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期因素看，印度改革力度不足。徵地、稅制和勞工三大傳統難題，只有稅制改革在莫迪第一任期中得到突破。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和社會還沒有形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統一思想。莫迪是印度過去30年來最強勢的領導人，但印度政府仍然比較弱勢，缺乏平衡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能力，無法做出總體上對國家長遠發展更有利的選擇，拒絕加入RCEP就是最明顯的案例。印度國大黨領導的團結進步聯盟（UPA）政府執政第一個任期內時任總理曼莫漢·辛格提出了“西望”政策，初衷是突出西亞地區對印度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強化印度與西亞國家經貿關係（印度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仍稱中東為“西亞”的大國），並推進印度與有關國家的自貿協定談判。 在UPA政府第二個任期（2009—2014年），“西望”政策儘管不時被提及，但並無多少實質性跟進措施。據印度學者統計，辛格在長達10年的總理生涯中很少前往中東地區訪問，僅對沙特、阿曼和卡塔爾進行過短暫的國事訪問，並赴埃及和伊朗出席“不結盟運動”峰會。印度戰略分析家拉賈·莫漢認為，與擁有東盟這一強有力區域合作機制的東南亞不同，中東地區並不存在任何能使印度與該區域交往常態化的制度性構架，因此任何政治性合作倡議必須由印度主動發起。
2014年大選獲勝後，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政府接過辛格政府的“西望”政策框架，並逐漸將其拓展為“西聯”戰略。印度學界一致認為，莫迪“擁有一種難以抑制的語言才能”“酷愛頭韻修辭法”“情不自禁地重新詮釋那些眾所周知的縮寫詞”“善於利用工整的排比和對仗來提出其重要外交政策和主張”。 2015年8月，莫迪對阿聯酋進行歷史性訪問，正式對外宣佈印度“西聯”戰略。隨後，印度人民黨政府的外交團隊以印度的中東政策為核心，逐步填充和豐富“西聯”戰略的內涵，在擴展印度西翼戰略疆界、拓寬戰略縱深問題上的立場表達更加直接，行動也更積極進取。從某種程度上看，向西拓展利益新疆界在印度國內不同黨派之間已達成高度共識，只是印度人民黨的戰略自覺性和主動性更加突出，視角更為細膩。歷史地看，2015年8月莫迪對阿聯酋的訪問可與1994年9月時任印度總理納拉辛哈·拉奧對新加坡的訪問相提並論，因為拉奧在其著名的新加坡演講中首次公佈印度“向東看”政策（Look East），而莫迪在與阿聯酋領導人的聯合聲明正式寫入印度“西聯”戰略。
當然，印度與其西翼地區國家加強戰略接觸，實乃雙方互有所求。從印度“西聯”對象的角度看，西亞北非在經歷2010年開始的動盪之後，傳統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阿聯酋、阿曼、巴林、卡塔爾、科威特和沙特等海灣國家紛紛“向東看”，以便為本國安全保障尋求新的備選方案，期待中國、印度等東方大國更加積極參與中東事務。幾乎同時，全球能源市場逐漸發生結構性變化，中東石油和天然氣正越來越多地進入南亞及東亞市場而非跨大西洋市場。此外，面對來自西亞內部激進極端政治勢力的壓力，該地區大多數國家開始重視印度作為新的“安全公共產品提供者”的潛力。
對印度自身而言，它與中東、非洲及西印度洋島國地理上隔海相望，歷史人文聯繫源遠流長，雙向經貿投資關係日益密切。中東及非洲能源供應的穩定性關乎印度國家安全。西亞北非經歷政治動盪後，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國際暴恐極端勢力趁亂坐大，不僅在西亞北非地區興風作浪，還將觸角伸向南亞次大陸，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中亞地區與塔利班、“基地”組織及中南亞本土恐怖勢力爭奪“全球聖戰主導權”。這種安全事態讓印度政府倍感焦慮和威脅，倒逼其外交部門重新審視西亞外交，進而加大對本國西翼地區安全事務的參與和介入，力將安全風險抵禦於國門之外。隨著綜合國力提升，印度追求“有聲有色的大國夢”的原始衝動再度被激活，推進大國戰略的資源和手段也更加豐富。
