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時，水滸故里、好漢之鄉山東壽張縣梁山 （今梁山縣馬營鄉吳垓村梁山下）出土了七件青銅器，這就是著名的“梁山七器”。
按照《涵清閣金石記》，這七器分別為鼎三、彝一、盉一、尊一、甗一，但由於流散各地，目前對於七器究竟有哪些還難以確定，只知道大保簋現藏美國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大史友甗保存在日本泉屋博古館，清華大學圖書館保存有一件憲鼎，據判斷為梁山七器之一（見《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藏二件有銘銅器檢校與近世流傳淺析》）。此外，小臣艅犀尊藏於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成為這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太保鼎則是唯一一件展出於國內博物館的“梁山七器”，它保存在天津博物館裡，和當年的“兄弟”小臣艅犀尊隔著一整個太平洋。
太保簋
（一）小臣艅犀尊：唯一的商代犀尊
去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人，對古代中國基本陳列中展出的那件華美的錯金銀雲紋犀尊一定會有印象。不過，這尊製作於西漢時期的犀尊比小臣艅犀尊晚了一千年。
錯金銀雲紋犀尊
小臣艅犀尊原本屬布倫戴奇藏品。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有很多種身份：他是優秀的運動員，是千萬富翁，是收藏家，還是曾經執掌國際奧委會長達二十年的主席。他恐怕也是爭議最大的一位主席。他花了半輩子的時間和精力來收集中國古代藝術品，收藏之豐富精美卻令人歎為觀止。
他雖然出生於底特律，生活在芝加哥，卻向舊金山市捐出了逾七千七百件亞洲藝術品，這些藏品都收藏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中。大約在1952年左右，他從中國古董商戴福保手中獲得了這件青銅器，他曾經說，“那隻犀牛尊花了我五輛凱迪拉克車的錢呢！”當時凱迪拉克的價錢大約在三千五百到七千七百五十美元之間，據說他為犀尊付出了兩萬多美元。在當時，這不是一個小數字。就在獲得小臣艅犀尊那年，他成為了國際奧委會第五任王席。
北京首都機場曾經陳列的布倫戴奇蠟像
小臣艅犀尊現已失蓋，不過這並沒有減少它的魅力。這是商周時期少有的寫實性素面青銅器。商代青銅器上大多有各種各樣的繁複花紋，在那個神權與王權共存的社會里，這些花紋也許具有神秘的意義，因此打破商代鳥獸形青銅器既有裝飾手法的小臣艅犀尊就顯得非常獨特。它那
生動逼真的造型、光潔樸素的風格，在商周青銅器中幾乎是“獨一份”。正因為如此，它成為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閃亮亮的招牌文物，也是在國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國青銅器之一。
小臣艅犀尊的銘文共四行二十七字，大意是：丁巳日，王在在十五年王徵夷方的歸途，適逢祭祀之時巡視亯廟，賞賜小臣艅夒地的貝。 根據《左傳》昭公四年：“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昭公十一年：“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在商代晚期與東夷頻繁衝突的商王應該是紂王，也就是帝辛，因此小臣艅犀尊通常被認為是帝辛十五年製作——這使它成為少數一些能夠“驗明正身”的帝辛時期青銅器。
在商周時期，無論兕觥還是犧尊，只要是鳥獸形的青銅器，就或多或少具有動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內涵，是早期圖騰意識的遺留。這件犀尊具有雙角，而蘇門答臘犀是目前雙角犀屬的唯一物種。這件犀尊是否意味著如今僅分佈在東南亞部分地區、瀕臨滅絕的蘇門答臘犀，在商代時還曾經生活在中國中原地帶，是否暗示著在商代或之前曾經存在過以犀牛為圖騰的部落？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關館長許傑說，他們曾經向全球徵集小臣艅犀尊的小名，最終投票最多的是西班牙名字Reina，意為公主。它還有個中文暱稱“寶貝”。我們並不知道這件來自商朝末年、流散海外多年的青銅器會不會喜歡這兩個名字。
