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朱載垕（hòu），明第十二位皇帝，年號隆慶。 由於其在位時間不到六年，因此許多人對於這位皇帝的關注度不高，但仔細觀察了明朝中後期的歷史，會發現，隆慶時期實為承上啟下、除舊佈新的關鍵時期。
明朝末期，百弊叢生，面臨著極大的社會危機。在此背景下即位的穆宗，倚靠張居正等一系列賢臣能人，竭力解決了嘉靖時期留下的隱患。
隆慶皇帝
並推出了一系列有關用人行政、理財、軍政、邊務諸方面的大規模改革運動，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與此同時，這場革新還有效解決了長期困擾明朝的“南樓北虜”問題，為此後萬曆初期的穩定打下基礎。而隆慶革新的諸多措施，則被張居正繼承和發展，成為萬曆十年改革的基本藍圖。由此可見，隆慶朝的革新活動，與嘉靖、萬曆朝的改革實為一脈相承，是明代中後期改革運動的重要環節。
（一）、革新動機：穆宗皇帝到底為什麼要“革新”？
首先，穆宗這位皇帝的運氣似乎並不是太好，在其即位之時，就面臨著極為嚴峻的統治危機。
由於嘉靖長達四十餘年的統治之中產生了諸多弊政，在他即位後，這些問題便全部壓在了穆宗的肩上，因此這也是隆慶時期君臣急需面對和解決的首要問題，同時也是這場“革新”的根本原因。
那麼嘉靖皇帝到底留下了多少爛攤子呢？
嘉靖皇帝
爛攤子之一：世宗皇帝喜道，怠忽朝政，使得嘉靖朝政混亂
在明朝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治體制下，皇帝需要通過日常親政來推動政治運行。世宗本人尊崇道教近乎荒唐，他甚至依靠扶亂決定國家事務、政府政策和人事安排。而閣臣中也無人能夠代替皇帝控制全局。夏言為政，估寵恃才，“旋進旋奪，與部臣互有低昂”後繼者嚴篙亦取寵媚上，弄權害政。由此，崇道與長期怠政導致朝事日非，統治陷於危機之中。
爛攤子之二：官僚集團腐敗與吏治廢弛
明代中期，商品經濟發展十分迅速，進而導致了奢靡之風的盛行，極大地衝擊著明代政治和社會。當時
“民俗之侈，不獨貴近為然，自朝廷以及紹紳、民庶亦頗尚之。奢侈之風，公私俱竭。”
同時，這場奢靡之風也衝擊了明代的吏治。在這種風氣的不斷薰陶下，官吏們開始中飽私囊，置廉恥國法於不顧，貪汙受賄，藐視國法。等到了嘉靖時期，貪汙腐敗現象已經嚴重到一定的地步了。正如時任都御史的王廷相所言：
“今日朝野之風……廉靜之節盡喪，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為營利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陣不如意。浸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
於此同時，與官僚集團的腐敗現象密切相關的是吏治廢弛。這成為明代統治階層自身的一大頑疾。長期以來綱紀不振、吏治廢壞的政治環境，是滋生官僚腐敗的土壤而官僚的整體腐敗又使整肅吏治的工作舉步維艱。
明代設科道言官，賦予其糾劫百司之責，旨在整肅風紀、澄清吏治。但在實踐中，由於監察官員自身品行的侷限及其所處官場環境的影響，他們並不能真正有效地履行職能。嘉靖四十一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言：
“邇來御史巡歷，惟急簿書，期會與迎承趨走之末，不暇問有司賢否。雖行舉刺，必及代期，以故人情縱玩，貪史日眾……”。
御史的翫忽職守，清濁不分，考察不實，反而助長了士風的敗壞。
爛攤子之三：財政危機
明代中葉，政府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嚴峻的財政形勢始終是困擾嘉靖君臣的一大難題。嘉靖三年，留都南京的財政狀況己經不容樂觀。時任南京戶部尚書的顏頤壽上疏稱：
“南京各倉糧儲僅足十萬之數，而官軍、匠役一月支出的糧米就需十萬餘石。即使加上三十萬石截留免運糧米及蘇松湖三府京庫折銀，也只勉強湊足五個月的支出。同樣，京師重地的財政問題也相當嚴重。”
最嚴重的是，即使國家財政已經捉襟見肘，但並沒有影響世宗及皇室的揮霍，世宗營建頻繁。嘉靖十五年以前，用於營建的經費已達六七百分，其後費用“增十數倍”，各種費財費力的營建工程層出不窮。工部工食之費無從所出，有時不得不建議徵解地方累年通賦及借用各處贓罰銀、榷稅、橋樑稅等項銀兩。
除此之外，世宗還頻繁要求採買香料、珠玉寶石及燒造大量瓷器等，耗費相當嚴重。當宮室進用不足時，世宗便允許其從太倉借支。
總之，龐大的宮室進用，更加劇了則政惡化的狀況。到隆慶即位時，國家財政已瀕臨崩潰的邊緣。隆慶元年，戶部上奏稱，當時的太倉儲備僅能夠維持三個月的開支軍儲匿乏至極，高達百萬兩的邊費無處籌措。因此，採取有效措施以扭轉財政困境，必然是隆慶君臣的當務之急。
爛攤子之四：“南樓北虜”的長期困擾
明朝時期，一直受到邊患問題的長期困擾，到了嘉靖時情況更為嚴重。來自北方蒙古諸部的威脅，使嘉靖君臣早己筋疲力盡，而沿海一帶頻繁發生的倭患，又使危機進一步加深。
