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從商鞅變法時起，為了保證社會治安和國家稅收，制定了嚴格的戶藉制度，嚴禁百姓隨意遷徙流動。如果沒有得到政府許可，私自脫離戶藉地就是觸犯了秦國的逃亡罪。但是秦國統治殘暴，終秦一朝，因為各種原因逃亡者還是層出不窮。
秦始皇
老百姓逃亡現象並非始於秦朝，商周之際就有不少老百姓因為統治者“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而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變革的加劇，出現了許多人因為政治因素或者戰爭原因而引起的逃亡。這些人或者在自己的本國觸犯了禮法，或者出於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又或者躲避戰亂，不得不離開故土，逃亡他鄉。僅春秋時期，就出現過君主或者儲君出奔三十起以上。著名的齊桓公尚是“公子小白”時，便因為國內內亂，在鮑叔牙的保護下逃到莒國；而後來的齊國著名政治家管仲則保護著另一位公子糾逃亡魯國。後來齊襄公死後，公子小白回到國內，在與公子糾的奪位之爭中勝出，並拋棄前嫌，重用管仲，使得齊國在他的領導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民眾的大規模逃亡有兩個原因，一是統治者殘暴不仁，老百姓在國內沒有了活路，不得不逃往異國他鄉謀求生存；或者是因為祖國被敵力佔領，老百姓為了躲避戰爭而出現大規模逃亡。而第二種逃亡在春秋戰國那個諸侯爭霸，戰爭不休的年代是一種很常見的社會現象。成群結隊的百姓其實也是資源，因此他們逃往別國，其他諸侯國的國君也樂於接受，並會被妥善安置，以此提升國內的人口，壯大國家的實力。所以“逃亡”構成了先秦時代的時代特點之一。
一、秦朝的逃亡者
戰國後期，秦國率先進行了變法，制定了嚴密的戶籍制度，嚴禁老百姓隨意流動，這一政策在秦滅六國後推廣到全國，並被隨後的漢代所沿用。秦朝的社會成員沒有取得政策府的許可，私自脫離戶籍地遷移，是一種犯罪行為。但是就在這種嚴格的政策管理之下，秦朝仍然出現了許多民眾或者軍人逃亡事件。這些逃亡的原因多種多樣，有因為政治犯罪逃亡的，有因為軍事犯罪逃亡的，有因為刑事犯罪逃亡的，也有因為天災人禍引起的。
張良
秦朝是用武力統一天下的，但是六國中仍然存在不願意與秦合作的一部分世家貴族。這些人普遍忠於故國，在民間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秦朝為了防止他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做出危害統治的事情，大多會徵召他們為秦朝服務。這些人卻並不願意合作。為了躲避秦朝的徵召，他們踏上的逃亡的路途。
“漢初三傑”之一的張良，出身韓國貴族，祖上世代為韓相，忠於韓國的信念已融入他的血液之中。秦滅韓之後，張良拒絕與秦合作，散盡家財，開始逃亡，並時刻謀劃為韓國復仇的大計。他尋找到了一位大力士，在秦始皇東巡時於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由於情報不準確，把秦始皇的副車當成了刺殺目標，行動失敗了。秦始皇大怒，張榜天下輯拿張良，張良於是變更姓名，藏身於下邳。得矢志復仇的張良後來終於成為劉邦最重要的謀士，藉助劉邦之手推翻了秦朝的統治，完成了復仇的心願。
項良與項羽
張良這種情況在秦末並不少見。張耳、陳餘是魏國名士，也是不願意與秦合作，兩人都被秦朝列為通緝犯，不得不亡命天涯。為刺秦的荊軻送行的高漸離，也是改名換姓，寧願在宋國替人當傭人，也不願出仕秦朝。項羽的叔父項梁，楚亡後遊走於吳中，“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這些人都是反秦的志士，一旦時機成熟，他們都會打出反秦的旗幟，加入到反秦的隊伍。
秦朝的律法實施“連坐法”，一人犯罪，往往株連很廣，同一宗族的人都會受到牽連。劉邦的手下大將彭越，就是出身於鉅野澤的大盜。按照秦律，他的宗族都要受到株連，所以宗族少年百餘人都“往從彭越”。彭越就是靠著這些少年起家，走上了反秦的戰場。
