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是“帝王之書”，《韓非子》更是“帝王之書”，只不過前者側重於敘事而評，而後者則是引事敘理，前者是帝王的故事說，後者是帝王的理論書。作為普通讀者，可能沒法“吃豬肉”，至少可以“看看豬跑”...
按照我們常規的看法，《韓非子》絕對是一本古代的“反動書籍”，裡面反對儒家“忠孝”思想，大談“去聖棄智”的法、術，本質思想定位於《老子》的“無為之治”，與古代所謂佔據主導思想的儒家思想那是格格不入的。但就是這麼一部“反書”，居然可以流傳至今，以至於看後讓人唏噓不已。這不能證明古代的思想是自由的，只能說《韓非子》這本集古代法家法、術、勢思想的書籍，得到了當權者的重視，才能夠夠流傳至今。
其實，中國古代帝王的治國思想，並不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麼簡單，實際上是“外儒內法”。只要你看過漢武帝的所做所為就知道，漢武帝採用“酷吏政治”來統治，使得國家有兵可用，去收復蠻夷、打擊匈奴，採用“酎金奪爵”和“推恩令”採用一種溫和的方法實現削藩和駕馭群臣。雖然外表宣揚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但其實都是隻是表面文章，我敢打包票：自漢武帝以及後代若干帝王，實際上表面上使用“儒家思想”來教育群眾，本質裡面用的卻是“法家思想”來鞏固和加強統治，這一點應該至今沒有間斷。
十九卷、五十五篇的《韓非子集解》，王先慎雖然有些間注，但是都是版本對比，註解沒太大作用，主要看的還是韓非的原文。韓非在這本書裡面說來說去，其實有些篇幅是重複的。之所以有些重複內容，是因為韓非子在“苦口婆心”反覆規勸帝王應該怎麼去治理國家、駕馭群臣，內容可以分為四個方面：①歸屬根源於《老子》，②列舉大量“事例”作證，③說明“依法治國”的重要性，④提示君王如何駕馭臣下。
①歸屬根源於《老子》
這本書中有至少《解老》、《喻老》兩卷，闡明瞭韓非子的思想來源於《老子》。這一點可能很多人難以理解，《老子》的思想是“道法自然、無為而治”，韓非子將法家思想歸結到《老子》是為什麼？其實通過分析就知道，韓非子對於“道法自然”的個人解釋是：可以人為設定一個“道”，也就是法律，人們依據這個人為的“道”，可以實現“無為而治”。這好比現代公司制度，一個好的、可以長期維持的公司，應該是離開了老總依然轉得動的，這就是“設法而無為而治”的思想，這是對《老子》的一種理解方法。
當然除去《老子》對其思想啟發，實際上，先秦時期商鞅提倡的“法”、申不害提倡的“術”、慎到的“勢”對其影響也是非常的巨大，不然我們提起韓非子也不會稱之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提倡的“法”，是不會因人變化的組織社會的制度，是一種外在的東西；申不害提倡的“術”，是君王用來駕馭臣下的方法，是一種內在不可言的手段；“法”“術”是韓非非常看重的，至於慎到的“勢”，其並不認為有什麼重要性，可能他認為勢具有太強的變化性，只有維繫固定的法、術，才可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以上是韓非子思想的主要來源。
②列舉大量“事例”作證
您所知道古代經典寓言故事如《矛盾》《守株待兔》以及其他大量的成語，都是來自這本《韓非子》。實際上，在內容篇幅上，韓非引用的故事多達¼的內容，其中在《內儲》、《外儲》、《難》等若干卷書中主要是故事，並在其他章節中間插不少示例證明其觀點，總而言之，很多的史料應該是來自戰國時期他掌握到的史料，其中很多來源已經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而軼失了，而因為這本書是“帝王之書”，屬於李斯認為“有用的書”，倖存了下來， 其中保留的一些“非常獨特”的史料也流傳了下來，其中“舜逼迫堯禪讓”的事，與《竹書紀年》一致。
③說明“依法治國”的重要性
我們現在講的“依法治國”，應當是韓非子在這本書中首先提到：我們現在所謂“以法治國”本義與韓非子所提倡的並沒有本質差異，“依法治國”就是設立人人在其面前平等的法律，大家都來遵守這一規則，不祈求領導個人的智慧去實現治理，而是依據穩定一致的法律，將普世價值固化為規則，遵守規則，使得社會能夠正常的運轉，您說這一點，韓非與我們有什麼不同？你要是說韓非的法是封建統治、舊社會糟粕落後的法，那麼就顯得不近人情，您難道期待一個處在兩千多年前的法學家，也採取我們現在的民主法律嗎？處在哪個社會，就應當有那種法律思想，這一點我們不能強求。
韓非依法治國的基本思想是講信用的“信賞必罰”，即：凡是要獎賞必須獎賞，凡是要懲罰的必須懲罰，不能湊活和馬虎，也不能在執行過程中因為人情而改變，既強調“一定要立法”，還要求“嚴格執法”，還要求法律要自始至終，不能隨便變更，經常變革的法律，就變成了“人治”。只要採用正確的法治，哪怕是最差的領導人，都可以治理好國家，這比期望偉大人物來得可靠。
④提示君王如何駕馭臣下
韓非和李斯就學於荀子，荀子為戰國末期儒家集大成者，荀子認為“人性本惡”，韓非認為人性本惡的思想應當是繼承於荀卿。書中從人性本惡的這一點，推論出“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並不可靠，認為依靠忠、孝、仁、義來維繫社會組織，其實是不可能的，因為人並不完美，也太能變了。
既然依靠仁義的口號不可靠，那麼人主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勢），必然要採用一些“不可為外人道”的手段，這種手段就是“術”。如同歐洲的馬基雅維利《君主論》，韓非也通過列舉臣下弒君奪位的很多先兆，來勸誡君王一定要採用“馭臣之術 ”來提防下屬，要識別臣下的不軌之心，不要放任權力給他們，要把他們攥在手裡，採用賞罰的手段來約束他們，不要讓他們有機可乘。這一點，我看對於任何社會中處在上層的人來說，都是有借鑑意義的。
再有一點，就是作為一個合格的君王，不要顯露自己，不要顯示自己喜歡什麼，“喜怒不形於色”，才無機可乘，才可能坐得穩位置。那種明顯說明自己喜歡什麼的，會使得臣下效仿，造成各種不必要的麻煩，耗費國力，事與願違。
後記
韓非子對於法律是非常執著的，整個《韓非子》中在反覆說明作為治國法術的重要性。由於認為人性本惡，並且不講人情，常被儒家批評為是“不近人情”的“刻深”，實際上，法律的確需要冷酷不然就形同虛設了。也正因為這種所謂“刻深”，往往遭人嫉恨，如吳起、商鞅最終死於非命，韓非子也意識到這一點，認為要推行法律是有著巨大的風險和必要的代價，其在《說難》《孤奮》之中屢次提及，他認為
“法治”比起“人治”更是一種長期可行、更為巨大的“仁愛”，為此，他覺得如果能夠被採用，為“法”而犧牲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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