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相國巧用時尚，九合諸侯不動一兵一卒
《三國演義》裡，諸葛亮隱居隆中、躬耕南陽的時候，經常自比為管仲、樂毅。
這二人都不是平凡人，管仲是春秋時期齊國的相國，樂毅是戰國末期燕國的上將軍。兩個人都身懷經天緯地之才，是當時有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管仲年輕的時候曾經是相當的“背時”的。雖然是周王室姬姓後裔，但早已喪失了王室的蔭庇，到他成年的時候家道已經中落；做過商人，但奔波了幾年也沒有賺到什麼錢；當過兵，又恰好遇到戰敗，不幸成了逃兵；遇到了可能成為齊國繼承人的公子糾，就盡心輔佐，結果公子糾在與公子小白的奪嫡之爭中事敗身亡。
曾經是鐵桿助手，也曾經對對手下過狠手，現在對手勝利，順利登上了齊國國君的寶座，唯一的結果就是等著對手秋後算賬，報仇雪恨。在普通人而言，人生之路幾乎就到頭了。
管仲卻極不可思議地在這個生死關頭“柳暗花明又一村”，迎來了人生的命運的大逆轉。好朋友鮑叔牙早先站隊在公子小白的陣營，深受信賴，並且極力向已成為齊桓公的公子小白舉薦管仲。
管仲和鮑叔牙本來是義結金蘭、情深義厚的至交好友，在選擇各自的輔佐對象的時候，卻選擇站在兩個具有極大的對立可能的陣營，兩人當初的這種選擇也是頗為耐人尋味的。要麼是私交不影響政治立場，要麼就是早有默契，互為援手，不管誰輔佐的對象勝利了，也就等於兩個好朋友都勝利了。要是屬於後者，那就是典型的投機主義。
但管仲早年的“背時”也並非一文不值。早年經商，天南海北到處奔波，讓他去了很多地方，見識了很多風土人情，經歷了很多人和事，對於山川水土、人情世故有著很好的接觸和感悟；當過兵，他就相比那些出身貴族高層的將領更加了解軍人和軍隊，對戰爭有直接經驗。
管仲後來能夠成為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並讓數百年之後的諸葛亮那樣的人物崇拜和模仿，起初這些“背時”的經歷功不可沒。精神上的成長，比起財富的簡單堆砌、地位的莫名提升，似乎更具意義。
特別是他早年經商的經歷，讓他掌握了一定的商業技巧和經濟規律，在此後受齊桓公任命，擔任齊國相國的時候，大打了一場漂亮的經濟仗、時尚仗。有人很概括地總結管仲的政治業績，用了“九合諸侯”四個字。
“九合諸侯”就是曾經9次將中原各國的諸侯召集到一塊開會。這種大規模、高規格的諸侯會議，一個意義是商議各國之間的相處準則、利益劃分，另一個意義就是宣示召集國的“霸主”地位。
春秋時期被認為是“禮崩樂壞”，即便是當時尚且苟延殘喘的周王室也沒有足夠的政治影響力召集諸侯會議。齊桓公卻做到了，這足以證明齊桓公所在的齊國已經成就了“霸主”的實力。更讓人稱奇的是，齊桓公先後9次宣示“霸主”地位，全然不是依靠軍事實力硬逼迫出來的，沒有動用一兵一卒去威脅和趨勢。“不戰而屈人之兵”，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收益最大化的博弈模型。
當時，齊國的周圍有魯國和梁國，齊桓公動了吞併這兩個國家的念頭。但管仲卻極力反對齊桓公出動軍隊去征討。因為他想到了更巧妙的辦法。
管仲建議齊桓公：“從此時此刻起，您只穿著魯國和梁國出產的絹縫製的衣服。不僅如此，您的后妃，朝廷裡的各級官吏，也要如此。同時發佈命令，各國使節前來覲見您，也必須穿著魯、梁兩國的絹做的衣服。”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齊國當時的影響力本來就很大，身為國君的齊桓公又莫名其妙地非常偏好魯、梁兩國的絹布，很快就引發了齊國甚至中原各諸侯國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的極力模仿和推崇。一場從齊國王宮裡颳起的時尚風潮頓時席捲天下，不穿魯、梁兩國絹布縫製的服裝，在當時幾乎就成了窮酸、落魄、沒品的象徵。
這樣一來，魯、梁兩國的絹布價格連番暴漲。為了更加有效地推進絹布價格上漲，管仲又通過非官方渠道散步消息：魯、梁兩國的商人，凡從本國販運絹布的，一車獎勵三百金，十車獎勵三千金。一時間，魯、梁兩國的絹布成為了“稀世奇珍”，活脫脫成了“軟黃金”。
這就是動用國家力量炒作某種日常物資的手法。整個過程，管仲均派了間諜在魯國和梁國偵查情報。等到所炒作的物資價格已經到了極點的時候，派出去的間諜回來報告管仲兩項重大消息：一是魯、梁兩國國君已經發布法令，要求百姓剷除土地上的糧食作物，全部改種桑樹養蠶；二是魯、梁兩國通往齊國的道路上，鋪天蓋地全是販運絹布的車輛。
確認消息屬實之後，管仲立即給邊防軍隊下達了兩道死命令：第一條，所有關口不得對販運絹布的車輛放行；第二條，嚴禁運輸糧食的車輛走出齊國境內。
這就好比是給燒得通紅的玻璃猛澆了一盆涼水，魯、梁兩國的君主心靈即刻就破碎了，因為這兩個國家經濟、民生頓時陷入了混亂和崩潰。絹布積壓成山，卻沒有了出路；土地全部栽了桑樹，老百姓家無餘糧，國庫裡入不敷出，吃飯問題頓時讓兩個國家人心惶惶，百姓拖兒帶女、背井離鄉往有飯吃的齊國逃亡。
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魯、梁兩國君主回天乏術，感覺大勢已去，只能乖乖向齊國投降。智者善用巧，可以四兩撥千斤。僅僅穿衣服這樣的小事，也能成為滅掉敵國的強大武器，2700年前的管仲智慧可謂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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