從印度官方政策文件有關表述分析，2014—2019年印度政府推進“西聯”戰略的考量還算比較務實穩健，尚無好高騖遠之圖。
第一，爭取穆斯林選民支持，改善印度人民黨形象。早在上臺之前，莫迪本人即被視為“印度教民族主義分子”，印度人民黨也不太受國內穆斯林歡迎。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邦發生宗教暴亂，導致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為穆斯林，時任該邦首席部長的莫迪因未阻止殺戮而被譴責。莫迪就任總理前，曾遭到美英等國“政治隔離”並吊銷其入境簽證。印度人民黨掌權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矛盾明顯被激化，宗教極端化、社會不寬容現象激增。為改善莫迪本人及印度人民黨在國內外形象，莫迪政府著力拉近與西亞北非地區伊斯蘭國家的關係，顯著加強與中東國家的反恐與安全合作。
第二，爭取海外僑民和僑匯，助推印度政府經濟改革。目前，約有900萬印度僑民居住在海灣地區，佔印度海外勞工總人口近90%，其中僅在阿聯酋的印僑人數就高達330萬。 數量龐大且薪酬低廉的印度勞工不僅緩解了中東各國勞動力短缺的窘境，還成為連接印度與中東國家的重要人文紐帶，在印度政府推進中東政策時發揮橋樑作用。印度政府希望從僑民入手，拉緊與西部周邊國家聯繫，維持僑匯持續入印，解決本國資本和投資不足問題。印度政府還希望借力中東石油富國，落實“印度製造”“智能城市”計劃，助推“莫迪新政”。
第三，確保能源穩定供應，提高印度能源安全係數。目前印度是全球第四大原油產品消費國，排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後，高度依賴原油進口，大部分原油進口來自中東。確保來自中東及非洲的穩定、便宜、充足能源供給，已被印度列為國家戰略優先。
第四，“東向”“西聯”遙相呼應，補齊印度周邊外交短板。莫迪政府上臺以來，在亞太方向將“向東看”政策升級為“東向行動”政策，在南部方向著力鞏固印度在印度洋地區的主導地位，向北積極推進“聯通中亞政策”並擴大在阿富汗戰略投入，唯獨在西翼方向缺少明確的戰略規劃。在“西聯”戰略框架內，印度政府藉機強化與各利益攸關方實質互動，實現印度在各主要戰略方向的全覆蓋，打造以印度本土為核心的同心圓外交，凸顯印度的大國地位和氣派。
二、印度“西聯”戰略的推進
在莫迪政府外交團隊精心策劃下，印度的“西聯”戰略在中東、非洲大陸和西印度洋地區逐漸落地生根，並取得一些突破性進展。
（一）積極精耕中東地區，將其打造為印度“西聯”戰略的核心地帶
過去多年印度的外交政策聚焦於改善與南亞鄰國關係、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等“延伸鄰國”接觸、與美中俄等全球大國的互動上。儘管中東對印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印度政府並不願將過多的政治及外交能量投放在該地區，對中東事務保持某種“超脫、遊離”態度。
2014年莫迪宣誓就任總理後，開始推行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實利政治外交”，強調印度當政者必須以國家利益為從事內政外交業務的最高依歸，不應受執政團隊情感、道德倫理、理想信仰或傳統意識形態左右。印度前外交秘書蘇傑生（S. Jaishankar）認為，過去五年印度在全球舞臺上的地位顯著提升，世界對印度的期望越來越高；莫迪治下的印度外交發生了範式上的轉換，個性和稜角更鮮明，強調外交決策必須務實，底牌不能被對手預料到，並將防務問題納入外交議程，同時重視增進商貿聯繫及拓展軟實力；印度與阿聯酋、伊朗、沙特等國關係正是莫迪外交的新增長點。