秦朝的統治“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這種殘暴的統治必然會使老百姓無法正常的生產和生活，很多人被逼為“盜”。從今天出土的睡地虎秦簡中，就有許多是對盜牛、盜羊者的通緝或者追捕的記載，這些“通緝令”說明秦朝很多普通百姓因為生活所迫，被迫偷盜貴族們的豬羊而成為通緝犯，加入了逃亡者的大軍。
刑徒為主的大澤鄉起義
秦朝的罪犯中，“刑徒”的人數很多。這些人都是因為觸犯法律而被判服勞役的，比如修建長城，或者為秦王修建宮殿。這些刑徒在服勞役時，待遇十分惡劣，稍有過錯，不是黥面，便是斬腳趾，受到非人的折磨，往往九死一生。因此很多刑徒逃亡山林，轉為盜賊。秦始皇發刑徒修長城時，便有不少刑徒逃亡塞北，成為匈奴的子民；或者嘯聚山林，成為大盜。秦末反秦首領英布便是在驪山服勞役時，組織了一次刑徒大逃亡，形成了一支規模龐大的武裝，成為推翻秦朝統治的生力軍。
二、類似逃亡的“流民”
不同與那些因為政治原因或者罪犯的逃亡者，“流民”是一個脫離戶籍地的龐大人群。他們不是軍人也不是罪犯，而是無組織的、帶有很大盲目性、但又脫離了秦朝政府控制的老百姓。他們遊移不定，沒有正常穩定的生產和生活手段，時刻處於從遷徙狀態到臨時定居狀態之中，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在其他地方定居，也有可能一直流亡，並且流民隊伍是一支動態的隊伍，不斷有人流失，又不斷有新的人加入。
與逃亡者相比，流民也具有脫離戶籍地、無目的的流亡這一特徵，但是兩者又有區別。雖然流民隊伍中不可避免的滲雜有罪犯，但是大多數流民只是觸犯了戶籍管理的規定，並沒有觸犯其他法律。
流民
秦朝以法家的嚴刑治理天下，同時又修長城、築陵墓、建阿房宮，基本上沒有給老百姓修養生息的機會。正如漢代大儒董仲舒所言：“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小民安得不困？”
流民逃亡在外，生活無著，很難避免不去盜搶。《睡虎地秦墓竹簡》上就記載了許多夫妻父子甚至全家在逃亡途中結夥偷盜的事情。一般來說，安居的老百姓不太可能發生多起全家偷盜的，更不可能出現很多家庭全家偷盜後再去逃亡的。這隻能是在逃亡的途中，為了生存不得不為之的一種維生手段。
很多流民出逃前是本份百姓，但在流亡的過程中，被形勢所逼，成為了一個個流動偷盜、搶劫團伙。他們四海為家，往往會在盜搶的過程中合併成更大的團伙，甚至形成武裝盜搶集團。當這個集團強大到一定程度時，便會對國家政權產生嚴重的威脅。一旦遇到動亂，這些集團往往會趁機而起，成為對抗政府的武裝。正如《漢書》中說的那樣：“百姓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流民
建立漢朝的劉邦集團，實質上也起於逃亡集團。劉邦奉命押解犯人到驪山，途中有不少人逃脫，因為當時讓犯人逃脫是死罪，所以劉邦索性放走所有人，這些人大多都成為後來劉邦起義的堅定支持者。劉邦逃亡時，逃犯中就有很多願意跟隨他一同逃亡，而他正是利用這些人的力量，誅殺沛縣縣令，開始了他的霸業。
三、秦朝逃亡現象背後的原因
“商鞅變法”後，秦國提倡由“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構成社會的主要生產單位，嚴令禁止父母與所有成年兒子共居，將成年男子結婚後分家立戶寫進了秦律之中，並在統一天下後繼續執行。
古代農民
但是這只是秦國的政策，山東六國並無這樣的規定。尤其是韓國、魏國等國，“處天下之中，土地小狹，民人眾，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數被水旱之害，不宜牛馬。一人耕不過十畝，收不過四十石”。很多關東地區人口稠密，老百姓可耕作的土地不多，水災旱災又多，所以只能抱團取暖，實行不分戶的協作耕種模式。因為相對小家庭來說，大家庭協同耕作，對抗風險的能力要強一些。如果家庭人口少，必然耕地也會少，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對這種小家庭形成致命的威脅，往往只有流亡一條路可走。
現代學者普遍認為，早在戰國時期，就已出現土地兼併的現象。秦朝建立後，由於“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制人之財，既無綱紀，而尊獎兼併之人”，所以土地兼併繼續發展。大規模的土地兼併使得財富高度集中，對社會生產和社會公平造成了嚴重破壞。那些失去土地的編戶齊民們，或者偷盜，或者流亡，成為逃亡大軍的一員。