在嘉靖朝四十餘年間，蒙古諸部對明朝北邊的這種軍事行動幾乎從未停止。為抵禦蒙古諸部的威脅，明朝一方面大量增加戍軍，另一方面則不斷修建各種防禦工程。由此，邊費大量增加，政府財政負擔更加沉重，以解決邊費名義徵收的提編、加派等附加稅將百姓脂膏搜刮殆盡而經常性的作戰與修建防禦工事也讓邊地戍軍疲憊不堪，軍隊中因此常常滋生不滿情緒，甚至於爆發兵變。
嘉靖十二年，大同戍軍就因修邊工期緊張而發生騷亂。此外，由於類似的原因，遼東、廣寧等地的戍軍也都發生過叛亂。戍軍叛亂的發生，固然有軍隊本身紀律鬆弛的原因，但邊境危機的壓力則是更為深刻的因素。
與此同時，在蒙古諸部頻繁入侵的同時，南方沿海的樓患問題也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由於閩浙一帶的海防日益廢弛，海寇活動更為猖撅，“毒東南者十餘年”。據史籍記載，自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三年—年期間，海寇入掠事件幾乎年年發生，沿海邊防己然面臨嚴重的問題。
因此，穆宗在面臨著一系列的爛攤子，決定開始一場聲勢浩大的變革運動。
（二）、“革新三部曲”之一：吏治革新
關於“革新三部曲”之一的吏治革新是這場改革的核心，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召用和恤錄嘉靖年間建言獲罪諸臣
穆宗登基以後，立即遵奉遺詔，召用和恤錄嘉靖年間建言獲罪諸臣。為整個嘉靖時期因言獲罪的官員平反，因此，一場大規模的平反工作迅速展開。首先將其中一些先朝當中健在的官員召回，給予官復原職。同時，對於些年事過高的，穆宗便讓他們升秩致仕，以此顯示自己的優厚之意。其次對已故的官員，則按照不同等級給予不同程度的體恤，在此期間，獲得召用和恤錄的官員人數是相當多的。
據《明穆宗實錄》的相關記載略作統計，僅元年一年“受恤錄恩”者就達九十餘人。
此舉在當時起到了籠絡人心的作用，對於穩定局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使在嘉靖朝長期遭受壓制的言路有了重新活躍的可能。
不過，雖然此舉的確起到了收攏人心的作用，使朝野上下“皆號感激”，但其不足之處也是明顯的一是對恤錄的對象未經仔細分辨，而是籠而統之地一概予以平反，難免有籠絡和放縱言路之嫌。儘管隆慶初對先朝遺直的恤錄存在各種缺陷與不足，但它仍然是明王朝刷新政治必不可少的環節。這項舉措，為進行更為深入的革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整頓科舉制度中的弊端
作為明王朝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科舉制度影響著士風和官風的好壞，關係到官員的整體素質和王朝的政治活力。因此，明王朝要網羅人才、改善士風和官場風氣，就必須對科舉選士進行整頓。明朝當時科舉考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是：科舉考試保密工作不好，並且監考不嚴，閱卷不公平等一系列破壞考風的行為。對此，隆慶朝採取了相應的整頓對策。
首先，嚴厲革除因科場關防不密所導致的懷挾、傳遞、代替、透漏諸弊。其次，針對“經書時義，體制大壞，有浮蔓至千餘字”的現象，隆慶元年耿定向奏請，今後科考試卷“宜嚴立程式，一篇止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違式者不與謄錄”。
以上對科舉制度的整頓措施，儘管變更動作不大，但其意義仍是明顯的。尤其對科舉考試中後二場考試的重視，顯然代表了朝廷重視實學的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對當時學風和士風的轉變產生導向性的影響，對於規範學風和端正士風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加強對官吏的管理和考核
官吏貪墨腐敗是封建社會吏治的一大頑疾，雖非明代所獨有，但在明代卻尤為嚴重。到明中葉，“貪墨成風”，己嚴重影響到明王朝的統治。對於這種現象，朝廷開始加重了對貪官汙吏的懲罰力度，同時令吏部和都察院在考察官員時，要將“贓多跡著”者的罪狀詳細列出，以便朝廷量罪處治。
對於貪墨者的處罰，隆慶時期除了革職、逮問之外，還嚴行追贓之例，使貪墨者無法在經濟利益上得逞。在明政府多次嚴查和禁約下，隆慶時期大批有著貪墨劣行的官吏被懲處。
（三）、“革新三部曲”之二：經濟革新
嘉隆時期，商品經濟己十分活躍，時人張瀚在筆記《松窗夢語》中，曾詳細記載了各地商人的貿易路線及所販運的貨物名稱，從中可見當時跨區域的長途販運貿易已在進行，而且商品種類豐富，交易規模明顯擴大。但是由於傳統思想的禁錮，商業一直是受到壓制的地位，“重農抑商”的觀念始終根深蒂固，在商品發展十分繁華的明代也同樣這樣。因此，“商困”問題一直困擾著明朝的經濟發展。