正是在這種外交理念轉型助推下，印度政府以政治交往、經貿投資、安全合作和人文互動為四大支柱，以阿聯酋、沙特、伊朗、以色列為主要支點，多管齊下綁牢印度與中東各國利益紐帶，凸顯印度在該地區有著特殊的利益關切和優勢。印度多年耕耘中東外交成果顯著，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印度成功抵擋美國壓力，持續深化與伊朗合作。儘管受美國製裁威脅，印度迄今仍在繼續進口伊朗原油。2018年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伊朗核協議，重啟對伊朗全面制裁，制裁領域包括伊朗石油部門、汽車行業、國際金融交易等。美國威脅稱，任何違反美製裁規定、“頑固與伊朗交易”的國家或公司將面臨“嚴重後果”。作為伊朗原油第二大買家，印度政府對此不為所動，採用不同支付系統繼續進口伊朗原油，印度國營煉油商以到岸價格堅持採購伊朗能源。隨著美國對印度進口伊朗原油的制裁豁免到期，伊朗希望印度繼續進口其原油，並向印度國有油氣公司提供伊朗天然氣田開發權。換言之，印度不僅在與美國眼中的敵人做生意，而且還研究通過美元以外的支付系統進行交易。印度專家認為，印度政府此舉不僅僅是為了“尋找最省錢的能源和硬件來源”，同樣重要的是向美國表明，“印度不是一個可以讓人隨意擺佈的香蕉共和國，它將首先關注自己的利益，哪怕面臨著來自一個超級大國的壓力”。
印度憑藉強有力的遊說手段，在開發伊朗恰巴哈爾港方面獲得美國製裁豁免。2018年2月，印度與伊朗簽訂協議，租借恰巴哈爾港作為印度通往阿富汗及中亞的貿易通道，並積極參與該港到伊朗毗鄰阿富汗的邊境城市扎黑丹的鐵路建設。在印度政府及美國國內遊說團體聯合施壓下，2018年12月，美國國務院以“對解決阿富汗問題有益”為由，宣佈“免除對恰巴哈爾港開發及其附帶鐵路項目以及伊朗向阿富汗運送石油的制裁”。印、伊、阿隨後立即達成三國間貿易及過境走廊協議，印度進而正式接管該港。印度輿論認為，接管恰巴哈爾港“將為阿富汗提供關鍵物資供應線路，方便印度繞過巴基斯坦與中亞開展貿易，同時遏止巴基斯坦瓜達爾港變成中亞國家貿易的出海口”。
此外，印度還與伊朗和俄羅斯共同推進“國際南北運輸走廊”（INSTC）項目。2018年5月，莫迪與普京確認了共同推進連接印度、伊朗、中亞及高加索、俄羅斯和歐洲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構想。根據印方設想，該走廊建成後將大大縮短南亞至北歐的貨運距離，甚至可能成為埃及蘇伊士運河運輸線路的替代方案。2018年8月，裡海五個沿岸國簽署《裡海法律地位公約》，裡海油氣開發合作出現新轉機，伊朗轉向積極參與地區能源合作，為印、俄重啟“國際南北運輸走廊”注入了新動能。
第二，印度政府將阿聯酋打造成其進軍中東的戰略跳板。2015年8月，莫迪對阿聯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自1981年英迪拉•甘地訪問後印度總理的首次造訪。兩國在經濟、國防、安全、文化等方面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為印度與中東地區互動注入“新能量”。莫迪在訪問中將阿聯酋稱為“印度在貿易和反恐領域的最重要夥伴”。2018年2月，莫迪再訪阿聯酋，並將阿定性為“印度增長及發展的首要貿易和投資夥伴”。
印阿雙邊安全防務合作基礎日漸夯實。阿聯酋似乎開始欣賞印度的安全觀，即“國家支持的跨境恐怖主義對地區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必須加以遏止”；在充斥教派衝突和地緣政治競爭的中東地區，阿聯酋能為印度提供一塊相對中立、穩定的立足之地。目前，印阿之間已確立多個戰略安全對話機制，聯手打擊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海盜活動。兩國還強化軍事合作，聯合生產國防裝備。雙方還通過定期演習和海陸空及特種部隊訓練，強化在海灣及印度洋地區的海上安全合作。
