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諡號“文忠”。他幼承庭訓，學養完備通達，在詩、詞、文、書法和繪畫各領域皆卓然有成，繼歐陽修後擔負文壇盟主之任，宋代的文、詩、詞發展由他而達到了高峰。他所處的北宋時期佛教盛行，文人多受佛教中禪宗思想的影響與薰陶，蘇軾汲取禪宗思想來面對人生，表現出堅定、樂觀、曠達的人格；而其文論思想更是與佛教禪宗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蘇軾文論思想中所強調的空靜境界正是他深受佛教禪宗思想薰陶的產物
從蘇軾詩文看來，禪宗文獻及華嚴學說在其創作中有深刻表現：他的詩詞中多宣揚的無心無念，物我一如，榮辱齊懷等觀念，就是他從禪宗思想中接受的主要內容。
在文藝理論上，蘇軾認為文以“達意”，這種與儒家“明道”文學觀的區別，顯然是佛禪心性理論對他的影響。禪宗強調排除外在和內在的干擾，恢復到單純空明的“本心”狀態。受這種心性觀的影響，蘇軾認為詩之韻味得自詩人內心的空靜，“欲令詩句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
蘇軾還認為心如止水才能更好地反照外物，“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空靜是最高的境界，它能“了群動”、“納萬境”、“以一含萬”。表面平淡無奇，卻內蘊深不可測，變化萬千，表面一片虛無，卻容納了萬千氣象，勃勃生機。這種空靜境界，實際上是蘇東坡追求自然平淡，不雕不琢的美學思想的另一種體現。
蘇軾認為，“空靜”能使主客體構成一種最佳精神狀態。他在“知”與“能”、“道”與“藝”的關係上有著十分可貴的見解，認為創作的實現是道與藝的結合，即：“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與心，不形於手”。並把“道”與“藝”的關係轉化到實際創作時的“心”與“手”的關係。
在藝術思維的的過程中，外界的客觀物象轉化為主體心中的審美形象和意象，並最終表現為物態化的圖像和語言文字。這種體察精細深微，是一種很有價值的觀點。
禪宗美學的思維特點使蘇軾提出“隨物賦形”說，也對蘇軾的藝術審美觀和人生觀等有著重要影響
禪宗美學超功利的審美態度在蘇軾的作品中集中體現為一種超然的精神，因而造就了其作品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風格特點。蘇軾援引禪宗美學“見象而離相”的理論，形成了以寓意於物而又不滯於物為主要特徵的詩境特點。
而這主要是由“隨物賦形”說和蘇軾在其作品中所滲透的寵辱不驚，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兩方面所體現出來的。“隨物賦形”主要是指注重文藝的自然本質，講求創作的自然天成，反映在具體的形象描寫上就是強調主體在創作時與對象互通情志、順應而自然的關係。而另一方面，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
而激發出蘇軾這種曠達冷靜的人生觀背後的原因正是佛教禪宗對其思想的巨大影響，在“心外無物”、“以心為鏡”等佛家思想的籠罩中，蘇軾做到了文章的開闊，人生的開闊，隨心所致，對文學和人生都抱有“玉事天成”，“隨理而至”的哲學和原則。
蘇軾文論思想中的妙悟說也是源於佛家禪宗思想
自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出妙悟這一文學理論後，蘇軾和黃庭堅等人進行了繼承與發展。蘇軾認為要靠妙悟才能掌握別材別趣，其中“以禪喻詩”就是其方法。
妙悟本是佛教禪宗的術語，指對佛法的心領神會，在此藉此來作比喻詩歌藝術的特殊規律（即別材別趣），也是難以具體言說的，只能靠各人自己去妙悟。司空圖在《詩品》中提出“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就很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他認為“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蘇軾對嚴羽的這一文論思想是表示贊同的。由於蘇軾對於佛家禪宗思想的熟悉和自覺與不自覺的薰陶，他提出“以禪喻詩”理論作為他對嚴羽妙悟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以禪喻詩”?直接以禪境比喻詩境，以參禪的“妙悟”喻對詩歌本質的領會。
蘇軾在體會禪宗心法的過程中，使用禪宗特有的理論表達，認為詩的本質也是不可言傳的，只能依靠“妙悟”。這樣，他就使得以禪喻詩進入到了詩的本質層面上來，由此導出後人“詩禪等一”等等的說法，這在佛教思想融入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蘇軾文論思想與佛教禪宗思想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他所提倡的空靜之心以觀文寫文；以反理性、尚自然為特點的審美哲學——“隨物賦形”說及其人生態度，和妙悟說都是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我們在探討蘇軾文論思想的同時也應該十分重視佛家禪宗思想在當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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