針對這個商困問題，朝廷提出了一些全面的解決辦法。通過一系列訂估價、給議價等政策來解決官府給價不公和不及時的問題。嚴禁革、裁冗費，是針對官府橫索無度、侵漁牟利的宿弊公金報則在於保證金商的公平性，避免全報時拘情倖免或挾恨妄報，以致牽累無窮。恤商惠商政策推出後，隆慶朝切實地進行了一些改革和整頓。其措施，除了採納工部的建議預支商人貸款之外，還包括以減免商稅的方式扶助商業。總之，隆慶時期的恤商惠商改革，是當時財政經濟改革中一個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作用不可小視。
同時，在隆慶元年，穆宗採納了巡撫御史涂澤民的奏摺，宣佈解除海禁，允許一部分開放海禁，由此持續了近兩個世紀的海禁政策終於被解除，私人海外貿易取得合法身份，出海經商者驟然增多。
一條鞭法：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推廣到全國
最後，“一條鞭法”的實行，促進了明代後期的賦稅改革，一條鞭法是明代中後期賦役改革要求的必然產物，它簡化了賦役徵收的項目和手續，是一種相對更為進步的賦役徵收辦法。改革者希望通過這種新的徵收辦法，革除賦役不均的弊政，以達到增加財賦收入和蘇解民困的目的。從對某些地區實施效果的記載看，這種賦役改革的確收到了一定成效。
如隆慶元年，廣東南雄府知府周思文，“遵行永平錄，申準一條鞭，民便之”。
但是，由於一條鞭法的推行必須依靠各級官吏，其推行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的吏治狀況。若官吏貪贓枉法，則一條鞭法反而更為其肥己累民提供方便，正因為此，一條鞭法自產生以來，明朝上下圍繞它的論爭就就不絕於耳。曾任戶部尚書的葛守禮就曾極言其弊，甚至要求朝廷下令廢除一條鞭法。但是，這種賦役改革不但沒有在反對聲中停止，反而在隆慶時期得到了更加廣泛的推行。
因此，在明代中後期以一條鞭法為中心的賦役改革中，隆慶時期佔據了不可忽視的一頁。
（四）、“革新三部曲”之三：軍政革新
明朝自建立之初就在中央設立兵部，以作為管理國家軍政事務的中樞機構。兵部設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屬有司務廳司務二人，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此為兵部主要官員的規定額數。
但是，作為兵部正副長官的尚書和侍郎，除景泰年間曾增設尚書一人以協理部事外，其“一尚二侍”的編制早已形成定製，然而，自正統年間土木堡之變以來，邊患日巫，兵部的這種人事編制，己然無法適應戰事頻發的危機局面。
為此，隆慶四年二月，高拱在其奏疏中，深刻地揭示了這種存在己久的體制弊端。認為“一尚二侍”的陳舊人事編制，嚴重限制了兵部職能的發揮。因此，高拱請求對傳統的軍事編制和用人制度作出突破性的變革。其建議之一即是在兵部添設右侍郎二人。兵部編制由“一尚二侍”而為“一尚四侍”，既可以充實兵部的領導力量以應對軍政事務，又便於培養內外兼通的軍事人才，以待日後部臣或守臣之選而取消侍郎出入內外的限制，則能有效地打破部臣與督撫之間的隔閡，使內外信息通達，從而有助於兵部因應事機,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
俺答封貢
在進行了這一系列的軍事改革後，隆慶五年，明王朝又解決了一個大事，那就是明蒙之間達成和議，實現了“俺答封貢”。
這一事件是隆慶時期的一件大事,也是明蒙關係中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轉折。雖然此前，隆慶時期針對北部邊防的改革和整頓措施初有成效，但只是相對提高了明朝的防禦和戰鬥能力，邊防線上戰火紛飛的局面依然如故。至此，“俺答封貢”實現後，明朝的北部邊防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此進入了數十年的相對和平時期。
寫在最後的話
因此，總的來說，隆慶朝雖短，卻是明代歷史上除舊佈新的關鍵時期。嘉隆交替，為改革提供了一個相對有利的政治環境。明穆宗通過吏治，經濟，軍政這“三部曲”的改革，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其即位之初的嚴峻形勢，解決了嘉靖時期的諸多弊政，對明代中後期的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
同時，隆慶革新為萬曆初年的張居正改革奠定了初基，隆慶革新和張居正改革是有前後相承的內在聯繫的，二者共同構成了明代中後期的改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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