印阿經貿關係迅速提升，雙向投資及人員往來十分頻繁。2017年，兩國貿易額達到520億美元，250多萬印度人在阿聯酋務工，當年匯出的僑匯資金佔阿聯酋流出僑匯總金額的34%，平均每季度流出45億美元。 2018年上半年，印度已躍升成為阿聯酋第二大貿易伙伴。到2020年，印阿雙邊貿易額預計將突破1000億美元，屆時印度將成為阿聯酋最大貿易伙伴。迪拜經濟發展局數據顯示，2015—2018年間，印度對迪拜直接投資額612億迪拉姆（約合166.76億美元），投資項目109個；2018年印度投資者在迪拜啟動31個直接投資項目，總金額達37.1億迪拉姆（約合10.11億美元）。2018年12月，印阿兩國央行簽署總額為350億盧比（約合4.91億美元）的貨幣互換諒解備忘錄，探索兩國企業繞過美元及其他外幣，直接以迪拉姆或印度盧比進行貿易的模式，以大幅減少對美元等國際硬通貨的依賴。印度富人聚集在迪拜、阿布扎比等阿聯酋城市，每週往返兩國的航班超過950架次。
在印度極力爭取下，阿聯酋巨型主權財富基金加大對印投資。根據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報告，截至2018年11月底，阿聯酋主權財富基金資產高達1.18萬億美元，其中僅阿布扎比投資管理局的資產就達6840億美元，位居阿拉伯世界首位及全球第三位。阿聯酋已為印度量身打造了總額為750億美元的主權基金，其中10億美元已轉移至印度國家投資和基礎設施基金（NIIF），旨在促進印度工業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2018年莫迪訪問阿聯酋期間，與阿布扎比投資管理局達成協議，在兩國基礎設施部門間確立戰略伙伴關係。
此外，印度戰略石油儲備計劃也獲得阿聯酋大力助推。當前印度一半以上的石油及能源需求均從海灣地區進口，阿聯酋擁有978億桶的石油儲備，是印度主要的石油進口來源國。早在2014年3月，印阿就已達成協議，合作為印度建立戰略石油儲備。近年來印度政府積極擴大本國的戰略石油儲備，初步計劃設立500萬噸的地下石油儲備庫，阿聯酋成為該項計劃的重要合作伙伴。2018年2月，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ONGC）與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ADNOC）簽署長達40年的合約，共同開採阿聯酋下扎庫姆油田原油，印度將獲該油田1/10的股份。2018年11月，印阿國營石油公司簽署初步協議，印度將其地下原油儲備基地的一半租給阿國營石油公司。2019年3月，ADNOC與印度巴拉特石油公司為主的印度財團簽署為期35年的協議，印度財團獲得阿聯酋一個陸上油氣區塊的勘探權。印阿屢籤大手筆、長週期的能源合作協議，成為近年來印度在中東外交積極進取的縮影。
第三，印度擺脫外交傳統束縛，同步推進與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冷戰時期，印度選擇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站在一起，在阿以衝突問題上支持阿拉伯國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命運自決和建立獨立巴勒斯坦國的權利，反對以色列並拒絕與其交往。1988年，印度成為首個承認巴勒斯坦國的非阿拉伯國家。此舉旨在順從印度國內眾多穆斯林的意願，爭取阿拉伯國家的資金和資源，突出印度在第三世界中的領袖地位，對沖巴基斯坦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
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後，印度一改多年來的低調做法，大膽迅速提升與以色列的戰略合作關係。2014年9月，莫迪訪美期間高調會見美國猶太人領袖，主張印美就中東問題加強磋商力度，被視為對印度中東政策傳統的“創新與突變”。2017年7月，莫迪訪問以色列，成為印度獨立70年來首位訪以的總理，印以關係也被升級為“天造地設的戰略伙伴關係”。在印度計劃逐漸擺脫對俄羅斯武器裝備依賴的大背景下，印以加強國防軍工合作一拍即合。目前，以色列約40%軍備出口都流向印度，兩國防務交易額年均至少達到10億美元。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印度開始對支持巴勒斯坦的決議案投棄權票，變相支持以色列。印度人民黨政府積極發展與美以關係，在中東問題上調整對巴勒斯坦的支持，意味著印度的中東政策開始向美國及以色列陣營傾斜。