（二）太保鼎：天津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著名的梁山七器只有一個能夠經常出現在國人面前，就是天津博物館收藏的太保鼎 。據說梁山七器出土後曾歸曲阜衍聖公府珍藏，後來它們失散了，有的出國，有的收藏於國內，有的難覓蹤跡。大量國內頂級文物流失海外，這是從 19 世紀後半葉至二戰爆發之際這個特殊時代的特殊遺憾。直到1935 年國民政府頒發《古物出國護照規則》，這股令後世慨嘆莫名的風氣才略微剎住。
1917年，天津人徐世昌將太保鼎收入囊中，興奮之餘作《得鼎歌》七言詩一首。他說這件鼎本藏於日照丁氏，終於購得，這可是“鐘鼎之壽萬斯年，閱盡人事競昏曉”。1958年，徐世昌孫媳張秉慧將此鼎捐獻出來，收藏於天津博物館。2002年，太保鼎成為首批64件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之一。
與小臣艅犀尊相似，太保鼎的造型也非常獨特。不只是腹部四面裝飾蕉葉紋的方鼎比較少見，也不只因為它顯眼的扉稜設計，更重要的是，太保鼎柱足中部裝飾的圓盤，在商周青銅器中還沒有見到第二件。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銅鼎還是非常重要的通神之器，它的造型都具有特殊的宗教內涵，肯定不是為了“好看”。這些圓盤究竟意味著什麼，是試圖加強它的通神之力，還是通過這種設計表現這件鼎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功能，為什麼這樣的設計沒有延續下來，這些問題目前還是謎團。
相對其他的商周方鼎而言，太保鼎柱足顯得稍長，也許是為了使整體更協調一些，鼎的耳部也更大，兩兩相對的四隻神獸非常引人注目，加長的柱足和耳部使太保鼎整體顯得瘦高。如果去掉神獸和圓盤以下的部分，鼎身和柱足仍然能夠大體維持一個比較合適的比例。
太保鼎上只有三個字的銘文“太保鑄”。太保是誰呢？就是姬奭，與周武王同輩，輔佐周成王的重要大臣，采邑於召（今陝西岐山西南）而稱召公。銅器銘文中對召公的稱謂主要有召（召公）、太保（保）和尹（皇尹）三種。商周時期，尹是官名，商有伊尹，西周初年有尹佚，《清華簡》稱“作冊逸”，尹佚的職位與天文曆法、記錄王事有關，可以認為是神職。《史記·周本紀》載“（成王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還說武王伐紂之後，“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周公和召公一同舉行祭禮，很顯然周公和召公還有巫的身份。這件太保鼎很可能是召公生前在祭祀儀式中使用的器物。
（三）眾說紛紜的梁山七器
從小臣艅犀尊和太保鼎可以看出，梁山七器都是非常珍貴、非常獨特的青銅器，不只造型獨特，而且身份尊貴——分別意味著商王和周王的重臣。它們絕對夠資格作為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和天津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只是，它們為何會出現在山東梁山？
由於文獻資料不足，我們如今已經很難知道梁山七器的出土狀態：不用說具體出土地址、出土環境和擺放狀態，有沒有其他器物同出，甚至連發現者、出土時間都不明確。是窖藏還是埋藏於祭祀坑，是分散多處還是集中一處，這些能夠幫助對梁山七器的歸屬和功能作出判斷的情況，如今一概不知了。
梁山七器彼此之間的差別非常大，它們不是像爵、觚一樣成套的禮器，小臣艅犀尊和憲鼎都比較樸素，與其他三件風格差異太大。這五件青銅器顯然不是同一時期，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小臣艅犀尊為商代器，它和梁山器差別太大，與召公毫無關係，風格亦迥異，
