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爱好和学习谍战情报史经年了，也积累了一些资料。但总的自我认识，连冰山一角都不到，其中，很多认知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包括一些当事人后代的指导下，予以一点点修正。
一直有个愿望，以己之力，整理一下以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为主的中国近现代谍战风云录，想法有几年了，迟迟不敢动笔，也是因为自己的认知尚浅的原因。恍惚间，已经是人到中年，时间似乎予我也不是很宽裕的样子了，如何？那就试试看吧，也许只是为了完成自己一个小小的笔耕愿望。
缘起：
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话语：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
这个‘方面军’就是至今神秘莫测，传说（杜撰）纷纭，为中共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隐蔽战线，那些伟大的中共情报保卫部门领导下的隐蔽战线斗士们。
回首那些艰苦卓绝的岁月，追溯中共情报部门的源流，可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细读中共的情报工作史料，其实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也就是广州大革命时期，便已经初见端倪。
国民党原领袖廖仲恺画像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领袖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事发后，“周恩来带着陈赓立即赶到现场。陈赓指挥自己的士兵，在现场和周围街道作了详细的搜查，加上访问、追踪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主凶之一的林直勉，摸到了头绪。。。他提供给周恩来的材料是非常丰富而翔实的。周恩来看着这些材料，扬起浓眉高兴地说：‘嘿，我看你能成为中国的契卡’。”（苏策、马京生《陈赓传》第55页）。这可能是有资料记录的关于中共对情报（保卫）工作最早的材料了，也被引用于各类中共情报工作历史稿以及陈赓大将的各类传记之中。
苏策 马京生编著的《陈赓传》
这起民国史上著名的刺杀案，引起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最初思考。刺杀之前，廖仲恺先生没有任何的预防和保卫措施。尽管刺杀的不是共产党人，却足以引起中共高层的警惕。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很快就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内部保卫部门。后来，威震敌营的，中共情报安全保卫系统的雏形就在这个时期发出了萌芽。
尤其是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之一周恩来更是意识到了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事件中，周恩来发现陈赓不但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才，更是一个从事情报保卫工作人才。
1925年11月，共产国际首先在广东开办特工训练班，学员20多人。
1925年12月，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派傅烈、杨殷负责情报工作。这也是党史记载中，最早负责中共情报工作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1926年春，傅烈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派遣，领导情报小组，在广州、黄埔、东莞、石龙等地搜集情报，使区委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傅烈烈士
傅烈，原名见贤，化名贺德、贺泽、吁伯凯。江西临川上顿渡人。
1924年加入中共。
1927年5月任中央军委委员。
1927年7月前往四川重建党组织，任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杨殷烈士
杨殷，名典乐、夔礼，字孟揆，化名吕云峰。广东香山县人（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
1922年秋，加入中共。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和1927年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卫队副官，中共六大以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与澎湃等人一起被捕并壮烈牺牲。
颜昌颐烈士
1925年12月，中央军事部组织机构的最早规定中就明确提出“军事部的技术部门分组织和情报两部分。”从中也能分析出，当年的情报工作从萌芽开始就是辖于中共军事组织领导工作中，在后来长时间的岁月中，情报保卫和中共军事长期密不可分。
1925年10月中旬，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1925年12月12日改称军事部），技术书记先后由颜昌颐（1929年8月30日，与杨殷，彭湃，邢士贞一起于上海龙华就义）、奚佐尧（1926年10月牺牲）担任。
奚佐尧烈士
1926年9月25日，中共派遣顾顺章、陈赓和陆留前往苏联学习特工工作。“陈赓到上海找到党组织以后，陈独秀接待了陈赓，并和陈赓谈了话，告诉了他去苏联的任务，就是学习苏联的政治保卫工作经验；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顾顺章，一个是陆留。……陈赓他们离开了莫斯科到达苏联远东地区，被安排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到海参葳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为了党的事业，陈赓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相当优异。他没有辜负周恩来对他的期望：成为中国的‘契卡’。” （《陈赓大将军》，穆欣著，第50、51页）。
穆欣著《陈赓大将军》
“契卡”是“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苏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主要任务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它的继承者便是苏联著名的“克格勃”以及今天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联邦政府联络和情报局、联邦对外情报局等。
在《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中，有这样的话语：“契卡”情报部布特卡将军握着学员顾桶（顾顺章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化名）的手只有一句勉励的话：“你是中国的‘卡莫’，神奇的勇士，你们将来每一个人都将具有超过一个整师的战斗力。”卡莫是俄国早期著名的特工，在组织地下印刷、交通、筹集资金和武器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才能。