從事生產的農民
秦朝的稅賦極重，田租、芻稿等常稅可達土地出產的一半以上。秦朝的《田律》規定：“入頃芻稿，以其受田之數，無墾不墾，頃入芻三石，稿二石”。也就是說，不管分配給老百姓的土地上能不能種糧食，有沒有收成，只要長出能作為飼料的樹葉和乾草，就要納稅。這就是秦朝有名的“芻稿稅”。至於一些沒有名目的賦稅和臨時的徵調，更是想徵便徵，毫不考慮農民能否承擔得起。那些地方上的太守郡丞們為了政績，絲毫不憐憫百姓，反而貪贓枉法，使得“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百姓們為酷法所殘，流亡反抗者比比皆是。
- 上述的幾個原因，是秦朝出現大規模逃亡的根本原因，其背後還有深層的歷史原因。
從西周到春秋，集體耕作是主要勞動方式。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生產力低下，只有集體協作才能抗禦自然災害和發揮集體生產力的作用，提高生產效率。到了戰國時期，隨著鐵製勞動工具的出現和牛耕技術的發展，農業生產率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時的農業生產，已由小家庭為基本單位，形成了孟子所說的“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的局面。這固然提高了社會的農業生產效率，但無形中降低了對自然災害或者社會力量對農業生產的衝擊，使得農業生產的單位縮小了。但是這種初級階段的小農經濟十分脆弱，一旦出現風險，對從事農業生產的小家庭的打擊是致命的。同時對小家庭生產之下的個體農民來說，逃亡的成本降低了，這才是出現大規模小農逃亡的深層原因。
小家庭耕作
對於一個普通的五口之家來說，除去老弱婦孺，真正能從事農業勞動的不過兩三個人，能耕種的土地不過百畝，在當時的收成只有幾十石。農民們“春不避風塵，夏不避暑熱，秋不避陰雨，冬不避寒冷，一年四季辛勤勞動，還要面對水旱之災厄，生產出來的糧食卻要交納三分之二作為稅賦，即使是在豐年也僅夠溫飽，一旦出現大災，只能起為盜賊或者逃亡。
從春秋戰國到秦朝，中國的社會制度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郡縣制代替了分封制，選官制代替了世襲制，軍功授田和國家授田的推廣，都對傳統的宗法制度產生了打擊。中國傳統的宗族是一種基層的經濟組織，一直有著互助的傳統，同一宗族成員對其他生活難以為繼的成員有幫扶義務，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守望相助”。但是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確立，宗族的公田被瓜分，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加上秦朝對小家庭模式的倡導，使得宗族瀕臨解體。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推動了宗族的保護，他們抵抗風險的能力更低了，遇到生存危機時，只能通過逃亡去謀求生存，這才是秦朝的逃亡成為一個普遍社會現象的深層原因。
劉邦帶領流民起義
老百姓的逃亡，必然會給秦朝的經濟造成影響，對秦朝的統治造成嚴重的威脅。雖然逃亡者的出現是封建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通過整治和限制，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遏制大規模逃亡現象的出現的。秦朝面對嚴重的逃亡現象，究竟會採取什麼方式進行系統管理和干預，又收到了哪些效果呢？限於篇幅，我們將在下半部分就秦朝的應對措施、懲罰規定，以及逃亡現象對秦朝的影響和產生的深遠意義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希望能夠得到讀者諸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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