與此同時，印度政府也試圖在中東各國多頭下注，在紛繁複雜的地區關係中“走鋼絲”。印度政府堅持認為，“與以色列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並不意味著印度必須降格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從能源安全到打擊恐怖主義，新德里在阿拉伯世界有著巨大的利害關係；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都沒讓印度在它們中間選邊戰隊，雙方均希望與印度建立更牢固、更深厚的關係”。2018年4月，沙特批准印度航空公司從新德里出發穿越沙特領空直飛以色列特拉維夫，而過去70 年沙特一直禁止飛往以色列的商業航班使用其領空。這表明，當前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印度在該地區影響力與日俱增。2018年2月，為淡化世人關於印度中東政策偏向以色列的印象，莫迪專程到訪巴勒斯坦，這是歷史上印度總理首次訪問巴勒斯坦。此外，印度政府還同步推進與沙特、卡塔爾、土耳其等中東國家的密切合作，積極落實“莫迪主義”框架下的“大中東戰略”。
第四，印度悄然拓展在海灣地區的軍事及戰略存在。2018年2月，莫迪訪問阿曼期間，兩國國防部簽署諒解備忘錄，阿曼同意將杜古姆港（Duqm）向印度軍艦開放維修保養等服務，以“加強雙方在波斯灣和印度洋上的安全合作”。阿曼是印度在西亞的傳統防務夥伴，雙方互為反海盜行動的盟友。印度軍方之所以看中阿曼的杜古姆港，是因為該港口守望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地緣戰略位置十分重要，長遠看可能成長為海灣地區最大的港口之一。該港口距離印度西海岸不到一個小時航程，十分便利印軍進駐進而向更廣泛的西亞乃至東非地區進行滲透。印度戰略界認為，由於中國海軍增加在印度洋西部地區的活動並在吉布提建立軍事基地，印度因此對距離西海岸城市孟買僅有40分鐘飛行距離的杜古姆港興趣大增。
（二）善用自身優勢經營非洲，推出並填充“亞非增長走廊”計劃
歷屆印度政府均極其重視經營非洲，大力促進印非間貿易投資聯繫，擴大印度在非洲影響力。無論在東非、西非還是南非，印度僑民均擁有強大經濟實力和鉅額財富，在非洲經濟活動中舉足輕重。根據印非進出口銀行聯合編制的報告，2001—2014年間，印非雙邊貿易額從72億美元飆升到780億美元，印度成為非洲第四大貿易伙伴。在投資方面，印度對非直接投資存量從2010年的119億美元增至2014年的152億美元，同期非洲對印度直接投資存量從570億美元提高到733億美元，覆蓋了石油、天然氣、農業、零售業、醫療保健和電信業等重要行業。 2017—2018年度，受全球貿易投資環境不利影響，印非雙邊貿易額有所下降，降至626.6億美元，但仍保持較高的合作水平；印度與非洲42個國家開展總額近114億美元的189個項目合作，印度對非總投資存量為554億美元，位居非洲第五大投資來源國。 為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回潮和國際貿易衝突，2019年3月印非聯合召開了“項目夥伴關係的閉門會議”，聚焦討論未來幾年內將雙邊貿易額提高到1500億美元的戰略；印度還承諾通過關稅優惠計劃及援助非洲能力建設，推動非洲國家制造業產品出口，並擴大在基礎設施、農業和食品加工、能源、服務業、信息技術等領域對非投資。
多年來，印度不斷加大對非援助和外交投入，以換取非洲國家支持印“入常”。自2008年印度舉辦首屆“印非論壇峰會”後，參加該峰會的非洲國家領導人越來越多、層級也越來越高。2015年第三屆印非峰會上，印度宣佈將在此後五年（2015—2020年）向非洲提供100億美元優惠貸款以及6億美元無償援助，印度輿論歡呼“印度的非洲時刻已經到來”。2018年5月，印度總統科溫德訪問贊比亞、斯威士蘭和赤道幾內亞等非洲國家，簽署鐵路建設合作項目、提供貸款、援建職業培訓中心等協議。幾乎同時，印度宣佈將承建烏干達、贊比亞、馬拉維、岡比亞、布基納法索、多哥、加蓬和利比里亞等21個非洲國家的會議中心項目。首個會議中心擬建在尼日爾首都尼亞美，以幫助尼日爾承辦2019年非盟峰會。這些會議中心均將被冠以“聖雄甘地”名字，“成為印度在非洲長期存在的象徵，展示印度對非支持及印非友誼”。