很可能它與其他四件並非同一出土地點，只是出土位置的距離比較近。其他四件（太保鼎、大保簋、大史友甗、憲鼎）大約為西周前期器。這四件裡起碼兩件並非召公所鑄，一為憲鼎，一為大史友甗。大史友甗的銘文為“大史友作召公寶尊彝”，這是太史友為召公制作的禮器，陳夢家認為召公此時已亡故。
大史友甗
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憲鼎，銘文為“唯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侯賜貝、金，揚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寶尊彝。萬年子子孫孫寶光用。大保”大意是某日憲在匽地，受到了匽侯的賞賜。鑄器人說“在匽”，那他應該不是燕國人，他接受燕侯的賞賜，說明比燕侯地位低。他署有“大保”之名，按照唐蘭的說法，這裡的“大保”指的不是召公，而是“大保氏”，張曉莉認為這是召公兒子所制器。從外形和裝飾來看，憲鼎比較素樸簡單。
憲鼎
根據有限的銘文資料，學者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觀點。何幼琦認為，齊宣王七年，齊國伐燕，“夷其宗廟,遷其重器”梁山七器就是被齊人擄掠走的燕國宗廟重器，這種說法附和者不多。也有學者認為，當時召公在協助成王平定武庚之亂之後，鑄造了這些青銅器，沒有來得及帶回國都或北部的燕國，留在當地。這場戰爭對周王朝非常重要，武王克商，只不過征服了包括商王畿在內的河南中北部地區，東征以及各個地方封國的建立，才正式確立了西周在東方的統治秩序。大保簋銘文記載，周成王命大保（召公奭）討伐錄子耳口的叛亂，他完成王命後，成王賜地，大保作器。路懿菡提出，這段銘文中 “錄子聖”即為武庚，所載之事即平定武庚之亂、祿父之亂（《從清華簡看“武庚之亂”》）。不過，西周青銅器的地位非常尊貴，不應存在“忘拿走”的問題。
大保簋銘文
陳絜提出了一種比較新穎的看法。他將大保簋上某字識讀為“榆”，指出這就是商代小臣艅犀尊作器者艅的領地。召公平定叛亂後，這裡成為召公奭的私屬領地，他根據殷墟田獵卜辭和《左傳》《清華簡》中“句俞之門”等史料，推斷“榆”就在泰山腳下的山東肥城句窳亭一帶，認為也是梁山七器的真實出土地點。天子賜予諸侯的土地可以分為封地、朝宿邑和湯沐邑三類。天子祭泰山，諸侯陪祭，諸侯在泰山周圍都有湯沐邑，《左傳·隱公八年》說到天子不祭泰山了，鄭國準備用湯沐邑祊換魯國的朝宿邑許田，各近其國，更好管理。陳絜認為榆就是燕召家族的湯沐邑，與周天子巡狩東土的制度有關。不過，梁山距離泰山足足有一百公里，大約要步行一天的時間，這個湯沐邑稍有一些遠。
如果按陳絜所說梁山七器埋葬地為召公湯沐邑，那麼，很可能有召公的後裔居住，而且在召公去世後也建有別廟，大史友甗、憲鼎等應該是召公去世後祭禮儀式所用的重器。它們或者存於別廟，或者埋於祭坑。
此外，既然可能為湯沐邑，就不能不讓人想起王暉在《商周文化比較研究》談到的周代山嶽崇拜，他以《墨子》中周武王對泰山手“有道曾孫周王有事”，說明武王將山嶽當作可以交流、求取庇佑的神靈。1954年，山東泰安市東更道村發現用大石板覆蓋的祭坎（器物坑），系面對泰山主峰日觀峰一字排開的7個長方形坑，內藏六件浴缶和一件三足鐵盤，有兩件刻有”
右徵尹楚高”銘文，這是東周時楚國祭泰山時遺留的。《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說“姜，大嶽之後也”，認為山嶽是姜的祖先神。《論語》中說，季康子要去祭祀泰山，孔子認為這不符合禮制，因為只有天子和諸侯才能祭祀名山大川。希望正擔任季氏家臣的冉有能夠阻止。《詩·魯頌·閟宮》說，：“泰山岩巖，魯邦所詹”，《禮記·禮器》說“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可見起碼姬姓的魯公和姜姓的齊侯長期有祭祀泰山的習俗，這個習俗大約與祖先崇拜有關，以至於後來形成了“泰山治鬼”的傳說。太保鼎等銅器鑄造於召公在世時，是否為泰山崇拜的祭山之用，還有待更多材料被發現和解讀。
楚高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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