋关“、”新关”，管理国际贸易。与之相对的则是内地的“常关”、“旧关”，由清政府官员主管。“洋关”高效廉洁，“常关”贪腐蔓延，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晚清政府给了赫德极高的评价，“伏查总税务司赫德自咸丰四年来华，至同治年补授今职，综理各关税务，布置周密，收数递增，确著成效”，“中国海关岁收税项日见起色，莫不盛推总税务司综核之功”。"1908年，清政府赏赫德尚书衔，并在他死后追封太子太保，这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的最高荣誉。
从中我的体会是职场中“向上管理”的重要性，也许你觉得你的老板或者上级主管屁事不通，但是他们能拉起这份事业或者坐到那个位置，就一定有他的优秀之处，我们只有学会充分的尊重人，才能摆正自己在小到职场、家庭，大到社会中的位置，才能做出理性的、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
第四，赫德的改革是理性的、渐进的。赫德有着英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主导的新海关与中国旧海关并非一刀两断，面是有所继承。比如新式海关在税款解缴存放方面继续沿用了传统的关银号制度，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由新式银行取而代之。赫德曾经说过：“中国对于欧洲的任何制度都不会原封不动地接受，因此必须改头换面，才能适合中国人的眼光。改头换面以后内部的骨架子必须是坚固有力的，五官四肢仍然是完备的，全体的职能当然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正如同普通的内地人看一个穿大礼服的中国人觉得奇怪一样，一个严格的西方专家看见这种改头换面的制度也会觉得不顺眼的，我主张缓步稳进，开始时只做一些必须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但是有眼光的人们大概会因小见大，看到将来发展的远景的。
我的体会是任何变革都不能过激，不能激进，所谓过犹不及。在摈弃原有制度的糟粕的同时，必须要吸取其精华，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赫德的功与过
很多人对赫德的评价很高，英国思想家罗素说：“如果外国管理者对中国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外国负责，那么他的管理就能够起到教育作用而且有助于把中国建设为一个高效的国家。”史学家唐德刚在论及晚清海关的管理制度时写道：清未民初的海关和其后由海关办的邮政，却是洋人替我们代管的，是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
当然，我们要看到，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也有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华人的歧视：海关主要管理岗位都是西方人，在赫德任内，直到1907年才有一名叫张福庭的华员做到代理亚东关税务司。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赫德的所作所为，很多时候代表的是英国利益而且一个外国人那么长时间把持中国的海关，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尊严的极大损害。所以可以说，中国海关主权是由赫德一手彻底破坏的，他把中国海关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
结语：
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赫德与中国官员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讨论。1864年7月29日，赫德同中国官员董恂和文祥一起漫谈“道德”这个话题，赫德回忆：“我说中国人和我们不同之处可以追溯到根本的出发点：中国人说人性善，我们说人性恶。中国人因而求助于教育养成的规矩；我们则通过严惩，对违法进行治理和处罚，树立法律和规章。”
这句话确实值得玩味，可能中国人与欧美人在意识上的差异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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