與其他主要大國相比，印度在非洲活動規模仍相對較小，但目前正迎頭趕上，並不斷挖掘自身在對非外交及商業活動中的獨特優勢。比如，印度在非洲大陸擁有一大批社會地位較高的移民，他們總體上比中國新移民更能融入當地；印度在對非經濟外交方面雖落後於中國，但在與非洲安全合作方面卻相對成功，有效地維護印度在印度洋的利益；此外，印度正加強在技術轉讓、培訓和技術指導等方面對非合作，投資近10億美元與非盟合資打造泛非電子網絡，將印度領先的大學和醫院與非洲夥伴連接在一起。
近年來，印度經營非洲的重要新抓手是與日本聯手推銷“亞非增長走廊”（AAGC）。2017年5月，非洲開發銀行第52屆年會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舉行，印度外交部下屬智庫、印度發展中國家研究與信息系統研究中心（RIS）在會上散發了《“亞非增長走廊”願景文件》（AAGC Vision Document）。 莫迪對非洲國家與會代表宣稱，“印度政府已將非洲視為制定外交和經濟政策時最優先的考慮對象”，印日將利用日本雄厚的財政資源和先進技術，以及印度與非洲的悠久歷史關係，建設連接“亞非增長走廊”成員國的港口網絡，聯手推銷兩國共同發起的“自由海洋”和“基礎設施夥伴關係”計劃。莫迪還刻意提及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曾經支持非洲解放鬥爭的寶貴遺產（印度人民黨一般不會在公開場合提及政敵國大黨的政績），並將印度對非援助與中國相比較，聲稱印度對非洲國家的發展援助完全是“無條件的”。
根據該願景文件，印日“亞非增長走廊”的總體目標是，通過重新探索印度洋古老海路，創造新的海上走廊，把非洲大陸與印度以及南亞和東南亞國家連接起來，建成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對沖與稀釋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除發展海上走廊外，“亞非增長走廊”還計劃在亞洲和非洲國家間建設工業及運輸基礎設施，最終使亞非經濟體進一步融合，形成“一個新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經濟集團”。印日擬將印度西部港口賈姆訥格爾與吉布提連接起來；把肯尼亞蒙巴薩港口、坦桑尼亞桑給巴爾港與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馬杜賴市附近的港口相連；在印度東部加爾各答港與緬甸實兌港間實現聯通等。
印日擬分三階段實現“亞非增長走廊”。第一階段，兩國將依據印度洋沿岸國家的重要性、雙邊夥伴關係等因素，重點經營埃塞俄比亞、索馬里、肯尼亞、烏干達、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及南非等非洲東海岸七個國家。第二階段，作為不斷擴大的夥伴關係網絡一部分，馬達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爾和科摩羅群島等西印度洋島國將在印日合作伙伴體系中獲得優先地位。第三階段，非洲西海岸國家尤其科特迪瓦、加納、岡比亞三國將成印日重點接觸的對象。
（三）夯實印版“印太戰略”，積極布控西印度洋地區
印度政府對“印太”概念及美國版“印太戰略”的認知經歷了一個試錯、轉換過程，隨後轉而推銷自身的“印太戰略”。起初印度對美版“印太戰略”抱著樂見其成的態度，甚至一度積極配合，但隨後發現雙方對“印太”概念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美國擬將“印太”打造成遏制中國的新安全同盟體系，這與印度對自身戰略定位及對地區秩序的期待並不一致；印度眼中的“印太戰略”則以突出印度國際地位、擴大其在太平洋地區的能見度為初衷。借美國平衡中國，與打“中國牌”抬高對美要價一樣，對印度的戰略目標同等重要。在印度看來，如果印度為美版“印太戰略”背書，美將藉機增加在印度洋地區軍事存在，對印度構成戰略壓力。印度口頭上強調“自由、開放、包容”的“印太”地區，但內心十分擔憂印度洋地區的過分開放或會危及印度的主導地位。美版“印太戰略”不僅會給美國、也會給中國進入印度洋提供藉口，一旦處置不當，“印太”地區反而會變成中美博弈的舞臺，客觀上會壓縮印度在印度洋的戰略空間。