维克托•乌索夫 著《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进步群众，仅三天之内，已有300多名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在反动派的枪口下，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激进群众被关进监狱，有5000多人失踪。由于当时汪精卫与中共尚保持着合作姿态，“宁汉合流”还未发生，中共中央机关便从上海迁往武汉。而此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又发布了《密字第一号令》：“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国民革命之进行。。。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亟清叛乱。” （《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第123页）。
1927年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五大会址外，内
1927年5月25日，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部，并成立了部务会议性质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部长，聂荣臻任参谋，王一飞任秘书。
1927年5月30日，增加顾顺章为中央军委委员。“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穆欣：《陈赓大将军》第74页）。
1927年5月间，为了不使中央重蹈在上海的覆辙，由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着重点的“特务科”。顾顺章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特务科科长。中央军委机关驻地汉口友益街（现名红旗路）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科长欧阳钦）在楼下西厢，秘书科（科长徐以新）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科就在隔壁的右厢。
徐以新
关于特务科的名称，因为近十多年来，根据一个周恩来原来的讲话，长时间来一直引述的为‘特务工作处’。
1988年8月19日，中共情报界元老，原特务科特务股股长，中央特科四科科长李强老前辈给时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的冯文斌的去信中，交待了该名称的辨析。并说明由中共情报系统元老徐以新及开国元帅聂荣臻（由其秘书转达）相互印证，这个工作机构为：特务科。
但不管是特务科，还是特务工作处，所有老前辈的回忆以及留下来有据可查的党史，情报史资料，都指向了一个机关及该机关的活动。
特务科下设四个股：
情报股负责人：董醒吾。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其绰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
保卫股负责人李剑如，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
【题外话：李剑如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干才。
1923年9月，中共第一个工人党员徐梅坤在上海奉命组织了一个秘密支部，没人配备一支手枪和一把小斧头，专门惩治工贼、走狗和叛徒。这可能是以后的“打狗队”的雏形。
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区委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打狗队”。最初便是由李剑如（内外棉九厂工人）、姜维新、刘怀青（内外棉九厂工人）、陶议和（内外棉五厂工人）、王三（内外棉七厂工人）、王四（内外棉七厂工人）、谢德金七人组成，后来杨福林（内外棉五厂）又参加进来。该组织的作用和威力日渐增大。
1926年12月中旬，顾顺章从苏联学习回国，由顾顺章联系，将“打狗队”改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并改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
1927年1月12日，顾顺章命令李剑如和姜维新等人持枪处决英商电车公司走狗倪天生。
1927年2月下旬，李剑如、杨福林和姜维新等人打死沪南卢家湾法商电车公司的杨家模（浑名“两脚马”）。杨福林、谢德金等人又堵门处死了沪西的大流氓刘金荣。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红队”的工作非常关心，要求“红队”要镇压那些罪恶较大的走狗。他曾说过：“你们打走狗很好，我同意。但有一点不好，你们大小走狗都打。小的走狗我们可以中立和争取他们，要打大的。” 在早期及时纠正了“红队”带有恐怖倾向的行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迁往武汉，“红队”改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
1927年5月，李剑如护送周恩来前往武汉，随后在刚刚成立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担任保卫股股长。此后不久又亲自带领保卫股队员30人护送鲍罗廷回莫斯科，完成任务后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保卫业务。
1930年5月回国后被派往洪湖地区担任鄂西红六军十七师政委（师长许光达）。
1931年3月任红三军第七师政委（师长王一鸣），在湘鄂西根据地，因奉命到湖北公安地区筹粮时擅自带队返回洪湖根据地，被贬为手枪队指挥员，贺龙叹息说是树木砍成筷子，大材小用了。
1932年初接任红三军第九师政委（师长段德昌）。
1932年9月下旬在湘鄂西肃反中被诬陷残害致死。】
返回正文：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特务股刚成立时，负责人是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官兼特务队长的张浩。
1927年5月17日，特务股秘密惩处鲍罗廷身边叛变的工作人员尤金.皮克失利（该人在《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上海秘密战》中有详细叙述），尤金身边有一英国人被董醒吾手刃，备受指责。
皮克
1927年7月由曾培洪（即李强）接任特务股股长一职。成员有：
蔡飞
陈莲生
王竹樵等。
后来他们都成为随后组建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
胡步三
匪运股负责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步三（胡谦之）。（因为历史原因，胡老前辈很可惜，因为东北的被破坏，长时期失去联系，1939年才重新入党。但其一直坚持红色斗争）
特务科成立之初，活动相当活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1.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于宜昌叛变攻打武汉。
2.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长沙叛变。
3.包括蒋介石、冯玉祥的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
特务科都事先拿到了情报。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给予了有力帮助。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特务科又在疏散和转移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1927年9月21日，中共军委特务科撤消。特务科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它却为以后成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史诗里程碑般的中央特科的成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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