基於上述認知，2018年6月莫迪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全面系統闡述印版“印太戰略”，宣稱“印太”並非專屬少數國家的俱樂部，美日澳印“四邊對話”並非針對和支配別國的組織。莫迪還同時強調航行自由和“印太地區”互聯互通的重要性，抨擊區內貿易保護主義，凸顯印度在重大戰略問題上的獨立性。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的講話與美日等國預期不一致，相當於公開宣佈未來印度將從本國利益出發，推進印版“印太戰略”。為化解中方疑慮，印度還主動發起與中國的海洋對話，解釋印在“四邊對話”上的態度和立場。
由於擔憂自家後院淪為大國博弈戰場，近年來印度著手積極布控西印度洋地區。印度海軍發佈新的“行動部署”計劃，要求確保在印度洋地區所有戰略要地部署至少一艘大型印度軍艦。印度極力夯實與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的“印度洋安全防務體系”，深度介入三國內政和選舉，力保三國走實“親印”路線。印度既視塞舌爾、科摩羅群島、馬達加斯加、毛里求斯等西印度洋島國為“亞非增長走廊”重要節點，亦視之為印度主導西印度洋地區安全態勢的戰略據點。2018年1月，印度與塞舌爾簽署為期20年的安全協議，塞將阿桑普申島租給印度海軍修建海軍基地和飛機跑道。印度海軍升級其在馬達加斯加海岸警戒雷達站的功能，尋求擴大在莫桑比克馬普托港的停泊權，公開宣稱旨在“打擊海盜、海上恐怖活動及其他犯罪行為”，真實意圖在於監控世界主要大國在非洲東海岸的活動，尤其是掌握其他國家在非洲東海岸舉行的各種演習、與非洲國家軍事交流等重要情報。毛里求斯政治精英與印度存在強大的歷史紐帶，以致莫迪曾將毛里求斯稱為“小印度”。印度軍方積極幫助毛里求斯開發阿加萊加群島。2018年9月，印度代表竟在海牙國際法院代理毛里求斯對英國實際佔領的查戈斯群島提出主權聲索。印度專家認為，如能將上述各近海站點和岸上海軍司令部及島上作戰基地連接起來，將能顯著擴大印度海軍在其直接緩衝區以外的作戰範圍，提升印度在印度洋建立海上拒止的能力。
此外，儘管對美國戰略意圖保持警覺，印度仍繼續加深與美國及其盟友在印度洋合作。2014年，莫迪訪美時，宣稱“美國是印度‘東向行動’‘西聯’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2018年9月，印美外長及防長舉行首次“2+2”對話會，聚焦兩國全球戰略伙伴關係，簽署了印美《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協議》（COMCASA）。該協議允許美國向印度轉移加密通信安全設備，加密平臺包括C-17飛機、“阿帕奇”和“支奴幹”直升機等，將極大提高印美兩軍在指揮、控制、通訊、監控和偵察等方面的數據共享及協同作戰能力，共同監控大國在印度洋的活動。早在2016年，印美就已簽署《後勤交換協議備忘錄》（LEMOA），同意互用各自軍事基地以獲補給。此外，印美擬復活兩國已中斷四年的“防務政策小組”（DPG），繼續敲定《地理空間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BECA) 文本，以共享和交換地形、海上及航空數據。 同時，印度還與日本、法國、英國等美國軍事盟友加強在印度洋地區的橫向聯動。2018年8月，印日同意啟動“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談判。2018年3月，印法簽署“後勤相互支援協議”（LSA），印軍獲准進入法國位於留尼汪島和吉布提的空軍基地，可以使用法國艦隊位於阿布扎比和科摩羅群島的軍事基地。 2019年3月，印法擬在印度境內設立海洋監控中心，用以辨識與追蹤全球船艦在印度洋海域的活動軌跡。通過與美國及其盟友簽署安全協定，印度積極布控西印度洋地區，增強與“觀點相近國家”的協同行動能力，體現和維護印度作為印度洋地區“看門人”和“管理者”的角色。
三、“西聯”戰略的發展前景
作為崛起中的新興大國，印度向西拓展戰略空間的腳步不會停歇，“西聯”戰略的內涵和外延必將不斷擴大。但是，由於印度政府正式實施“西聯”戰略時間不長，該戰略的實效性仍有待進一步觀察。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南認為，印度的“東向行動”和“西聯”戰略為印度在東亞和西亞的外交提供了新維度，但在這兩個地區尤其是西亞地區，印度外交仍缺少應對迅速變化的時局所需的“靈活性”；儘管印度在西亞地區保持長期的存在和影響力，且擁有900萬之眾的印度僑民，但印度迄今仍未成為西亞事務的主要參與者，存在感和影響力仍不及俄羅斯、中國甚至伊朗；在莫迪領導下，印度外交雖然發生了一些風格上的變化，但根本性變化似乎很少；印度外交在“西聯”過程中，或許需要變得更成熟和老練一些，以克服種種於己不利的複雜形勢。
如果進一步發展納拉亞南的上述觀點，至少將有四方面因素影響著未來印度推進“西聯”戰略的成效。
一是印度願為落實戰略投入多少真金白銀。任何外交戰略都需要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作為支撐，不可能空手套白狼。印度與“西聯”對象國的人文歷史聯繫確實很密切，但當前這些地區的多數國家尤其東非國家屬於“嗷嗷待哺”的欠發達地區，部分國家還長期陷入政局動盪和連年戰亂，在基礎設施建設、經濟民生髮展等方面均需鉅額援助資金投入。況且，印度自身發展也依賴大量的外來資金技術援助，可投入“西聯”對象國的精力和資源無疑會受到限制。
二是印度能否打破“西聯”地區現有地緣權力格局。當前，這些地區並非地緣政治舞臺上的“無主地”，遍佈著美、俄、英、法等老牌大國的勢力範圍，同時還充斥著各類地區大國的激烈博弈，能提供給印度施展影響力的空間較為有限。作為一股新生力量，印度在當地的滲透或將引發既得利益國家的反彈。總體而言，印度推出“西聯”戰略更多是出於防範自身利益受損的被動反應，而並非為“西聯”地區提供公共產品的主動進擊之舉。印度關注中東地區的重點仍放在能源安全和經貿投資領域，不願捲入複雜的地區爭端。印度對非洲投入量力而行，且著眼於換取非洲國家支持其“入常”。印度對印度洋島國的經略倒是顯示出其主導印度洋事務的雄心。
三是印度自身與“西聯”對象國合作的延續性問題。印度、西亞國家、東非國家及西印度洋島國的共同特徵是內外政策的連續性較差。該地區國家舉行大選，出現政權更迭，往往意味著前一屆政府實施的外交政策可能中斷。在變幻莫測的地區政治環境中，印度實施“西聯”的戰略定力和可持續性仍需繼續觀察。“西聯”對象國也在採取大國平衡外交，在主要大國之間遊走謀利，對印度的期待感與信任度也存在較大變數。
四是“西聯”戰略的落實與推進效率問題。在印度本身及其“西聯”對象地區，戰略規劃和具體落實的相互脫節較為嚴重。這些國家紙面上的戰略規劃通常都做得很好，但在落地實踐中往往被打較大折扣。印度兌現既定政策規劃的能力較弱，一直備受國際評估機構詬病。
四、結語
“西聯”戰略是印度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後的必然結果，也是印度進一步確立大國地位的重要抓手。儘管該戰略推出時間不長，也面臨不少形格勢禁之不利因素，但它確實已經激活了印度開展大國外交、追求大國地位的壯志雄心，未來其內涵和外延或將不斷拓展。隨著印度在“西聯”地區投入越來越多的外交資源，以及印度洋逐漸變成全球地緣戰略博弈的新戰場，印度“西聯”戰略佈局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推進、海上貿易及能源運輸通道的安全性等，均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國應積極發掘中印在相關地區利益耦合之處，並採取積極有力措施，維護中國在有關地區的合理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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